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續逃跑》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繼續逃跑是余秋雨寫的一篇散文，出自我等不到了。
原文
繼續逃跑
我和馬蘭商量，決定離開上海，在她工作的安徽合肥定居。
比起上海，當時合肥還相當貧困落後。城市建設完全不像一個省會，街道上擁擠着一排排酒、煙、藥的廣告，密不透風。我們住在三里街一處簡陋的宿舍里，我在那裡寫了《霜冷長河》和《鞦韆架》。中國科技大學的朱清時校長聽說我定居合肥了，就聘請我擔任他們學校人文學科的兼職教授。我想，這也是我在合肥的一個不錯工作，就答應了，而且已經開始認真地講課。
在合肥幾年，我心裡很安靜。妻子經常要帶着劇院到各地演出，一出去就演很多場。當時國內有幾家報刊在全國各省做問卷調查，問廣大民眾最喜歡哪個劇種，最喜歡哪個演員，她領軍的劇種和她本人，幾次都名列第一。她不管到哪個城市演出，都一票難求。即使在台灣大選期間，劇場外面每天晚上擁擠着幾十萬為選舉「造勢」的民眾，沒有一個劇團敢於在這種時候賣票，而她的演出還是場場爆滿。在大陸很多城市，她都創造了連續演出場次最高的紀錄。戲劇危機，在她身上從未體現。
她分布在全國各地的戲迷，組成了一個龐大的聯盟。如果她去北京演出，那個聯盟的各地成員都會用各種交通方式趕到北京，由北京的成員負責接待。在這個群體中，我一律被叫為「姐夫」。這一叫，走投無路的我也稍稍有了一點安全感。
但是，最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妻子幾次回家，表情奇異地告訴我，不知怎麼回事，上上下下突然都躲着她的目光。過了一陣，她說，她在劇院的領導職務被解除了。再過一陣，又說，她擔任了十幾年的全國人大代表被「選掉」了。很快，她的其他職務也像進了漏斗，全都漏光了。等到她身上什麼也沒有的時候，她想在劇院裡做任何事都變得艱難重重。
一位剛剛退休的省委書記把她找去，悄悄告訴她：「他們的『局』排定了，沒有你。你還是走吧!」
她驚訝而又慌亂地看著書記，說不出一句話，只在心裡問：「他們」是誰?什麼叫「局」?
我為什麼要走?走到哪裡去?……
她等着任何一級現任領導人找她談話，說一個理由，或一個藉口。但等了很久，沒有一個人來。她也不再有演出任務。外地劇場來邀請，都有人回答說她「不在」，「去上海了」。後來漸漸明白，他們是在用這種方式，讓她自己走。只有她自己走了，才能向觀眾交代，是她自己放棄了劇種，放棄了家鄉，放棄了觀眾，自己要走。
但是，我還是和她一起在合肥家中等。這時我發現自己非常脆弱，闖蕩恐怖主義地區時的膽量不知到哪裡去了，我居然只是在等待着他們的領導回心轉意。我想，如果馬蘭是話劇演員、京劇演員、歌劇演員，我就不會這麼窩囊，因為她還可以在別的城市找到工作。但是，馬蘭是黃梅戲演員，如果一個人到了北京、南京或其他任何城市，還怎麼演戲?因此，要她走，等於要她徹底失去工作。我甚至設想，如果有一個管事的幹部來找馬蘭談話，我會搶着對他說：「我作為一個戲劇學家，太知道她在表演藝術上已經達到了什麼高度，在全國處於什麼地位，在海內外擁有多少穩定的觀眾群體，而她主持的黃梅戲改革才剛剛開始……」
然而，我沒有獲得說話的機會。因為一天又一天，沒有接到一個電話，沒有聽到一聲敲門。
那些日子，馬蘭只是等，卻不問、不求、不爭。她的人格等級和藝術等級，是由許多「不」字組成的，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打破。在等的過程中，她一直念念叨叨地在猜測其中原因，而且全往自己身上找。「也許那次北京官員來視察，我沒有聽從省里的意思去參加聯歡會?」「也許是我從來沒有向上級匯報過思想?」「也許我宣布不再參加評獎，會影響官員的政績?」「也許他們動員我入黨，我因為怕開會沒答應?」……
我說：「一個純粹的藝術家，當然與眼下的文化環境格格不入。但是，造成你現在這樣的處境，主要是一個原因，因為我。全國那麼多人在報紙上對我的長時間圍攻，給這裡的官員造成一個強烈的印象，以為政府討厭我了。他們在這個當口把你更換掉，是一種響應，也是一個機會。」
妻子沒有反駁我。是的，說到底，是我害了她。
那年，她才三十八歲。和當年嚴鳳英離開人世，是同樣的年齡。
一位七十高齡的老太太在合肥桐城路的人行道上堵住了馬蘭。馬蘭一看，是嚴鳳英的同台姐妹，也算是自己的藝術前輩。老太太一把拉住馬蘭的手，說：「又是三十八歲，他們怎麼總是這樣，總是這樣……」剛說兩句就哽咽不止。馬蘭撫着老太太的背，不知說什麼好。
上海沒法留了，安徽不讓留了，我們能到哪裡去呢?
