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夢》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西湖夢》是余秋雨寫的一篇文章。
原文
西湖的文章實在做得太多了，做的人中又多歷代高手，再做下去連自己也覺得愚蠢。但是，雖經多次違避，最後筆頭一抖，還是寫下了這個俗不可耐的題目。也許是這汪湖水沉浸着某種歸結性的意義，我避不開它。
初識西湖，在一把劣質的摺扇上。那是一位到過杭州的長輩帶到鄉間來的。摺扇上印着一幅西湖遊覽圖，與現今常見的遊覽圖不同，那上面清楚地畫着各種景致，就像一個立體模型。圖中一一標明各種景致的幽雅名稱，凌駕畫幅的總標題是「人間天堂」。鄉間兒童很少有圖畫可看，於是日日逼視，竟爛熟於心。年長之後真到了西湖，如游故地，熟門熟路地踏訪着一個陳舊的夢境。
明代正德年間一位日本使臣游西湖後寫過這樣一首詩：
昔年曾見此湖圖，
不信人間有此湖。
今日打從湖上過，
畫工還欠費工夫。
可見對許多遊客來說，西湖即便是初游，也有舊夢重溫的味道。這簡直成了中國文化中的一個常用意象，摩挲中國文化一久，心頭都會有這個湖。
奇怪的是，這個湖游得再多，也不能在心中真切起來。過於玄艷的造化，會產生了一種疏離，無法與它進行家常性的交往。正如家常飲食不宜於排場，可讓兒童偎依的奶媽不宜於盛妝，西湖排場太大，妝飾太精，難以叫人長久安駐。大凡風景絕佳處都不宜安家，人與美的關係，竟是如此之蹊蹺。
西湖給人以疏離感，還有別一原因。它成名過早，遺蹟過密，名位過重，山水亭舍與歷史的牽連過多，結果，成了一個象徵性物象非常稠厚的所在。遊覽可以，貼近去卻未免吃力。為了擺脫這種感受，有一年夏天，我跳到湖水中游泳，獨個兒遊了長長一程，算是與它有了觸膚之親。湖水並不涼快，湖底也不深，卻軟絨絨地不能蹬腳，提醒人們這裡有千年的淤積。上岸後一想，我是從宋代的一處勝跡下水，游到一位清人的遺宅終止的，於是，剛剛撫弄過的水波就立即被歷史所抽象，幾乎有點不真實了。
它貯積了太多的朝代，於是變得沒有朝代。它匯聚了太多的方位，於是也就失去了方位。它走向抽象，走向虛幻，像一個收羅備至的博覽會，盛大到了縹緲。
二
西湖的盛大，歸攏來說，在於它是極複雜的中國文化人格的集合體。
一切宗教都要到這裡來參加展覽。再避世的，也不能忘情於這裡的熱鬧;再苦寂的，也要分享這裡的一角秀色。佛教勝跡最多，不必一一列述了，即便是超逸到家了的道家，也占據了一座葛嶺，這是湖畔最先迎接黎明的地方，一早就呼喚着繁密的腳印。作為儒將楷模的岳飛，也躋身於湖濱安息，世代張揚着治國平天下的教義。寧靜淡泊的國學大師也會與荒誕奇瑰的神話傳說相鄰而居，各自變成一種可供觀瞻的景致。
這就是真正中國化了的宗教。深奧的理義可以幻化成一種熱鬧的遊覽方式，與感官玩樂溶成一體。這是真正的達觀和「無執」，同時也是真正的浮滑和隨意。極大的認真伴和着極大的不認真，最後都皈依於消耗性的感官天地。中國的原始宗教始終沒有像西方那樣上升為完整嚴密的人為宗教，而後來的人為宗教也急速地散落於自然界，與自然宗教遙相呼應。背着香袋來到西湖朝拜的善男信女，心中並無多少教義的蹤影，眼角卻時時關注着桃紅柳綠、蓴菜醋魚。是山水走向了宗教?抑或是宗教走向了山水?反正，一切都歸之於非常實際、又非常含糊的感官自然。
