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無疆2.23另一種貧富》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另一種貧富是余秋雨寫的一篇散文，出自行者無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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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皆知瑞士，但如果追問瑞士的首都在哪裡，多數答不出來。
原因很多，其中一個是，作為首都的伯爾尼居然沒有機場。
在現代社會，沒有機場等於阻攔很多政要和傳媒的輕鬆進入，等於拒絕大量活動在這裡舉辦，因此，各國民眾很少有機會聽到它。人們更多地知道日內瓦和蘇黎世，每天不知道有多少旅客乘飛機到這兩個城市，下機後立即轉乘汽車，長途跋涉去找首都。
這連想一想都煩不勝煩。
瑞士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之一，又是國際金融中心，首都沒個機場實在有點荒誕。問原因，瑞士朋友不好意思地聳聳肩，說這是伯爾尼公民投票的結果，他們怕飛機降落聲太吵。
「還有更奇怪的呢，」這位瑞士朋友說:「聯合國歐洲總部在日內瓦，日內瓦在瑞士，但瑞士恰恰不參加聯合國，也是公民投票的結果。」
不想繳聯合國的會費倒也罷了，我聽這兒的幾位中國學者說，最不可理喻的是一些早已經過充分論證的大型交通項目，多年的基礎工程完成了，大筆經費也用了，一投票卻被否定，投票者多數是不出門的農民，否定的理由既瑣碎又具體，但只有這樣的理由才能左右他們。
我覺得老是拿着這樣的事情進行公民投票，看似民主，恰恰違背了支撐民主精神的理性原則。在一個個人聲鼎沸的投票之夜，當那些顯而易見的自私考慮一次次壓倒了那些着眼於整體尊嚴的決策，瑞士也就暴露了自己在精神文化上的貧乏。
它確實很富，富在近一百多年，主要出於一種生存策略。由此，出現了它的文化積澱和經濟地位之間的嚴重反差。它在現代城市生態外殼中，依然澎湃着村社式的原始民主情緒，結果只能不斷地讓人瞠目結舌。
它讓我聯想到一些快速富裕起來的農民企業家，有充分的生存智謀，卻缺少足夠的文化道義。後來逐漸聽說，瑞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雖然中立卻與納粹德國有隱蔽的經濟往來，而近年來又位居發達國家對貧困、受災國家外援比例的末位，我也就不奇怪了。它缺少另一種更重要的富裕，因此雖然頻頻得利，卻又頻頻露怯。
我不知道它是否已經自我覺察，昨天晚上還特意寫了一段話相送:驕人的富裕培養了你的自負，百年的成功鼓勵了你的保守，長久的安寧增加了你的瑣碎，太多的福利吞食了你的追求，缺少文化積澱和精神主軸，你的美麗中埋藏着太多的隱憂。
但這段話只是發送到香港鳳凰衛視播出，華人觀眾聽聽罷了。那麼，這段話中的「你」就應該改成「它」。只是這樣一改，也就變成了躲在人家背後的說三道四，不大光彩。
每個國家各有自己的命運。與瑞士相比，很多國家在近百年間連遭厄運，例如，或蒙戰火荼毒，或受惡魔統治，或被貧困控制，但是災難也會養育另一種成果，何況有些國家還有輝煌的精神文化遺產。瑞士常常從反面證明那些國家畢竟根基深厚，就像一個暴發戶常常在某些生活細節上反襯出別人並不寒磣。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中立的意義已不存在，幸好有冷戰使它勉強延伸;現在冷戰也已過去，中立完全失去了身份。那麼瑞士，在往後的日子裡，你將會有什麼動靜?
我只想提醒，世上有很多事情是中立不得的。人類在抖落各種歷史對抗之後必將重新面對最本質的矛盾，即文明與野蠻、善良和邪惡、和平和恐怖、正常與極端的矛盾，在這些矛盾前面，最需要的，恰恰是你比較缺少的文化道義。這兒容不得生存計謀，這兒來不得暗通關節，這兒不存在中立空間。[1]
《信客》作者余秋雨簡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餘姚人，我國當代著名藝術理論家、文化史學者、散文家。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教授，上海寫作學會會長。辭職後繼續從事教學和寫作。主要著作有《戲劇理論史稿》（198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藝術創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識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山居筆記》（1998年，文匯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稱號，入載多部世界名人錄。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獲上海市出版一等獎，上海市文學藝術優秀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金石堂最具影響力的書獎。《山居筆記》獲海外華文文學最高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第一名。此篇《信客》選自《文化苦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