馬蘭最看不得的，是爸爸、媽媽的遭遇。就在前不久，當馬蘭帶着劇院到海內外演出讓大家都風光無限的時候，爸爸、媽媽幾乎天天都遇到熱情的笑臉、誠懇的問候。現在，大家聽說「上級」不再理會他們的女兒，大多數笑臉和問候都立即冰凍了。老人家又回到了做「右派」的年月，面對着一雙雙冷眼。少數人想走過來安慰幾句，卻又前後左右地警惕着不要被別人看見，像做地下工作一樣。
三里街的住所看不到旭日，卻能看到一小角夕陽。馬蘭背靠着幾件徽派的木雕看着我，久久不說話。她平日幾乎不流淚，這次卻流淚了。她趕忙擦去，別過身去看夕陽。這個夕陽下的剪影，讓我幾天失眠。
有一個我早年的學生劉勝佳來敲門。他告訴我，有一個城市，人人匆忙得連在路上撞到了也不會停下步子來爭吵，誰也捨不得花時間寫文章罵人，而且那兒也沒有幾個文化人，根本不會在乎你們。那個城市，就是深圳。
我一聽，居然有地方誰也不在乎我們，那該多好，就決定動身去深圳。當時深圳的房子還不貴，我用稿酬買了一套住下，不久，把岳父、岳母也接去了。
在深圳，我和馬蘭都沒有工作，不用上班，就把精力全部花費在房子裝修上。好在兩人都吃過苦，什麼勞累活都扛得下來。為了辦各種手續需要在一個個小窗口排隊，那是馬蘭的事，好在深圳沒有多少人能把她認出來。我負責買各種零碎的家具，主要是到那些大賣場的攤子裡買，還學會了討價還價。兩人每天回家，都塵土滿身、腰酸背疼。
馬蘭排隊的成果之一，是家裡裝了電話。想把號碼告訴朋友們，但是，兩個人失神地想了半天，想不出幾個需要通話的朋友。朋友很多，但在遭難時能站出來說一句公道話的朋友，卻少而又少。
馬蘭很想到深圳任何一個單位找一份工作，只要不是文藝方面的她都願意，連重新做一個工人也可以。她知道，靠我以前從盜版集團牙縫裡漏出來的一點稿酬也能過日子，但我現在這樣天天挨那麼多媒體的狂轟濫炸，也不會再寫什麼書了。她想，如果以後年紀大了，有了醫療方面的特殊需要，又怎麼辦呢?
她寫了幾封信給安徽的有關領導，要求辦調動手續。她想，如果那裡同意辦，再在深圳找單位。但是，每封信都石沉大海。
一天晚上，電話鈴突然響起，這在我們深圳家裡是很少有的。我急忙去接，是廣西楊長勛打來的，他是我告訴過電話號碼的少數幾個朋友之一。
楊長勛在電話里大聲說：「太厲害了，你逃到哪裡都被他們罩住!你知道他們現在在報紙上罵你什麼嗎?」
「罵我什麼?」我懶懶地問。
「罵你深圳的房子!他們說，你的房子是深圳市政府送的，代價是為他們說好話。」
(二)繼續逃跑(2)
我一聽就直起身來，問：「又是什麼人在那兒誹謗?」
「就是那個曾經歌頌你為民族脊樑，後來又編書盜印你文章的那個人，姓肖，好像在一個雜誌做編輯。」楊長勛說。
「他不是在北京嗎?」我問。
「深圳也有他們的人。在中國，你到哪兒也逃不掉，我早就說過了，還得走!」楊長勛說。
接完電話我楞了好一會兒。這事，不僅僅罵我，還罵到了深圳市政府。深圳市的市長是誰，我都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不出來澄清，政府蒙了冤，一定會遷怒於我們。那麼一來，我們還能在這座城市住下去嗎?
