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票號?「日昌」》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百年票號?「日昌」是余秋雨寫的一篇散文，出自中國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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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問號吸引了不少山西朋友，他們陪着我在太原一家家書店的角角落落尋找有關資料。黃鑒暉先生所著的《山西票號史》是我自己在一個書架的底層找到的，而那部洋洋120餘萬言、包羅着大量賬單報表的大開本《山西票號史料》則是一直為我開車的司機李俊文先生從一家書店的庫房裡挖出來的，連他，也因每天聽我在車上講這講那，知道了我的需要。待到資料搜集得差不多，我就在電視編導章文濤先生、歌唱家單秀榮女士等山西朋友的陪同下，驅車向平遙和祁縣出發了。在山西最紅火的年代，財富的中心並不在省會太原，而是在平遙、祁縣和太谷，其中又以平遙為最。章文濤先生在車上笑着對我說，雖然全車除了我之外都是山西人，但這次旅行的嚮導應該是我，原因只在於我讀過一些史料。連「嚮導」也是第一次來，那麼這種旅行自然也就成了一種尋找。
我知道，首先該找的是平遙西大街上中國第一家專營異地匯兌和存、放款業務的「票號」——大名鼎鼎的「日昌」的舊址。這是今天中國大地上各式銀行的「鄉下祖父」，也是中國金融發展史上一個里程碑的所在。
聽我說罷，大家就對西大街上每一個門庭仔細打量起來。這一打量不要緊，才兩三家，我們就已被一種從未領略過的氣勢所壓倒。這實在是一條神奇的街，精雅的屋宇接連不斷，森然的高牆緊密呼應，經過一二百年的風風雨雨，處處已顯出蒼老，但蒼老而風骨猶在，竟然沒有太多的破敗感和潦倒感。許多與之年歲仿佛的文化宅第早已傾坍，而這些商用建築卻依然虎虎有生氣，這使我聯想到文士和商人的差別，從一般意義上說，後者的生命活力是否真的要大一些呢?街道並不寬，每個體面門庭的花崗岩門坎上都有兩道很深的車轍印痕，可以想見當年這條街道上是如何車水馬龍的熱鬧。這些車馬來自全國各地，馱載着金錢馱載着風險馱載着驕傲，馱載着九州的風俗和方言，馱載出一個南來北往經濟血脈的大流暢。
西大街上每一個像樣的門庭我們都走進去了，乍一看都像是氣吞海內的日昌，仔細一打聽又都不是，直到最後看到平遙縣文物局立的一塊說明牌，才認定日昌的真正舊址。一個機關占用着，但房屋結構基本保持原樣，甚至連當年的匾額楹聯還靜靜地懸掛着。我站在這個院子裡凝神遙想，就是這兒，在幾個聰明的山西人的指揮下，古老的中國終於有了一種專業化、網絡化的貨幣匯兌機制，南北大地也得以卸下了實銀運送的沉重負擔而實現了更為輕快的商業流通，商業流通所必需的存款、貸款，又由這個院落大口吞吐。
我知道每一家被我們懷疑成日昌的門庭當時都在做着近似於日昌的大文章，不是大票號就是大商行。如此密集的金融商業構架必然需要更大的城市服務系統來配套，其中包括適合來自全國不同地區的商家的旅館業、餐飲業和娛樂業，當年平遙城會繁華到何等程度，我們已約略可以想見。平心而論，今天的平遙縣城也不算蕭條，但有不少是在莊嚴沉靜的古典建築外部添飾一些五顏六色的現代招牌，與古典建築的原先主人相比，顯得有點浮薄。我很想找山西省的哪個領導部門建議，下一個不大的決心，盡力恢復平遙西大街的原貌。現在全國許多城市都在建造「唐代一條街」、「宋代一條街」之類，那大多是根據歷史記載和想象在依稀遺蹟間的重起爐灶，看多了總不大是味道。平遙西大街的恢復就不必如此，因為基本的建築都還保存完好，只要洗去那些現代塗抹，便會洗出一條充滿歷史厚度的老街，洗出山西人上一世紀的自豪。[1]
《信客》作者余秋雨簡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餘姚人，我國當代著名藝術理論家、文化史學者、散文家。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教授，上海寫作學會會長。辭職後繼續從事教學和寫作。主要著作有《戲劇理論史稿》（198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藝術創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識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山居筆記》（1998年，文匯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稱號，入載多部世界名人錄。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獲上海市出版一等獎，上海市文學藝術優秀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金石堂最具影響力的書獎。《山居筆記》獲海外華文文學最高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第一名。此篇《信客》選自《文化苦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