西方宗教在教義上的完整性和普及性，引出了宗教改革者和反對者們在理性上的完整性和普及性;而中國宗教，不管從順向還是逆向都激發不了這樣的思維習慣。綠綠的西湖水，把來到岸邊的各種思想都款款地搖碎，溶成一氣，把各色信徒都陶冶成了遊客。它波光一閃，嫣然一笑，科學理性精神很難在它身邊保持堅挺。也許，我們這個民族，太多的是從西湖出發的遊客，太少的是魯迅筆下的那種過客。過客衣衫破碎，腳下淌血，如此急急地趕路，也在尋找一個生命的湖泊吧?但他如果真走到了西湖邊上，定會被萬千悠閒的遊客看成是乞丐。也許正是為此，魯迅勸阻郁達夫把家搬到杭州：
錢王登假仍如在，
伍相隨波不可尋，
平楚日和憎健翮，
小山香滿蔽高岑。
墳壇冷落將軍岳，
梅鶴淒涼處士林，
何似舉家游曠遠，
風波浩蕩足行吟。
他對西湖的口頭評語乃是：「至於西湖風景，雖然宜人，有吃的地方，也有玩的地方，如果流連忘返，湖光山色，也會消磨人的志氣的。如像袁子才一路的人，身上穿一件羅紗大褂，和蘇小小認認鄉親，過着飄飄然的生活，也就無聊了。」(川島：《憶魯迅先生一九二八年杭州之游》)
然而，多數中國文人的人格結構中，對一個充滿象徵性和抽象度的西湖，總有很大的向心力。社會理性使命已悄悄抽繹，秀麗山水間散落着才子、隱士，埋藏着身前的孤傲和身後的空名。天大的才華和鬱憤，最後都化作供後人遊玩的景點。景點，景點，總是景點。
再也讀不到傳世的檄文，只剩下廊柱上龍飛鳳舞的楹聯。
再也找不見慷慨的遺恨，只剩下幾座既可憑弔也可休息的亭台。
再也不去期待歷史的震顫，只有凜然安坐着的萬古湖山。
修繕，修繕，再修繕。群塔入雲，藤葛如髯，湖水上漂浮着千年藻苔。
三
西湖勝跡中最能讓中國文人揚眉吐氣的，是白堤和蘇堤。兩位大詩人、大文豪，不是為了風雅，甚至不是為了文化上的目的，純粹為了解除當地人民的疾苦，興修水利，浚湖築堤，終於在西湖中留下了兩條長長的生命堤壩。
清人查容詠蘇堤詩云：「蘇公當日曾築此，不為游觀為民耳。」恰恰是最懂游觀的藝術家不願意把自己的文化形象雕琢成游觀物，於是，這樣的堤岸便成了西湖間特別顯得自然的景物。不知旁人如何，就我而論，游西湖最暢心意的，乃是在微雨的日子，獨個兒漫步於蘇堤。也沒有什麼名句逼我吟誦，也沒有後人的感慨來強加於我，也沒有一尊莊嚴的塑像壓抑我的鬆快，它始終只是一條自然功能上的長堤，樹木也生得平適，鳥鳴也聽得自如。這一切都不是東坡學士特意安排的，只是他到這裡做了太守，辦了一件盡職的好事。就這樣，才讓我看到一個在美的領域真正卓越到了從容的蘇東坡。
但是，就白居易、蘇東坡的整體情懷而言，這兩道物化了的長堤還是太狹小的存在。他們有他們比較完整的天下意識、宇宙感悟，他們有他們比較硬朗的主體精神、理性思考，在文化品位上，他們是那個時代的峰巔和精英。他們本該在更大的意義上統領一代民族精神，但卻僅僅因辭章而入選為一架僵硬機體中的零件，被隨處裝上拆下，東奔西顛，極偶然地調配到了這個湖邊，搞了一下別人也能搞的水利。我們看到的，是中國歷代文化良心所能作的社會實績的極致。儘管美麗，也就是這麼兩條長堤而已。
也許正是對這類結果的大徹大悟，西湖邊又悠悠然站出來一個林和靖。他似乎把什麼都看透了，隱居孤山20年，以梅為妻，以鶴為子，遠避官場與市囂。他的詩寫得着實高明，以「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兩句來詠梅，幾乎成為千古絕唱。中國古代，隱士多的是，而林和靖憑着梅花、白鶴與詩句，把隱士真正做道地、做漂亮了。在後世文人眼中，白居易、蘇東坡固然值得羨慕，卻是難以追隨的;能夠偏偏到杭州西湖來做一位太守，更是一種極偶然、極奇罕的機遇。然而，要追隨林和靖卻不難，不管有沒有他的才份。梅妻鶴子有點煩難，其實也很寬鬆，林和靖本人也是有妻子和小孩的。哪兒找不到幾叢花樹、幾隻飛禽呢?在現實社會碰了壁、受了阻，急流勇退，扮作半個林和靖是最容易不過的。
