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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是余秋雨寫的一篇散文，出自於余秋雨的散文集《霜冷長河》。
原文
我是一九五七年剛剛十一歲時到上海讀初中的。那所中學的校園典雅富麗，甚至還有歐洲式的大理石噴水池，這在我這麼一個農村來的孩子眼中，就像是海市蜃樓。但當時學校里的第一景觀是飄飄拂拂的大字報，我們看不懂，只在紙簾間竄來竄去，捉迷藏。
記得第一節課是音樂課，老師是一位年輕英俊的男子，他從畫滿五線譜的黑板前走到鋼琴旁，彈了幾個樂句便張口領唱，他的聲音，那麼漂亮又那麼沉悶，我們已知道，他剛剛劃為右派，正在檢討。他上課時，我們教室的窗口，經常有人頭晃動，音樂老師一看，便只唱不講，唱的聲音則更加奇怪。三個星期之後，我們接到通知，音樂老師不來了，音樂課的時間，到操場的角落裡練大合唱。大合唱的歌詞曰：「一九五七年呀，真是個勝利年……」
沒過多久，其它課程也很難正常進行了。大理石噴水池已停止噴水，旁邊搭起了一個養豬棚，養豬棚邊上又砌了煉鋼爐。高年級學生養豬、煉鋼，我們的任務則是到街上拾撿破銅爛鐵，作為煉鋼的原料。
當時全民都在煉鋼。國家領導人發出號召，十五年趕上英國，二十年趕上美國，但對英國和美國的情況卻不了解，只相信了一種說法，即趕上趕不上的標誌是看鋼產量，於是集中力量打殲滅戰，中國大地無處不在煉鋼。里弄鐵門和各家各戶陽台上的鐵架，已全部砸下來充作原料，我們這些孩子再到哪裡去找鐵呢?誰拾到一枚銹跡斑斑的鐵釘就如獲至寶了。撿拾了幾個月所得寥寥，而噴水池旁煉出來的鋼更是一團醜陋不堪的黑疙瘩。於是學校根據上級指示轉移方向，讓學生進附近的工廠勞動，說是要把教育與生產勞動結合起來，不能老坐在課堂里讀書。
老師們出發了，到一家家工廠去商量，希望他們能接納我們勞動。這麼多十歲剛出頭的孩子涌到車間去，既無勞動能力又極不安全，工廠理所當然是不歡迎的。老師們只能紅着臉一次次懇求，一直懇求得那些廠長突然想起了自己早年的老師而感動起來，才遲遲疑疑地同意我們去勞動幾個月。畢竟不行，工廠很快下了逐客令，老師只能再去找另一家。就這麼一家家工廠輪着轉，初中三年，幾乎把學校周圍所有的工廠都勞動遍了。勞動之外也上課，老師們知道時間無多，總是像搶奪珍寶一樣把那一點點上課時間搶在手裡，精琢細磨。那些老師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在我的記憶中一個個風度非凡，課講得好極了。就在勞動的夾縫中，僅僅三年，我們的作文寫作能力已達到流暢無礙、幾乎不犯語法錯誤的地步。數學更好，在路上走着走着，一蹲下身來就可與同學一起在地上用小石子畫出一道道著名的幾何學難題，吵吵嚷嚷地證明起來。
讀高中我換了一所離家更近的學校。這所學校原來是女子中學，剛招男學生，校長是一位女老師，聽說是一位著名右派的太太，英國劍橋出身。我們進校不久她已不能做校長，卻仍然每天忙忙碌碌。我們只在一旁偷看，想找到這位老師在步態舉止上的反動影子。正面相遇時，我們叫一聲「老師好」，她立即回禮，眼睛直直地看着我們，比其他老師回禮時看我們的時間要長。我們的目光立即躲開，心想這大概就是別有用心的眼神。
接替的校長也是一位女士，一身上布衣衫，抗日戰爭時在上海郊區參加過游擊隊，給我們作報告時全是很難聽懂的農村口音，但她很少作報告，要作也就是幾句，說自己沒文化，要我們好好讀書。她走在校園裡，臉上沒有表情，顯得拘謹和膽小，但一見到學生向她鞠躬，便立即滿臉笑容。這位校長的好處是從來不干涉課堂內容，而老師們則趁機離開正式課文加入大量「課外輔導教材」。正式課文里，語文以報紙社論為主，英文以政治口號為主，而通過「課外輔導教材」，我們悄悄地學過了全本《論語》，背誦了屈原的《離騷》，甚至把那本當時不知怎麼進來的Essential English一至四冊學完了。英語老師孫珏先生以異樣的熱情堅守倫敦音，每次都要嘲笑美國口音。但正是在他的嘲笑中，我們也大體知道了美國口音是怎麼回事。