因此，我百般無奈，托北京一位律師打一個官司，只想證明我沒有拿過政府的寸土片瓦，那個肖編輯損害了我的名譽權。不久北京的律師來電話，說北京的法院判了，我敗訴。上訴到中級法院，又敗訴。兩份判決書都寫得很深奧，好像是在維護「言論自由」，但是我和律師都看不懂。
原中國政法大學校長，著名法學家江平教授對記者發表談話，「一套房子並不是一個小皮包，被告當然是侵犯了原告的名譽權」。但是，法院完全不予理睬。
北京的報紙以通版的大字標題刊登了我敗訴的消息。
我問了兩個在媒體工作的學生：「有沒有可能在哪家報紙上說一個簡單的事實，購買那房子的每一分錢，都是我自己的稿酬?」
兩個學生幾乎同時回答：「不可能。報紙已經『炒』完這事，這事就過去了。其他報紙與那些報紙屬於同一個宣傳系統，是一家人，更不會為了您得罪同行。」
我又問：「法院為什麼要這樣判呢?」
他們說：「現在中國法學界有些人把比較成功的文化人都叫做『公眾人物』，說他們不夠成熟，法院要錘鍊錘鍊他們。」
我無言。但最後還是嘟噥了一句：「難道是中國法律成熟?在上一代『公眾人物』巴金、老舍、嚴鳳英全都陷於大難的時候，它在哪裡?」
當然，這些法官也會讓上一代的「公眾人物」接受錘鍊。可惜「公眾人物」不爭氣，大半給錘鍊死了。
住在深圳也成了問題。
我開始理解楊長勛要我離開中國的意思了，儘管我心裡還在爭辯。
這天，我和馬蘭在路邊散步，她的神色十分憂鬱。我判斷一定是有了新的壞消息，等着她自己說出來。
每次都是這樣，她怕我難過，猶豫地看着我，最後還是說了。她發現，她的爸爸、媽媽好幾次都把頭湊在一起嘟嘟噥噥，一見她進門就立即分開，又把什麼東西藏藏掖掖。她假裝沒看見，心裡卻一直有個疑竇。幾天前她終於找到了老人家藏在墊被底下的那東西，是一疊誹謗我的報紙。
她想安慰他們，但說了幾天都沒用。老人家還是老觀念，在他們心目中：國家辦的報紙等於是「政府喉舌」、「中央文件」，連篇累牘地痛罵一個人，其實就是「打倒」。
女兒被驅逐，女婿被打倒，兩位歷盡苦難的老人家臉色蒼白。岳父渾身無力，岳母通宵失眠。
岳父、岳母的緊張，使我想到在上海的爸爸、媽媽。爸爸的血壓、心臟、眼睛都不好，在幾個老人中身體最差，萬一……我立即買票從深圳趕回上海。
先問弟弟。弟弟說，媽媽不看報，爸爸因為眼病越來越嚴重，也不看了。
我問：「爸爸、媽媽有沒有可能聽到我被報紙誹謗的消息?」
弟弟說：「有一次爸爸到醫院看病，發現桌子上有一本印着你名字的《文化苦旅》，就與醫生說了幾句，這一下子就在醫院裡匯集了一批『粉絲』。爸爸為了看病方便，與這些醫生有一些交往，可能會講到你的一些事情。」
「醫生會不會把外面報紙的情況告訴他?」我問。
「不知道，大概不會吧?」弟弟沒有把握。
我關照弟弟：「一定不要讓爸爸看到那些報紙。」
弟弟說：「我們會因為他的眼病，禁止他碰報紙。」
我當即就去看了爸爸、媽媽。在父母親的住房裡我東摸西摸，想看看哪裡還不太舒適，更想看看哪個角落有沒有堆放着報紙雜誌之類。都沒有，我就放心了。
這次回上海，發現這座老城市的發展速度已經超過深圳。與民眾生活關係最密切的，是很多「超市」的湧現。我陪着爸爸、媽媽去了一次徐家匯的東方商廈，把兩位老人家嚇着了。他們辛勞一輩子，節衣縮食，從來沒有想象過人世間居然有那麼多光鮮的物品可以供人們自由選擇。但對這種自由，他們一時消受不了。走在裡邊，他們覺得自己又土又老，怕走錯路，說錯話，直到出了大門，才舒了一口氣。
