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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復社 敵人們大索復社，但始終不知其社址何在。敵人們用盡種種方法，來捉捕復社的主持人，但也始終未能明白究竟復社的主持人是誰。 復社在敵偽統治的初期，活躍於上海的一個比較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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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人們大索復社，但始終不知其社址何在。敵人們用盡種種方法，來捉捕復社的主持人，但也始終未能明白究竟復社的主持人是誰。
復社在敵偽統治的初期，活躍於上海的一個比較自由的小圈子裡，做了不少文化工作，最主要的一個工作，便是出版《魯迅全集》。
復社是一個純粹的為讀者們而設立的一個出版機關，並沒有很多的資本。社員凡二十人，各階層的人都有。那時，社費每人是五十元;二十個人，共一千元。就拿這一千元作為基礎，出版了一部《魯迅全集》。
當初，幾個朋友所以要辦復社的原因，目的所在，就是為了要出版《魯迅全集》。這提議，發動於胡愈之先生。那時候，整個上海的出版界都在風雨飄搖之中，根本不想出版什麼書。像《魯迅全集》，也許有幾家肯承印，肯出版，但在條件上也不容易談得好。
「還是我們自己來出版吧。」留在上海的幾位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的人這樣地想着。
先來組織一個出版機關，這機關便是復社。
編輯委員會的工作並不輕鬆。以景宋夫人為中心，搜輯了許多已刊、未刊的魯迅先生的著作，加以整理，抄寫，編排次序，然後付印。許多朋友，自動的來參加校對的工作。煌煌廿巨冊的大著，校對的事，實在很不容易。王任叔先生在這一方面和編輯方面，所負的責任最多。但假如沒有許多熱情的幫助，他也是「單絲不成線」的。
印刷的經費呢?資本只有一千元，還不夠排印一本。復社開了社員大會，議決，先售預約。直接與讀者們接觸，不經過「書店」的手。記得那時的定價是：每部八元五角。我們發動了好些人，在各方面徵求預約者。同時，為了補救印刷費的不足，另印一部分「紀念本」，定價每部五十元及一百元，紀念本的預定者也很不少。
居然，這皇皇廿巨冊的《魯迅全集》，像奇蹟似的，在上海，在敵偽環伺偵察之下，完成出版的工作了!紀念本印得十分的考究。普通本也還不壞。主持印刷發行的是張宗麟先生，他也是專心一意地在埋頭苦幹着。
最可感動的是，處處都可遇到熱情的幫助與自動的代為宣傳，代為預約，代為校對。眾力易於成事，這是一個最好的例子。這工作，雖發動於復社，雖為復社所主持，而其成功，復社實不敢獨居。這是聯合了各階層的「開明」的「正直」的力量才能完成之的。
而復社的本身，雖然只有二十個社員，而且決不公布其組織與社員們的名單，而在當時，這二十位社員的本身，便也代表了「自由上海」的各階層「開明」的與「正直」的力量。
復社還做了些其他的出版事業。她不以牟利為目的，所以基礎並不穩固，營業也不能開展。所可喜悅的，便是這一股力量，這一股聯合起來的力量。誰都呈獻點兒什麼，誰都願意為「社」而工作。「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在復社裡可以說表現得最充分。
這二十個社員，雖然不常常聚會，但團結得像鐵一樣的堅固。沒有一個人對外說起過這社是怎樣組織的。關於這社的內容，這是第一次的「披露」。
敵人們疑神疑鬼了很久，偵察了很久，但復社是一個鐵桶似的組織，一點兒縫兒也被他們找不到。經營了近四年，卻沒有出過一回亂子。可見愛護她的人之多，也可見她的組織的嚴密。
「一二·八」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復社的社員們留在上海的已經很少了。這少數的人開了一次會，決定，在那樣的環境之下，復社的存在是絕對不可能的，便立即做着種種解散的工作。存書與紙版都有很妥善的處置辦法。復社起來的時候，像從海面上升起的太陽，光芒萬丈，海濤跳擁，聲勢極盛;但在這時候，結束了時，也立即煙消雲散，聲息俱絕。
敵人們和敵人的爪牙們雖曾用了全力來追尋復社的蹤跡，但像奇蹟似的起來，也像奇蹟似的消失了去，他們簡直無從捕風捉影起。
景宋夫人的被捕，受盡了苦，但不曾吐露過關於復社的片語只言。她保全了許多的朋友們。
後來，聽到不少關於敵人們和敵人的爪牙們怎樣怎樣地尋蹤覓跡地在追找復社和復社的主持人的消息。也有不少人因復社的關係被捕過。但都沒有吐露過關於復社的一絲一毫的事。馮賓苻先生也是社員之一，他被捕過，且被傳訊了不止五六次，但他們卻始終不知道他與復社有關。
文化生活社的陸蠡先生被捕時，聽說也曾向他追究過復社的事。即使他知道若干，他如何肯說出來呢?
一直到了敵人的屈膝為止，敵人憲兵隊裡所認為最神秘的案卷，恐怕便是關於復社的一件吧。
其實，復社並不神秘。復社是公開的一個出版機關。復社與各方面接觸的時候很多。知道復社的組織內幕的人很不少。但在各方面的維護之下，復社卻很安全。
凡是敵人們所要破壞的、追尋的，必定要為絕大多數同情者們所維護、所保全的。復社便是一個例子。敵人們的力量永遠是接觸不到這無形的同情的絕大堡壘的。
復社的社員們，除了胡詠騏先生已經亡故了之外，都還健在;雖然散在天南地北，但都還不懈地為人民、為民主而工作。這個不牟利的人民的出版機關，復社，生長於最大多數的人民的同情的維持之中的，將來必會繼續存在而且發展的。她雖停頓了一時，但並沒有死亡。她將更努力地為最大多數的人民服務。她的任務並沒有終了。
人民需要這樣的一個不牟利的出版組織。
讀者們需要這樣的一個不牟利的為讀者們服務的組織。[1]
鄭振鐸簡介
鄭振鐸（1898—1958）現代作家、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考古學家。筆名西諦、CT、郭源新等。原籍福建長樂，生於浙江永嘉。1917年入北京鐵路管理學校學習，五四運動爆發後，曾作為學生代表參加社會活動，並和瞿秋白等人創辦《新社會》雜誌。
1920年11月，與沈雁冰、葉紹鈞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並主編文學研究會機關刊物《文學周刊》，編輯出版了《文學研究會叢書》。1923年1月，接替沈雁冰主編《小說月報》，倡導寫實主義的「為人生」的文學，提出「血與淚」的文學主張。大革命失敗後，旅居巴黎。1929年回國。曾在生活書店主編《世界文庫》。抗戰爆發後，參與發起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創辦《救亡日報》。和許廣平等人組織「復社」，出版了《魯迅全集》、《聯共黨史》、《列寧文選》等。抗戰勝利後，參與發起組織「中國民主促進會」，創辦《民主周刊》，鼓動全國人民為爭取民主、和平而鬥爭。1949年以後，歷任文物局局長、考古研究所所長、文學研究所所長、文化部副部長、中國民間研究會副主席等職。1958年10月18日，在率中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途中，因飛機失事殉難。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說集《家庭的故事》、《桂公塘》，散文集《山中雜記》，專著《文學大綱》、《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通俗文學史》、《中國文學論集》、《俄國文學史略》等。有《鄭振鐸文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