今年母校校慶，我就是帶着這些斷斷續續的回憶重新踏進離開三十多年的校門的。沒有想到，正是這些回憶中的事情，在「文革」中給老師帶來了無窮無盡的災難。老師們所受的污辱，我即便是用文字複述一遍都覺得不舒服，可以笑談的只有一件：我們的數學老師曹惠生先生以不關心政治而著稱，在我們讀書那會兒他已經非常講究衣着和髮型，連拿粉筆的手勢都像音樂家拿指揮棒一樣漂亮，惹得當時剛剛懂點事的女同學們老是紅着臉傻傻地看着他發怔。「文革」一來，他就沒有一點是處了，一連批了幾年，最後終於又要他上講台，他決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把數學課教下去。於是在第一堂函數課里他把當時最流行的概念引了進來：「我們上海有一小撮階級敵人，江蘇也有一小撮，浙江也有一小撮，安徽也有一小撮，加在一起，是為四小撮階級敵人……」他以為這樣講課總算是關心政治的了，沒想到一下課就遭批判：「上級從來只說是一小撮階級敵人，你卻鬧出了四小撮，分明在為階級敵人張目!」
這次我一進校門口就遇到了曹老師，才問候兩句便想證實上面這個傳聞的真實性，曹老師正色道：「傳錯了。我當時不是說四小撮而是說五小撮，特別加了一個山東，因為前來聽課的工人宣傳隊師傅是山東人，我怕他受冷落，臨時加的。沒想到他批我批得最凶。」
曹老師已經成了一個老人，但我居然一眼就能認出來，我想根本原因是當年天天盯着看，學生們的眼睛和心靈都還非常純淨，清清楚楚地打上了烙印，再漫漶也不會失去底本。當然這是對主課老師而言的，而許多非主課老師卻實在有點認不得了。這些非主課老師大多也早已退休，今天特地趕來，靜靜地站在路旁，站在樓梯拐角處，企盼往日的學生能認出他們。我的目光與他們一碰撞，立即感受到他們的企盼，便快步趕上去，一邊呼喊着「老師」，一邊試圖以最快的速度回憶起他們的姓氏。如電擊火濺，有時居然真的在半秒鐘里回憶起來，大聲呼出，於是立即就能感到老人溫熱的手在自己的手掌心裡微微顫動。但是，更多的時候是讓老人失望。這時我想，做一個學生，什麼錯誤都能犯，卻萬不能在畢業多年後面對一位年邁的老師時叫不出他的姓氏。
有一位老教師在操場角上注視我好一會兒了，趕緊迎上去，「李……」我正想親熱地叫他一聲「李老師」，卻又立即收口，因為猛然想起那不是他的姓氏而是他的綽號：李卜克內西。學生們都會調皮地給老師起一些綽號，大多是從老師的講課內容中引發出來的，最要不得的是暗暗把一個胖胖的戴眼鏡的生物學老師叫做「草履蟲」，真是大不敬。眼前這位老師是教世界歷史的，講到李卜克內西時發音特別順溜悅耳，於是就有了這個綽號，他究竟姓什麼，記不起來了。只記得那時我們這些才十幾歲的學生就聽到傳言，說這位老師原是舊社會的一個著名法官，《六法全書》的編者之一，有嚴重的政治歷史問題。這樣一個大人物怎麼落到中學教歷史來了?我常常在課堂上好奇地注視着他的目光。他的目光，平靜而憂鬱，縹緲而蒼涼。當時我已經對哲學發生興趣，有很多問題弄不懂，想來想去覺得只有他才能幫助我。至今記得那天攔住他請教哲學問題時他那多重的驚訝，大大的眼睛看了我好半天，便一把將我拉到樹叢邊，快速地向我推薦了一本外國哲學書，而且告訴我在哪個圖書館可以借到。今天我重提這件往事，他竟然全部記得，而且說，他每次在報紙上看到我的名字時總想轉告我，那本哲學書有幾處錯誤。「我不姓李，叫杜羨孔，老了，今年已經八十二歲。」
老人們的情況，最應該多問又最不便多問。沒見到幾位當年最熟悉的老師，暗自忐忑，卻只敢在熱烈的場面中留半個心眼悄悄搜尋。多搜尋到一個，多一分驚喜。我的語文老師穆尼先生已於去年逝世，今天有一位中年女子特地趕到校慶會場來找我，她是穆尼老師的女兒。她說，穆尼老師臨終前幾次留話，要把他的藏書全部移贈給我。我和同學們一聽都嚇了一跳，因為我們都知道那是一個近似圖書館的龐大收藏。穆尼老師終生貧寒，全是為了購置這些書;他的家庭幾十年來一直侷促在難於轉身的狹隘空間裡，全是為了堆放這些書。他藏書，不是為了著書立說，只是為了備課，備好一節節的中學語文課;而當他無法再用這些書籍備課的時候，也就毫不猶豫地決定把它們全都交給某個他認為成績較好的學生。我當然不可能真去接受這份無價的饋贈，何況我現在連自己的藏書也已經完全無法對付，但面對穆尼老師的女兒我還是不能不心情沉重：畢業那麼多年，我去拜訪老師也就一二次罷了，而老師的遺言卻突然使這架人情的天平嚴重失衡。天地間最大的人情失衡，第一產生於父母與子女之間，第二產生於老師與學生之間。子女和學生痛切地發現這種失衡時，大多已無法彌補。
驀然一愕，我站住了：迎面走來教化學的姜青老師，我化學成績不好，三十年後還保留着對她的畏懼。姜老師清瘦典雅，依然戴着那副眼鏡，笑得那麼高貴。「有一件事我要向你道歉。」她說，「幾年前，你還在做院長，我在一家飲食店裡遇到你們學院的一幫學生，他們大聲喧譁，不按次序，把先來的顧客擠在一邊，而在他們的喧譁中又老是夾帶着你的名字。我忍不住了，走過去要他們遵守秩序，並且告訴他們，做你們院長的學生不必如此炫耀，我是你們院長的老師，有資格教育你們??你看，我在一個不適當的地方冒用了你的名字。」