我陪着他們在大門口站了一會兒。大門對面，隔一個熱鬧的路口，就是那家老式的第六百貨商店。這種百貨商店是爸爸、媽媽熟悉的，但我不想陪他們過去，怕他們看到奄奄一息的景象而難過。幾年前這家百貨商店要從國營「轉制」為股份制時，我曾遇到過裡邊的一位年輕經理。他說：「我們這種國營企業，一無車間，二無品牌，三無技術，四無資金，絕大多數顧客都到大大小小的『超市』里去了，轉制後很可能倒閉，老職工的情緒一片灰暗。」
「老職工?」我突然問：「你們的退休職工中，有沒有一位很像觀音菩薩的老阿姨?」
「她姓什麼?叫什麼?」經理問。
「不知道。」我說，「只知道她三十多年前站過棉衣櫃檯。」
「老式百貨店分工不明確，這麼多年了，人員變化很大，沒有名字很難找，我問問吧。」他說。
談到後來，經理問我，有沒有可能在他們「轉制」的困難時刻參一點股。他說：「我們商店的很多職工都是你的忠實讀者，如果你能用寫書的稿酬參一點股，一定能提升他們的信心，穩定他們的情緒。」
我對這家老式百貨店在大大小小新興「超市」的包圍下前途如何，毫無把握，但還是決定參股。對於經過盜版集團一輪輪洗劫後偶爾留下的一些錢，發現自己能夠自由操縱，我享受着一種僥倖中的不計後果。但是，有時想到我和妻子兩個已經不上班的人的今後生活，又覺得自己過於冒險了。
(二)繼續逃跑(3)
現在我陪着爸爸、媽媽站在這家百貨店的馬路對面卻不敢過去，是出於一種冒險行為開始之後的慌張。年幼時慌張了，有爸爸、媽媽在身邊就不再慌張;年長時慌張了，有爸爸、媽媽在身邊就更加慌張。
後來聽說，由於那位經理和職工們的努力，這家百貨店起死回生，慢慢地拓展成了徐家匯商城。
但是，我始終沒有告訴那位經理，當時我冒險入股並不是由於他的悲情動員，而是出於一個記憶。這家老式百貨店曾經掛過油膩膩的黑色棉帘子，一個渾身淋濕的大學生用三元錢買得一包棉衣，在冰天雪地中活了下來。
我在上海與父母親一起過了幾天，又回到了深圳。
在深圳我認真地下了一個決心：為了四位老人少受一點驚擾，真的不能再寫書了。
本來，我作為當代世界唯一親自貼地考察了人類全部重要古文明遺址的學者和作家，是打算在發表那些考察筆記之後，開始寫一些重要作品的。可惜這個計劃沒有開始就中止了。因為在「偽鬥士」長年不息的鼓譟中，在親人們遮遮掩掩的淚眼中，我無法進入預期的寫作。
不寫書了，也就不想讀書了。我就鋪開宣紙，寫一些毛筆字。這一寫，又回憶起了小何老師要我們用兩頁小楷換借一本圖書的往事。那個最小的圖書館，我的閱讀的起點。當時我不明白閱讀也會有終點，現在，寫作和閱讀的終點都已同時出現，那就保留小何老師教給我們的另一項本事，寫毛筆字吧。
馬蘭天天站在一邊，看我寫毛筆字。我抬頭看她一眼，說：「你有那麼多觀眾，我有那麼多讀者，但一轉眼，我們找不到他們了，他們也找不到我們了。」
我們兩人，對佛教有了更多的親近。
有時，馬蘭會在我耳邊輕輕哼起小時候外婆在搖籃邊唱的兒歌。小時候家鄉總是洪水泛濫，那搖籃正掛在水邊的屋檐下。
山黑了，
水白了，
天邊的漁船不見了，
山上的小廟坍掉了。
外公提着燈來了，
和尚打着傘來了。
燈滅了，
傘斷了，
外公又在咳嗽了，
和尚又在念經了……
終於，一個一直害怕着的電話打來了。弟弟的電話，說爸爸摔了一跤，生命垂危。
我和馬蘭立即趕往上海，爸爸已經去世。那一天，是二??二年十月十七日。我們到達醫院的時候，停止了呼吸的他卻一直張着嘴，好像有一些話沒有講完。我用手托在他的下巴底下讓嘴慢慢閉合，但一鬆手又張開了。最後，當媽媽伸手一托，爸爸的嘴就閉合了。媽媽輕輕地撫摸着爸爸的臉，很快又抽回手來捂住了自己的嘴。她不讓自己哭出聲音來，因為她知道隔壁的幾個病房都在搶救，不能讓那些病人聽到哭聲。
從醫院回到家裡，弟弟為了尋找在追悼會上要掛的照片，打開了爸爸天天翻動又天天緊鎖的抽屜。照片很快就找到了，卻又發現抽屜里藏着大量文字資料，一疊又一疊，一袋又一袋。
