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老王》是楊絳寫的一篇散文。
原文
我常坐老王的三輪。他蹬，我坐，一路上我們說着閒話。
據老王自己講：北京解放後，蹬三輪的都組織起來;那時候他「腦袋慢」，「沒繞過來」，「晚了一步」，就「進不去了」。他感嘆自己「人老了，沒用了」。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因為他是單幹戶。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輛破舊的三輪車。有個哥哥死了，有兩個侄兒「沒出息」，此外就沒什麼親人。
老王不僅老，他只有一隻眼，另一隻是「田螺眼」，瞎的。乘客不願坐他的車，怕他看不清，撞了什麼。有人說，這老光棍大約年輕時候不老實，害了什麼惡病，瞎掉一隻眼。他那隻好眼也有病，天黑了就看不見，有一次，他撞在電杆上，撞得半面腫脹，又青又紫。那時候我們在幹校，我女兒說他是夜盲症，給他吃了大瓶的魚肝油，晚上就看得見了。他也許是從小營養不良而瞎了一眼，也許是得了惡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後者該是更深的不幸。
有一天傍晚，我們夫婦散步，經過一個荒僻的小胡同，看見一個破破落落的大院，裡面有幾間塌敗的小屋，老王正蹬着他那輛三輪進大院去。後來我坐着老王的車和他閒聊的時候，問起那裡是不是他的家。他說，住那兒多年了。
有一年夏天，老王給我們樓下人家送冰，願意給我們家帶送，車費減半。我們當然不要他減半收費。每天清晨，老王抱着冰上三樓，代我們放入冰箱。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價相等。胡同口蹬三輪的我們大多熟識，老王是其中最老實的。他從沒看透我們是好欺負的主顧，他大概壓根兒沒想到這點。
「文化大革命」開始，默存不知怎麼的一條腿走不得路了。我代他請了假，煩老王送他上醫院。我自己不敢乘三輪，擠公共汽車到醫院門口等待。老王幫我把默存扶下車，卻堅決不肯拿錢。他說：「我送錢先生看病，不要錢。」我一定要給錢，他啞着嗓子悄悄問我：「你還有錢嗎?」我笑說有錢，他拿了錢卻還不大放心。
我們從幹校回來，載客三輪都取締了。老王只好把他那輛三輪改成運貨的平板三輪。他並沒有力氣運送什麼貨物。幸虧有一位老先生願把自己降格為「貨」，讓老王運送。老王欣然在三輪平板的周圍裝上半寸高的邊緣，好像有了這半寸邊緣，乘客就圍住了不會掉落。我問老王憑這位主顧，是否能維持生活。他說可以湊合。可是過些時老王病了，不知什麼病，花錢吃了不知什麼藥，總不見好。開始幾個月他還能扶病到我家來，以後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來代他傳話了。
有一天，我在家聽到打門，開門看見老王直僵僵地鑲嵌在門框裡。往常他坐在蹬三輪的座上，或抱着冰傴着身子進我家來，不顯得那麼高。也許他平時不那麼瘦，也不那麼直僵僵的。他面色死灰，兩隻眼上都結着一層翳，分不清哪一隻瞎、哪一隻不瞎。說得可笑些，他簡直像棺材裡倒出來的，就像我想像里的殭屍，骷髏上繃着一層枯黃的干皮，打上一棍就會散成一堆白骨。我吃驚地說：「啊呀，老王，你好些了嗎?」
他「唔」了一聲，直着腳往裡走，對我伸出兩手，他一手提着一個瓶子，一手提着一包東西。
我忙去接。瓶子裡是香油，包裹里是雞蛋。我記不清是十個還是二十個，因為在我記憶里多得數不完。我也記不起他是怎麼說的，反正意思很明白，那是他送我們的。
我強笑說：「老王，這麼新鮮的大雞蛋，都給我們吃?」
他只說：「我不吃。」
我謝了他的好香油，謝了他的大雞蛋，然後轉身進屋去。他趕忙止住我說：「我不是要錢。」
我也趕忙解釋：「我知道，我知道——不過你既然自己來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他也許覺得我這話有理，站着等我。
我把他包雞蛋的一方灰不灰、藍不藍的方格子破布疊好還他。他一手拿着布，一手攥着錢，滯笨地轉過身子。我忙去給他開了門，站在樓梯口，看他直着腳一級一級下樓去，直擔心他半樓梯摔倒。等到聽不見腳步聲，我回屋才感到抱歉，沒請他坐坐喝口茶水。可是我害怕得糊塗了，那直僵僵的身體好像不能坐，稍一彎曲就會散成一堆骨頭。我不能想像他是怎麼回家的。