這種自衛和自慰，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機智，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狡黠。不能把志向實現於社會，便躲進一個自然小天地自娛自耗。他們消除了志向，漸漸又把這種消除當作了志向。安貧樂道的達觀修養，成了中國文化人格結構中一個寬大的地窖，儘管有濃重的霉味，卻是安全而寧靜。於是，十年寒窗，博覽文史，走到了民族文化的高坡前，與社會交手不了幾個回合，便把一切沉埋進一座座孤山。
結果，群體性的文化人格日趨黯淡。春去秋來，梅凋鶴老，文化成了一種無目的的浪費，封閉式的道德完善導向了總體上的不道德。文明的突進，也因此被取消，剩下一堆梅瓣、鶴羽，像書籤一般，夾在民族精神的史冊上。
四
與這種黯淡相對照，野潑潑的，另一種人格結構也調皮地擠在西湖岸邊湊熱鬧。
首屈一指者，當然是名妓蘇小小。
不管願意不願意，這位妓女的資格，要比上述幾位名人都老。在後人詠西湖的詩作中，總是有意無意地把蘇東坡、岳飛放在這位姑娘後面：「蘇小門前花滿枝，蘇公堤上女當壚」;「蘇家弱柳猶含媚，岳墓喬松亦抱忠」……就是年代較早一點的白居易，也把自己寫成是蘇小小的欽仰者：「若解多情尋小小，綠楊深處是蘇家」;「蘇家小女舊知名，楊柳風前別有情」。
如此看來，詩人袁子才鐫一小章曰：「錢塘蘇小是鄉親」，雖為魯迅所不悅，卻也頗可理解的了。
歷代吟詠和憑弔蘇小小的，當然不乏輕薄文人，但內心厚實的飽學之士也多的是。在我們這樣一個國度，一位妓女竟如此尊貴地長久安享景仰，原因是頗為深刻的。
蘇小小的形象本身就是一個夢。她很重感情，寫下一首《同心歌》曰「妾乘油壁車，郎跨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朴樸素素地道盡了青年戀人約會的無限風光。美麗的車，美麗的馬，一起飛駛疾馳，完成了一組氣韻奪人的情感造像。又傳說她在風景勝處偶遇一位窮困書生，便慷慨解囊，贈銀百兩，助其上京。但是，情人未歸，書生已去，世界沒能給她以情感的報償。她並不因此而鬱憤自戕，而是從對情的執著大踏步地邁向對美的執著。她不願做姬做妾，勉強去完成一個女人的低下使命，而是要把自己的美色呈之街市，蔑視着精麗的高牆。她不守貞節只守美，直讓一個男性的世界圍着她無常的喜怒而旋轉。最後，重病即將奪走她的生命，她卻恬然適然，覺得死於青春華年，倒可給世界留下一個最美的形象。她甚至認為，死神在她19歲時來訪，乃是上天對她的最好成全。
難怪曹聚仁先生要把她說成是茶花女式的唯美主義者。依我看，她比茶花女活得更為瀟灑。在她面前，中國歷史上其他有文學價值的名妓，都把自己搞得太逼仄了。為了一個負心漢，或為了一個朝廷，顛簸得過於認真。只有她那種頗有哲理感的超逸，才成為中國文人心頭一幅秘藏的聖符。
由情至美，始終圍繞着生命的主題。蘇東坡把美衍化成了詩文和長堤，林和靖把美寄託於梅花與白鶴，而蘇小小，則一直把美熨帖着自己的本體生命。她不作太多的物化轉捩，只是憑藉自身，發散出生命意識的微波。
妓女生涯當然是不值得讚頌的，蘇小小的意義在於，她構成了與正統人格結構的奇特對峙。再正經的鴻儒高士，在社會品格上可以無可指摘，卻常常壓抑着自己和別人的生命本體的自然流程。這種結構是那樣的宏大和強悍，使生命意識的激流不能不在崇山峻岭的圍困中變得恣肆和怪異。這裡又一次出現了道德和不道德、人性和非人性、美和丑的悖論：社會污濁中也會隱伏着人性的大合理，而這種大合理的實現方式又常常怪異到正常的人們所難以容忍。反之，社會歷史的大光亮，又常常以犧牲人本體的許多重要命題為代價。單向完滿的理想狀態，多是夢境。人類難以掙脫的一大悲哀，便在這裡。