我知道，這是一個老年男人的最後秘密。這個老年男人與我的關係如此密切，我立即去洗了手，然後坐下，閉上眼睛，靜一靜心。過了很久，我才敢去輕輕翻動。
儘管我已經作了充分的思想準備，但是當我真的一頁頁翻看那些文字資料時，仍然非常吃驚。
第一部分是他寫給造反派當權者的「借條」留底，這是我以前完全不知道的。原來，在他關押期間，媽媽前去探監時給他說起家裡的事，他毫無辦法，只得冒險向當權者借錢。他在十年間沒有借到過一分錢，而每張「借條」都必然引來一次次殘酷的批鬥。有幾張「借條」，我剛剛一讀鼻子就酸了。例如，我叔叔領養的表妹要在安徽農場結婚，但叔叔已被害死，爸爸決定用叔叔留下的一隻舊箱子作為陪嫁，卻想「借」一點點錢，買一床被褥裝在這隻舊箱子裡。又如，一張「借條」上說，寒冬已臨，但我家八口人的「布票」還沒有用過一寸，希望當權者看在老人和小孩的分上，借點錢……
第二部分是他們單位造反派批判他的大量印刷品。隔了這麼多年，我現在一讀還背脊發涼，例如這一段，好像是一篇新聞報道——
(二)繼續逃跑(4)
當天斗批大會上余學文這個壞傢伙的畫皮被層層剝開了，在毛澤東思想的照妖鏡面前，原形畢露。但敵人是不會自行消滅的，他還要伺機反撲，不要以為余學文是「死老虎」，這個老虎還沒有死，還要咬人，我們不要被他裝出一副可憐相的假象所迷惑，必須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千鈞棒，繼續窮追猛打，必須以毛澤東思想為武器，繼續批深批透，批臭批倒，再踏上一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
經過「文革」的人都知道，這些空話又不全是空話。其中所謂「裝出一副可憐相」、「窮追猛打」、「再踏上一隻腳」等等都是實情描述。爸爸真是受大苦了。
為什麼要讓爸爸「永世不得翻身」呢?印刷品中又寫明了他的罪行——
當「二月黑風」颳起之後，這個死不悔改的壞傢伙就跳了出來，公然為劉、鄧及其代理人陳丕顯翻案，把矛頭指向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指向新生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真是狗膽包天，罪上加罪。
文中所謂「新生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第一、第二號人物就是張春橋和姚文元。
這下子，我終於明白了三十多年前就產生的疑惑。爸爸這麼一個小人物為什麼會承受那麼嚴重的迫害，直到造反派下台、老幹部上台之後仍不得解脫?原來，他所在單位的「廣大人民群眾」從他的日常閒談中提煉出了這麼多「上及天庭」的政治罪名!在災難時期，他怕?着我們，沒有說;災難過去之後，他不想拿這樣的東西為自己貼金，還是沒有說。但他又捨不得丟掉，就藏下了。
我敢斷言，這樣的印刷品，是後來全國絕大多數號稱自己在「文革」中「立場堅定」的文人拿不出來的。他們如果有一份，或者他們的爸爸有一份，哪怕上面只有一句半句，不知要做出多少文章讓大家景仰。但是爸爸卻把它們全都鎖在抽屜里，直到此刻，三十二年之後，我才看到。
等我看到，他已經走了。我連當面說一聲欽佩的機會都沒有。
我猶豫了很久，曾經選了幾頁這樣的大批判印刷品，附印在《借我一生》那本書中。
我在那本書里諱避了一個細節：與這些印刷品放在一起的，是兩疊近幾年誹謗我的報刊。以廣州的一份周報為主，有湖南的幾份報紙和雜誌，天津的一份文學雜誌，上海的一份文學報紙。這些報刊誹謗我的內容，全與文學無關，都是政治謠言加政治帽子。這些報刊的字裡行間，有不少鉛筆劃痕，可見，幾乎已經失明的爸爸，還是逐字逐句看了。
