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燒書記》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燒書記》是鄭振鐸寫的一篇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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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歷史上，有了好幾次大規模的「燒書」之舉。秦始皇帝統一六國後，便來了一次燒書。「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這是最徹底的燒書，最徹底的愚民之計，和一般殖民地政府，不設立大學而只開設些職業、工藝學校者，有異曲同工之妙。此後，燒書的事，無代無之。有的燒歷史文獻，以泯篡奪之跡;有的燒佛教、道教的書，以謀宗教上的統一;有的燒淫穢的書，以維持道德的純潔。近三百年，則有清代諸帝的大舉燒書。我們讀了好幾本的所謂「全毀」「抽毀」書目，不禁凜然生畏;至今尚覺得在異族鐵蹄下的文化生活的如何窒塞難堪!
「八一三」後，古書、新書之被毀於兵火之劫者多矣。就我個人而論，我寄藏於虹口開明書店裡的一百多箱古書，就在八月十四日那一天被燒，燒得片紙不存。我看見東邊的天空，有紫黑色的煙雲在突突地向上升，升得很高很高，然後隨風而四散，隨風而淡薄。被燒的東西的焦渣，到處地飄墜。其中就有許多有字跡的焦紙片。我曾經在天井裡拾到好幾張，一觸手便粉碎;但還可以辨識得出些字跡，大約是教科書之類居多。我想，我的書能否撿得到一兩張燒焦了的呢?——那時，我已經知道開明書店被燒的情形——當然，這想頭是很可笑的。就撿得到了又有什麼意義：還不是徒增忉怛與憤激麼?
這是兵火之劫;未被劫的還安全地被保存着;所遭劫的還只是些不幸的一二隅之地。但到了「一·二八」敵兵占領了舊租界後，那情形卻大是不同了。
我們聽到要按家搜查的消息，聽到為了一兩本書報而逮捕人的消息，還聽到無數的可怖的怪事、奇事、慘事。
許多人心裡都很着急起來，特別是有「書」的人家。他們怕因「書」而惹禍，卻又捨不得割愛，又不敢賣出去——賣出去也沒有人敢要。有好幾個友人，天天對書發愁。
「這部書會有問題麼?」
「這個雜誌留下來不要緊麼?」
「到底是什麼該留的，什麼不該留的?」
「被搜到了，有什麼麻煩沒有?」
各個人在互相地詢問着，打聽着。但有誰能夠說明哪幾部書是有問題的，或哪些東西是可留的呢?
我那時正忙於燒毀往來的信件，有關的記載，和許多報紙、雜誌及抗日的書籍——連地圖也在內。
我硬了心腸在燒。自己在壁爐里生了火，一包包，一本本，撕碎了，扔進去，眼看它們燒成了灰，一蓬蓬的黑煙從煙筒里冒出來，燒焦了的紙片，飛揚到四鄰，連天井裡也有了不少。
心頭像什麼梗塞着，說不出的難過。但為了特殊的原因，我不能不如此小心。
連秋白送給我的簽了名的幾部俄文書，我也不能不把它們送進壁爐里去。
我覺得自己實在太殘忍了!我眼圈紅了不止一次，有淚水在落。是被煙熏的吧?
實在捨不得燒的許多書，卻也不能不燒。躊躇又躊躇，選擇又選擇。有的頭一天留下的，到了第二三天又狠了心把它們燒了。有的，已經燒了，心裡卻還在惋惜着，覺得很懊悔，不該把它們燒去。
但有了第一次淞滬戰爭時虹口、閘北一帶的經驗——有《征倭論》一類的書而被殺、被捉的人不少——自然不能不小心。對於發了狂的獸類，有什麼理可講呢!
整整地燒了三天。我翻箱倒篋地搜查着，捧了出來，動員孩子們在撕在燒。
「爸爸，這本書很好玩，留下來給我吧。」孩子們在懇求着。
我難過極了!我也何嘗不想留下來呢?但只好搖搖頭，說道：「燒了吧，下回去買好一點兒的書給你。」
在這時候，就有好些住在附近的朋友們在問，什麼書該燒，什麼書不必燒。
我沒法回答他們，領了他們到壁爐邊去。
「你自己看吧。我在燒着呢。但我的情形不同。你自己斟酌着辦吧。」
這一場燒書的大劫，想起來還有餘栗與余憾。
不燒，不是至今還無恙麼?