過了十多天，我碰見老王同院的老李。我問：「老王怎麼了?好些沒有?」
「早埋了。」
「呀，他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兒的明天。」
他還講老王身上纏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因為老王是回民，埋在什麼溝里。我也不懂，沒多問。
我回家看着還沒動用的那瓶香油和沒吃完的雞蛋，一再追憶老王和我對答的話，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領受他的謝意。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不知為什麼，每想起老王，總覺得心上不安。因為吃了他的香油和雞蛋?因為他來表示感謝，我卻拿錢去侮辱他?都不是。幾年過去了，我漸漸明白：那是一個多吃多占的人對一個不幸者的愧怍。
賞析
有些事，聽到之後有感觸，禁不住要多想想，可又想不出什麼結論來，只能發出一聲長嘆，自己對自己說：算了，別想了。讀楊絳女士的這篇《老王》，就有類似的感覺。
老王——一個三輪車夫，該算是一個「勞動人民」了吧。按我們過去所受的教育，他是我們的「衣食父母」，我們應該尊敬他，學習他，以他的為人行事作為自己的榜樣。但生活中卻又不然，他窮，他苦，他有病，他為人善良忠厚，但是他「腦袋慢」，「沒繞過來」，「晚了一步」，「進不去了」，成了個「單幹戶」。——難道我們因此而鄙視他，嫌棄他，不同情他嗎?作者楊絳夫婦沒有這樣做，也不會這樣做，這反而成為「同情落後」的一種表現嗎?當然也不能這麼說。
我想：還是把問題想得簡單點：這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同情，普通人之間的友誼，或者說是一種交情。它排除了社會地位的高低，排除了文化教養的懸殊，也排除了經濟條件的差異……這種種因素，在作者與老王的交往中都消失了，只有人與人之間最普通最純粹的同情，有了這種人道主義的精神，文章就光彩奪目了。
「我常坐老王的三輪。他蹬，我坐，一路上我們說着閒話」。反過來，如果到了一個特定時期「我蹬」，「他坐」，也能照常「說着閒話」嗎?——我看也行。
再比如：「老王不僅老，他只有一隻眼，另一隻是『田螺眼』，瞎的。」至於怎麼瞎的，是生下來就瞎，還是「年輕時不老實，害了什麼惡病，瞎掉一隻眼」都沒有關係，這些都不會妨礙作者對他的同情，因為這是人道主義的同情，是發自人們內心的真正的同情。
最有趣的是這個場面：經過抄家而經濟拮据的楊絳，偏偏遇到丈夫錢鍾書生病，由老王用三輪車把他送到醫院，當楊絳付錢給他時，他先是不肯收，後來「他啞着嗓子悄悄問我：『你還有錢嗎?』」這一問，老王的一顆赤誠的心坦露在我們面前，這也是同情，而且是極其可貴的同情。
而最令人難忘的則是老王在臨死前一天，還帶着香油與雞蛋去看望自己的老朋友楊絳夫婦(須知，那是雞蛋和香油都須按人按戶口本憑票定量供應的年代)，當楊絳給他錢時，「他趕快止住我說：『我不是要錢。』」——說這話，並不是顯示自己「高貴」，而確是一種比有身份的人更難得的「平凡」。儘管後來他還是收下了錢，但這決不是交易，而是友誼的交流，是最真誠的「禮尚往來」。
老王是去世了，貧病而死，但是他坦然。作者卻感到愧怍——因為她是一個知識分子，她受過教育，她知道一個知識分子的責任——用自己最大的力量去幫助弱者和不幸的人。這並不是到農村工廠去「滾一身泥巴」所能達到的境界。
世上有多少「老王」?眼前，遠處;國內，國外;過去，現在，未來……數也數不清。我們決不能因其多而喪失自己的同情。世上有多少「楊絳」，過去有，現在有，將來也許還有，但是占知識分子或上層人物人數的比例有多少呢?想也不敢想。我想：社會如果真的有進步的話，那就是「老王」這樣的不幸者越來越少，而「楊絳」這樣的同情者越來越多。
這麼多年來，在報刊雜誌上，在文藝書籍中，人們說了不少空話，假話，套話，故作姿態的話，甚至痛心疾首地譴責自己的話，他們都發誓要「脫胎換骨」，把自己「改造」成一個「真正的勞動人民」。但是，有幾個人是從同情身邊的一個貧困的不幸者開始的呢?——楊絳女士這篇文章的可貴之處就在於此。
我建議讀者把此文與魯迅先生寫於二十年代的那篇名文《一件小事》放在一起讀，也許能夠引發你更有意義的思考。[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