我看到這些遺物後曾急忙向他熟悉的幾位醫生打聽，這些報刊是怎麼到他手上的。醫生說，是他自己不斷索取的，說是我在國外，要代我收集資料。他還一再要醫生放心，為了眼睛，他不會看。
其實他騙了那些醫生，他不僅看了，而且看得非常徹底。他把相隔三十幾年的兩種相同文字放在一起，反覆對比，我立即想象出了爸爸的最後歲月。他的高血壓，他的心臟病，他的白內障，他因渾身乏力而摔倒……爸爸，是為我死的!
厚厚一抽屜的災難文字壓了他半輩子，而那兩疊有關我的報刊，則是壓垮他的最後一捆稻草。
追悼會之後，我們把爸爸的骨灰盒寄存在一個殯儀館的安靈堂里，準備擇日移回家鄉安葬。祖父、祖母、外公、外婆、叔叔、姨媽、益生哥，一大批親人都等着他。
在這批親人中，爸爸歷來地位不高，原因是嘴笨。可以想象，這次他到那裡見了親人們，也會像往常一樣謙恭地點過頭，便找一個不引起注意的角落坐下，只聽大家講話。
但是，這次親人們不會讓他那麼躲閃了。即使他最敬畏的家長，我的祖父，見到他也會深感羞愧。畢竟，祖父走得那麼不負責任，而爸爸在人世間堅持了那麼久，苦熬了那麼久。祖母最了解自己的這個兒子，外公、外婆也會滿意沒有找錯女婿。我叔叔，曾為姑媽的死亡承擔了責任，而爸爸，又為叔叔的死亡承擔了責任。在「文革」災難中，如果不是叔叔先自殺了，爸爸多半會自殺，因為爸爸的意志遠沒有叔叔堅強，但是，堅強的叔叔為了更重要的堅強，把祖母託付給了爸爸。爸爸終究不辱這番重託，還維持了全家。
爸爸見到了姨媽和益生哥，一定不知從何說起。姨媽太在乎自己兒子的成功了，而益生哥又把自己的麻煩看大了。爸爸能在人世間堅持那麼久，就是因為從來不看重成敗得失。他最後沒有能過得了我這一關，不是因為他，而是因為那股黑勢力實在太大。我想他已有預感，就像他強過祖父，我也會強過他。因此，他是死於憤怒，而不是死於害怕。[1]
《信客》作者余秋雨簡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餘姚人，我國當代著名藝術理論家、文化史學者、散文家。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教授，上海寫作學會會長。辭職後繼續從事教學和寫作。主要著作有《戲劇理論史稿》（198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藝術創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識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山居筆記》（1998年，文匯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稱號，入載多部世界名人錄。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獲上海市出版一等獎，上海市文學藝術優秀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金石堂最具影響力的書獎。《山居筆記》獲海外華文文學最高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第一名。此篇《信客》選自《文化苦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