但誰能料得到呢?
把它們設法寄藏到別的地方去吧。
但為什麼要「移禍」呢?這是我絕對不肯做的事。
這是我不能不狠心動手燒的一個原因。
但也實在有些人把自認為「不安全」的書寄藏到別人家裡去的。
這還是出於自動地燒。究竟自動燒書的人還不多。大量的「違礙」的書報還儲藏在許多人家裡。有許多人不肯燒，不想燒，也有人不知道燒，甚至有人壓根兒沒有想到這件事。
過了不久，敵人的文化統制的手腕加強了。他們通過了保甲的組織，挨戶按家地通知，說：凡有關抗日的書籍、雜誌、日報，等等，必須在某天以前，自動燒毀或呈繳出來。否則嚴懲不貸。
同時，在各書店，各個圖書館，搜查抗日書報，一車車地載運而去，不知運向何方，也不知它們的運命如何。
這一次燒書的規模大極了!差不多沒有一家不在忙着燒書的。他們不耐煩呈繳出去，只有出於燒之一途。最近若干年來的報紙、雜誌遭劫最甚。有許多人索性把報紙、雜誌全都燒毀了，免得惹起什麼麻煩。
外間謠傳說，連包東西的報紙，上面有了什麼抗日的記載，也要追究、捕捉的。
因之，舊報紙連包東西的資格也被取消了。
最可憐的是，有的朋友已經到了內地去，他們的書籍還藏在家裡，或寄存在某友處。家裡的人到處打聽，問要緊不要緊，甚至去問保甲處的人。他們當然說要緊的，甚至還加上些恫嚇的話。
於是，不分青紅皂白地，他們把什麼書全都付之一炬;只要是有字的，無不投到了火爐里去。
記得清初三令五申地搜求「禁書」的時候，有許多藏書家的後人，為了省得惹禍，也是將全部古書整批地燒了去。
這個書劫，實在比兵、比火、比水等等大劫更大得多，更普遍而深入得多了!
這樣紛擾了近一個多月，始終不曾見敵偽方面有什么正式的文告。又有人說，這是出於誤會，日本人方面並沒有這個意思。
於是燒書的火漸漸地又滅了，冷了，終至不再有人提起這件事。
不燒的人，忘了燒的人，特地要小心保存這類抗日文獻的人，當然也有。
許多抗日文獻還保存得不少。像《文匯年刊》之類，我家裡便還保存着，忘記了燒。
書如何能燒得盡呢?「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以燒書為統制的手法，徒見其心勞日拙而已。
但願這種書劫，以後不再有![1]
鄭振鐸簡介
鄭振鐸（1898—1958）現代作家、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考古學家。筆名西諦、CT、郭源新等。原籍福建長樂，生於浙江永嘉。1917年入北京鐵路管理學校學習，五四運動爆發後，曾作為學生代表參加社會活動，並和瞿秋白等人創辦《新社會》雜誌。1920年11月，與沈雁冰、葉紹鈞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並主編文學研究會機關刊物《文學周刊》，編輯出版了《文學研究會叢書》。1923年1月，接替沈雁冰主編《小說月報》，倡導寫實主義的「為人生」的文學，提出「血與淚」的文學主張。大革命失敗後，旅居巴黎。1929年回國。曾在生活書店主編《世界文庫》。抗戰爆發後，參與發起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創辦《救亡日報》。和許廣平等人組織「復社」，出版了《魯迅全集》、《聯共黨史》、《列寧文選》等。抗戰勝利後，參與發起組織「中國民主促進會」，創辦《民主周刊》，鼓動全國人民為爭取民主、和平而鬥爭。1949年以後，歷任文物局局長、考古研究所所長、文學研究所所長、文化部副部長、中國民間研究會副主席等職。1958年10月18日，在率中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途中，因飛機失事殉難。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說集《家庭的故事》、《桂公塘》，散文集《山中雜記》，專著《文學大綱》、《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通俗文學史》、《中國文學論集》、《俄國文學史略》等。有《鄭振鐸文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