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無疆3.16那個巨人》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那個巨人是余秋雨寫的一篇散文，出自行者無疆。
原文欣賞
1我終於來到了滑鐵盧。一八一五年六月十八日下午，一頭雄獅在這裡倒下。歐洲的王室鬆了一口氣，重新從這裡抬起驕傲的腳步。
古戰場的遺址上堆起一座山丘，山丘頂上鐵獅威武。但這頭鐵獅並非紀念那頭雄獅，而是相反，紀念對他的制服。
山丘的泥土全部取自戰場，這小小的兩公里擁擠過十幾萬廝殺的人群，每一寸都浸泡過鮮血。當時剛剛獲勝的威靈頓將軍長長一嘆，說:「勝利，是除了失敗之外的最大悲劇!」
山丘由列日市的婦女背土築成，因為她們支持過拿破崙，這是懲罰性的勞役。
為什麼獨獨要讓婦女們來承擔這個勞役?說是她們的男人正在接受更大的懲罰。但在我看來，那是出於勝利者們對那個失敗者殘存的嫉妒。男人間的嫉妒往往與女人有關，因此必然會讓支持過他、崇拜過他的她們，來確認他的失敗，這可能是對他最大的羞辱。
女人們用柔軟的雙手捧起泥土，哪裡還分得清什麼勝方敗方?只知道這是男人的血，這是不乾的土。加幾滴我們的眼淚進去拌一拌吧，至於這座山丘的含義，我們心裡清楚。
2滑鐵盧戰場遺址，自然由當年的勝利者保存和修復，但奇怪的是，幾乎所有的遊人在心中祭拜的，都是那位騎着白馬的失敗者。那座紀念山丘，兩百多級高高的台階，連小孩也在那裡步步攀登。一隊比利時的小學生全部爬到了頂部，一問，他們只知道拿破崙，不知道威靈頓。他們是小孩，而且並不是法國的。因此，當年壘築這座山丘的意圖，已經全部落空。
以往我們習慣於把戰爭分作正義和非正義兩種，說起來很明快，其實事情要比這種劃分複雜得多。像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樣是非分明的戰爭比較好辦，第一次世界大戰分起來就有一點麻煩了。如果分不清就說成是「狗咬狗」，那麼，多數古戰場就成了一片狗吠，很少找得到人的蹤影。
戰爭雙方，如果沒有逾越人類公理的底線，那麼隨着時間的推移，最後留下的只有意志的比照、智謀的競賽、人格的對壘，成為永久的話由、寫作的題材。《三國演義》里的馬蹄硝煙，蘇東坡如此悠悠緬懷，羅貫中如此娓娓道來，只因為那已是審美意義上的征戰。
滑鐵盧的戰事之所以與敦刻爾克大撤退、諾曼底登陸不同，是因為雙方都沒有逾越人類公理，因此一起成了後代的審美對象。審美一旦開始，勝敗立即退居很次要的地位，人們投注的是人格視線，即便是匹馬夕陽、荒原獨吼，也會籠罩着悲劇美。因此，拿破崙就有了超越威靈頓的巨大優勢，正好與勝敗相反。
審美心理曲線是一條長長的拋物線，以值得關注的奇異強勢作為起點。人們關注拿破崙由來已久，尤其是他從放逐的小島上直奔巴黎搶回皇位的傳奇，即使不喜歡他的人也會聲聲驚嘆。滑鐵盧只是那個漂亮行程的一個終點。可憐威靈頓，雖然勝利，卻只有點而沒有線。誰有那麼好的視力去關注一個孤零零的點呢，因此難怪比利時的小學生不知道他，反而爬着他的勝利高坡，來懷念他的手下敗將。
其實豈止是今天的小學生，即便是戰事結束不久，即便不是法國人，大家說起滑鐵盧，也已經作為一個代表失敗的詞彙。可見，人們都把拿破崙當作了主體，都不自覺地站到了他的一邊。
亞里士多德說，詩比歷史更真實、更普遍。他所說的詩，泛指美學行為。小學生還沒有來得及學習歷史，卻已經接受了社會性的審美遺傳。
由此可見，歷史中的滑鐵盧和詩中的滑鐵盧屬於兩個範疇，兩個範疇加在一起，相映成輝，便使這個地方成了永久的旅遊景點。
滑鐵盧遺址中有一個房子是雨果構思《悲慘世界》的地方，那麼，詩中的滑鐵盧也擁有一個自己的指揮前沿。
雨果提起拿破崙時總是反覆地念叨着「那個巨人」、「那個巨人」，其實發出這個聲音的也是巨人。「那個巨人」不知道身後會有一個文化巨人對他那麼關注，這關注將把他隆重地送人另一部歷史，一代代觀者如堵。[1]
《信客》作者余秋雨簡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餘姚人，我國當代著名藝術理論家、文化史學者、散文家。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教授，上海寫作學會會長。辭職後繼續從事教學和寫作。主要著作有《戲劇理論史稿》（198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藝術創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識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山居筆記》（1998年，文匯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稱號，入載多部世界名人錄。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獲上海市出版一等獎，上海市文學藝術優秀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金石堂最具影響力的書獎。《山居筆記》獲海外華文文學最高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第一名。此篇《信客》選自《文化苦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