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1)》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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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是余秋雨寫的一篇散文，出自摩挲大地。
原文
文明本是對野蠻的擺脫，為什麼文明自己的歷史卻又回到了野蠻?這真不知道讓人說什麼才好。
但是，世界上也有一個地方，居然讓世界上幾個最大的文明相遇了，交流了，甚至局部地融合了。
這個地方，在中國古代叫「西域」，大致是指現在的甘肅西部、青海北部、新疆全部。不管是近一點的印度文明、波斯文明，還是遠一點的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希臘文明，都出現在這個地方。當然，更不必說中國自己的中華文明了。
這麼一些大文明為什麼都會到這裡來匯合和交流?
原因是，這裡離那些大文明的政治中心都比較遙遠，到處是荒原和沙漠，要讓大規模的軍團來長途跋涉，既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但是，如果要讓一支支商隊依賴着駱駝慢慢穿越，則就成了每一個文明都企盼的好事了，因此便有了絲綢之路。商貿之間也會產生惡性競爭，幸好，行走在絲綢之路上的還有不少宗教人士，讓這片遼闊的土地獲得了精神安頓。宗教和宗教之間也會產生嚴重糾紛，幸好，這兒的宗教以佛教為主，而佛教是唯一沒有引發過宗教戰爭的世界性宗教。
於是，這片看似荒昧的土地，不經意間擁有了蓬勃的文明生態：以絲綢之路為經絡的物質文明，加上以佛教文化為中心的精神文明。這樣的文明生態雖然還無法阻止各個小邦國之間的征戰，卻意味着各個大文明之間的重大討伐不可能在這裡發生。
有趣的是，我發現，這個區域內各個小邦國之間的征戰，往往是為了爭奪一個佛教大師。這樣的戰爭規模大不起來，被爭奪的佛教大師說一聲「別打了，我跟你走吧」，事情也就了結了。
我非常喜歡這些地方，只要有機會總會過去，站在沙漠之中，傾聽着一兩千年前的馬蹄駝鈴，遙望着早已遠去的袈裟背影。我想，再好再大的文明，一直置身於它的中心地區也一定會逐漸僵化;只有到了這樣的邊遠地帶，任何一種文明都無法霸道，彼此之間相見而歡，這才叫人類文明的敞亮地帶。
在這個敞亮地帶，有一些著名的路線，沿着路線又有一些著名的重鎮，其中一個就是敦煌。
公元三六六年，有一位僧人在敦煌東南方鳴沙山東麓的斷崖上開始開鑿石窟，後來代代有人繼續，這就成了著名的莫高窟。
佛教在印度傳播之初，石窟是僧人修行的場所，卻不在裡邊雕塑和描繪佛像，要表現也只用象徵物來替代，用得比較多的有金牛、佛塔、法柱等。後來到了犍陀羅時期，受到亞歷山大大帝東征時帶來的希臘雕塑家們的影響，開始開鑿佛像石窟。因此，人們往往可以從那裡發現希臘雕塑的明顯痕跡。
你看，僅僅是佛像石窟，就已經把印度文明和希臘文明包羅在裡邊了。這些石窟大多處於荒山野嶺之間，遠遠看去很不起眼，哪裡知道裡面所蘊藏的，卻是兩個偉大文明的精彩。
當然，更重要的是作為主體的中華文明。佛教從印度一進入中國，立即明白這是一個需要用通俗、形象的方式來講故事的國度，因此在石窟造像藝術中又融入了越來越濃重的中華世俗文明。結果，以人類的幾大文明為背景，一代代的佛像都在石窟里深刻而又通俗地端莊着，微笑着，快樂着，行動着，也苦澀着，犧牲着。漸漸地，這一切都與中華歷史接通了血脈，甚至成了一部由堅石雕刻的歷史。
莫高窟，便是其中的典型。
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標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
讀後感
「中國的文化古蹟常常帶有歷史的層累性」。是的，莫高窟就是其典型的例子。讀完整篇文章，被他那精美的文字所吸引。利用色彩的變化，娓娓述說着歷史的變化。不僅道出政治的更替經濟的變化，更難能可貴的交代了莫高窟壁畫的時序性和差別性。從藝術的角度闡述時代的變遷以及藝術隨時代的變化而變化。
北魏戰事激烈，「色澤濃厚沉着得如同立體，筆觸奔放豪邁得如同劍戟」。當色彩「暢快柔美」的時候，是那英勇的隋文帝統一了中國。唐代，對於中國人來說，無疑是一個輝煌的歷史。大唐帝國，以一個帝國來稱呼，一點都不恭維。經濟繁榮，政治穩定，各民族團結，大量的外族人開始融入唐代社會。這時的色彩也開始爆發，爆發的並不野氣，「舒舒展展地納入細密，流利的線條，幻化為壯麗無比的交響樂章」。五代的「色流更趨精細」，「由熾熱走向溫煦，由狂放漸趨沉着」。當「歡快的整體氛圍」不在擁有，色彩灰黯，舞蹈者的「舞姿也開始變得拘謹」的時期。大宋的國土已經支離破碎。到元代，那艷麗的火紅的亮麗的紅色已經失去光澤，不再擁有屬於它的光環...... 莫高窟的魅力不僅僅是局限於藝術，歷史、文化、宗教、藝術的四重交織，讓人在這大漠之中感到生命的可貴。
莫高窟的神秘，也許不是余秋雨能寫明白能述說清楚的，只有等你自己去解謎了。期待莫高窟之行。 最後想說，余秋雨，你牛。讓我感受到的不僅是您的文字功底和藝術功力，更讓我能感受到如同和您一起站在莫高窟的洞窟之中感受它的魅力。謝謝您的《莫高窟》，《文化苦旅》我將進行到底。[1]
《信客》作者余秋雨簡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餘姚人，我國當代著名藝術理論家、文化史學者、散文家。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教授，上海寫作學會會長。辭職後繼續從事教學和寫作。主要著作有《戲劇理論史稿》（198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藝術創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識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山居筆記》（1998年，文匯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稱號，入載多部世界名人錄。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獲上海市出版一等獎，上海市文學藝術優秀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金石堂最具影響力的書獎。《山居筆記》獲海外華文文學最高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第一名。此篇《信客》選自《文化苦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