西湖所接納的另一具可愛的生命是白娘娘。雖然只是傳說，在世俗知名度上卻遠超許多真人，因此在中國人的精神疆域中早就成了一種更宏大的切實存在。人們慷慨地把湖水、斷橋、雷峰塔奉獻給她。在這一點上，西湖毫無虧損，反而因此而增添了特別明亮的光色。
她是妖，又是仙，但成妖成仙都不心甘。她的理想最平凡也最燦爛：只願做一個普普通通的人。這個基礎命題的提出，在中國文化中具有極大的挑戰性。
中國傳統思想歷來有分割兩界的習慣性功能。一個渾沌的人世間，利刃一划，或者成為聖、賢、忠、善、德、仁，或者成為奸、惡、邪、丑、逆、凶，前者舉入天府，後者淪於地獄。有趣的是，這兩者的轉化又極為便利。白娘娘做妖做仙都非常容易，麻煩的是，她偏偏看到在天府與地獄之間，還有一塊平實的大地，在妖魔和神仙之間，還有一種尋常的動物：人。她的全部災難，便由此而生。
普通的、自然的、只具備人的意義而不加外飾的人，算得了什麼呢?厚厚一堆二十五史並沒有為它留出多少筆墨。於是，法海逼白娘娘回歸於妖，天庭勸白娘娘上升為仙，而她卻拼着生命大聲呼喊：人!人!人!
她找上了許仙，許仙的木訥和委頓無法與她的情感強度相對稱，她深感失望。她陪伴着一個已經是人而不知人的尊貴的凡夫，不能不陷於寂寞。這種寂寞，是她的悲劇，更是她所嚮往的人世間的悲劇。可憐的白娘娘，在妖界仙界呼喚人而不能見容，在人間呼喚人也得不到回應。但是，她是決不會捨棄許仙的，是他，使她想做人的欲求變成了現實，她不願去尋找一個超凡脫俗即已離異了普通狀態的人。這是一種深刻的矛盾，她認了，甘願為了他去萬里迢迢盜仙草，甘願為了他在水漫金山時殊死拼搏。一切都是為了衛護住她剛剛抓住一半的那個「人」字。
在我看來，白娘娘最大的傷心處正在這裡，而不是最後被鎮於雷峰塔下。她無懼於死，更何懼於鎮?她莫大的遺憾，是終於沒能成為一個普通人。雷峰塔只是一個歸結性的造型，成為一個民族精神界的愴然象徵。
1924年9月，雷峰塔終於倒掉，一批「五四」文化闖將都不禁由衷歡呼，魯迅更是對之一論再論。這或許能證明，白娘娘和雷峰塔的較量，關係着中國精神文化的決裂和更新?為此，即便明智如魯迅，也願意在一個傳說故事的象徵意義上深深沉浸。
魯迅的朋友中，有一個用腦袋撞擊過雷峰塔的人，也是一位女性，吟罷「秋風秋雨愁煞人」，也在西湖邊上安身。
我欠西湖的一筆宿債，是至今未到雷峰塔廢墟去看看。據說很不好看，這是意料中的，但總要去看一次。
解析
西湖的自然景觀在中國人心目中，是如此突出，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家喻戶曉。多少年來，多少文人墨客，耗盡才思，表現他們對於西湖美的欣賞。好像有一種無聲的命令，在召喚着歷朝歷代的作家，對着這樣一個共同的主題，進行才華的競賽。要把所有描寫西湖的散文都收集起來，似乎已經不可能;即使真的皇天不負苦心人，有幸能夠編纂成冊，也許會令人感到煞風景。因為，幾乎所有以西湖為主題的散文，都在一點上陷入模式的雷同，那就是一味地把西湖美化、詩化。在美化和詩化以外，有沒有想像的餘地呢?這個問題，雖然沒有人提出過，但作品卻作出了共同的回答：沒有。除了詩化、美化，要表現西湖是難以想像的。
然而余秋雨卻不買賬。
他沒有把西湖僅僅當作一種自然景觀來欣賞;他不把自己的目標鎖定在美化和詩化上。
