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繆公霸西戎》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節自 《秦本紀》) 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 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 使鬼為之,則勞神矣; 使人為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 中國
原文
(節自 《秦本紀》)
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
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 「使鬼為之,則勞神矣; 使人為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 「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不亦難乎?」 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①,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 下罷極②,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弒,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③,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
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④,曰: 「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 內史廖曰: 「戎王處僻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⑤; 為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 繆公曰: 「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⑥,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察。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⑦。戎王受而說之⑧,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
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
譯文
戎王差遣由余到秦國去。由余原本是晉國人,後因事逃亡到西戎,因而,他會說晉國話。戎王聽說繆公賢德,特地派遣由余去秦國察看其政治。
由余到了秦國,秦繆公就把宮室和積聚財物的倉庫指點給他看。由余說:「這些倘若使鬼神做成,則是有勞神力; 倘若使人做成,則害苦了老百姓。」 秦繆公聽了此言,感到奇怪,因而問由余道: 「中國用詩、書、禮、樂、法度來治理百姓,然而還時時出亂子。當今你們戎夷沒有這些東西,用什麼治理百姓呢?這不是很困難的事嗎?」 由余笑答道: 「這就是中國之所以出亂子的緣故! 從最早的聖人黃帝設置禮、樂、法度,他自己首先帶頭依禮、樂、法度行事,也僅僅達到一種小治。到了後代,居上位者一天一天驕奢淫逸起來,只把法度的威嚴拿來管束斥責老百姓,百姓們困苦極了,便拿這些仁義的法度埋怨在位的,並盼望在位的按禮義法度行事。這樣在位的便和百姓互相怨恨起來,繼而便發生篡位弒君的事,以至於誅滅宗族,這都是禮、樂、法度的弊病呵! 戎夷就不是這樣,在上的,用淳厚的恩德去對待百姓,百姓懷抱忠信侍奉在上的。一國的政治,猶如治理一身之疾一樣,在不知不覺中就治好了,這才是真正聖人的政治啊!」
於是,秦繆公退下之後,便去問內史廖道: 「我聽說鄰國出了聖人,這是它的敵國的憂慮。現今由余是個賢人,他是我的禍患,怎麼辦呢?」 內史廖說:「戎王住在偏僻蠻荒的地方,從未聽過中國的樂聲,你可試試,先贈送些樂妓給戎王,用以奪取戎王的治國之志; 再替由余在戎王面前請求留秦延期,以便使他們二人漸漸疏遠; 還要將由余留住不讓他回去,以便使他失了與戎王的期約,這樣戎王就要嗔怪他,必定懷疑由余,君與臣之間便產生不和,這時就可俘獲他們了。並且戎王喜好聲色,必定對政事懈怠。」 繆公說: 「很好!」 於是,繆公和由余接席而坐,將自己的食物遞給由余食用,席間繆公還問了戎國的地形和他們的兵勢,一切都詳細察明。然後,繆公派遣內史廖把樂妓二列送給戎王。戎王十分高興地接受了樂妓,戎王沉醉於聲色,整年不回朝去理政。此時,秦國便將由余放回戎國。由余見戎王沉醉於聲色到這般情形,便屢次進諫,然而戎王不聽。繆公又數次派人到由余處勸其歸秦,因此由余便歸降了秦國。繆公以待客之禮對待由余,並向由余詳細詢問了伐戎的情形。
三十七年,秦國採用由余的計謀討伐戎王獲勝。於是,土地增加,比原國土擴大十二倍,開闢之地有千里之闊。這樣,秦繆公便稱霸西戎了。
鑑賞
秦繆公之所以霸西戎,是因為採用由余之計; 而得由余,又因為採用內史廖之計。所以,文章先寫由余之賢,即他奉戎王之命去秦考察時,所表達的不能「苦民」 和以 「淳德」施民,民以 「忠信」事君的政治見解。由此,秦繆公以為由余是秦國之「害」,問計於內史廖。內史廖乃設美人計以奪戎王之志; 設離間計以離間戎王與由余的親密關係; 再多次派人說降由余。最後由余降秦,為秦繆公所用,從而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
事件發展的三個階段,非常清晰; 由余的才德歷歷在目; 內史廖的狡詐明白無遺; 秦繆公的稱霸野心昭然若揭。短短文字,能將人物性格展現得如此迥異,可謂簡潔高妙。[1]
史記
《史記》是由司馬遷撰寫的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記載了上自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元狩元年間共3000多年的歷史（哲學、政治、經濟、軍事等）。《史記》最初沒有固定書名，或稱「太史公書」，或稱「太史公傳」，也省稱「太史公」。「史記」本是古代史書通稱，從三國時期開始，「史記」由史書的通稱逐漸成為「太史公書」的專稱。《史記》與後來的《漢書》（班固）、《後漢書》（范曄、司馬彪）、《三國志》（陳壽）合稱「前四史」。劉向等人認為此書「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與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並稱「史學雙璧」。[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