我連忙問，結果如何，姜老師說：「這幫孩子不錯，我原以為他們會把我說成騙子罵我一頓，沒有，他們立即安靜了，乖乖地排到了我們後面。」我安慰地笑了，想象着姜老師柔聲柔氣間的威儀，三十年前在化學課上就領受過的。
但是姜老師，你又何曾冒名，何必道歉!你不知道，自從學生我不小心出了一點小名，竟然有好幾個從未給我上過一節課的人熱衷充任我的師長，編造我的行跡，而且越說越離奇。我的名字，那個過去在課堂上老被你批評或表揚的名字，如今卻長久浮動在各色盜版書的封面上，映現在那些我從未「指導」和「顧問」過的影視作品前，甚至還怪誕地成為籌款集資的旗號。為此，我十分理解今天已經五十出頭的女同學們遇見當年老師時為什麼會突然孩子般抽泣起來。你是我確證無疑的老師，看着我長大，我的名字只有在你口中叫出來才是最真實的。由你在公共場合宣布我是你的學生，是我的榮幸。
我也要感謝我的那些頑皮的學生，他們居然立即安靜了，沒有讓�我的老師難堪，因此也為我爭了臉。我太知道他們，高個兒高嗓門，大大咧咧，自我感覺過於良好，但基本上還是識大體、通情理的，只須輕輕一聲斷喝，便能領悟學生的本分。謝謝你們，我的學生。
賞析
余秋雨是著名的散文家，他的散文從一個全新的角度透視着中國文化。帶有抒情與回憶意味的《老師》寫得含蓄深沉。文章表現出的思想最為深沉、感情最為真摯、文筆最為精到、智慧最為凝練。
余秋雨先生在散文《老師》中闡述了他的觀點：人生感情天平最大的失衡出現在父母與子女、老師與學生之間。
《老師》是我感動的一篇，我曾經也寫過紀念我的老師的文章，自己總是為這些文章感動，今讀余秋雨寫的《老師》，雖然不是自己的老師，卻絲毫不在內心潛藏着淚水。其實，人的成長，老師的影響有時甚至遠遠超過於自己的父母。我至今還懷念我的老師們，老師不一定是大師，但這種尚還沒有突破敬仰高度的愛戀，或許會使得這種愛顯得更加樸實、也更為深沉。
自從看了余秋雨的《老師》之後，一時無法忘懷，其中的幾個片段不時地想起，直至弄得自己淚眼婆娑。於是把我的老師——不論是有教過還是沒有教過的——一個個回想一遍。在學校時我還算是個好學生，所以我的老師對我好，在當時我其實並不很當一回事的，只是遵守着父母的教訓，對辛勤耕耘的老師要尊敬有禮(當然，這個禮節一直保持到現在)。離開學校之後，第一次讓我感動的是爸爸的一句話，說小學老師總在誇我，好像還是在教育我的學弟學妹時說我成績好又不驕傲，更是個非常有禮貌的學生。那時我真的很慚愧，我只是見到我的老師主動問好，而且因為住校很少回家，那也僅是很少的幾次而已，想不到老師卻給了我如此的褒獎。老師，真的很無私，也真的很偉大!
又是一個九月來臨，老師們又要辛苦了。教師節也快到了，獻上余秋雨的《老師》，祝願我敬愛的老師們永遠安康!也祝願天下所有的為人師者平安，幸福![1]
《信客》作者余秋雨簡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餘姚人，我國當代著名藝術理論家、文化史學者、散文家。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教授，上海寫作學會會長。辭職後繼續從事教學和寫作。主要著作有《戲劇理論史稿》（198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藝術創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識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山居筆記》（1998年，文匯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稱號，入載多部世界名人錄。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獲上海市出版一等獎，上海市文學藝術優秀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金石堂最具影響力的書獎。《山居筆記》獲海外華文文學最高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第一名。此篇《信客》選自《文化苦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