他的想像、他的思緒，越出了詩化和美化的邊界。對於西湖，他不但沒有感到詩意，相反，他的發現是：美則美矣，卻並不親切。他強調的是一種「疏離」之感。
他拒絕把西湖當作自然景觀來欣賞，而把西湖當作傳統文化人格的象徵來批判。他看到的是：西湖是中國文化人格的集合體。從佛教到道教，從儒家知識分子，到歷史上名將，從隱士到文人，都在這裡留下遺蹟。正是從這裡，余秋雨發出了對於中國傳統文化人格的解剖：「深奧的理義可幻化為一種熱鬧的遊覽方式——最後都皈依於消耗性的感官天地。」「秀麗山水間散落着才子、隱士，埋藏着身前的孤傲和身後的空名。天大的才華和鬱憤，最後都化作供後人遊玩的景點。」
這種對於文化消閒的批判，並不簡單化，西湖的人文景觀是複雜的，雖然人們對於蘇堤和白堤是欣賞的，但是白居易、蘇東坡的功業，卻被狹隘化了。他最不屑的是林和靖，在他看來，那不過是一種知識分子的不負責任。倒是妓女蘇小小卻引起了他的讚賞，作為一種生命的美的追尋，由於與知識分子的「人格對峙」而獲得價值。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白娘子為了普通的人的價值的犧牲則成為「一個民族的精神界的愴然象徵」。
以抒情的讚美為基調的西湖散文，從理論上來說，大體都屬於審美散文之列。但是，余秋雨主要不是以情感取勝，而是以豐厚的智性取勝。從這篇散文，讀者想來可以看出，他所開拓的是另外一個世界，一個也許不能為審美所概括的世界，我們暫且把它叫做「審智」的世界。
有些文學評論家盲目地批評余秋雨「濫情」是沒有道理的，因為從根本上來說，余秋雨在當代散文史上的貢獻，就是超越了當代散文的抒情、美化、詩化的審美模式，以智性滲入到情感中去，使得散文的廣度和深度空前地提升了。甚至可以說，他創造了一種餘式的文體和餘式話語，正是因為這樣，他才有那麼多年輕的和並不年輕的追隨者。[1]
《信客》作者余秋雨簡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餘姚人，我國當代著名藝術理論家、文化史學者、散文家。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教授，上海寫作學會會長。辭職後繼續從事教學和寫作。主要著作有《戲劇理論史稿》（198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藝術創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識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山居筆記》（1998年，文匯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稱號，入載多部世界名人錄。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獲上海市出版一等獎，上海市文學藝術優秀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金石堂最具影響力的書獎。《山居筆記》獲海外華文文學最高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第一名。此篇《信客》選自《文化苦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