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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文忠公集》是歐陽修著作的全集。南宋慶元、紹熙間由周必大主持編定。參與校勘的有孫謙益、丁朝佐、胡柯、羅泌等,皆一時之選。這個全集本對流傳於北宋中後期到南宋前期的歐集做了全面的整理和校勘,調整次第,除重刪復,考證真偽,輯錄佚文,收羅廣備而又考校精審,在後世流傳極廣,一再翻刻。今北京圖書館藏有南宋慶元二年周必大原刻本三部殘本;元刊本由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出版,最為易得。明清屢加翻刻,除乾隆十一年祠堂刻本無校記(此本由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排印出版)外,諸本差異不大。據《鶴山大全集》卷54《裴夢得注歐陽公詩集序》記載,南宋裴夢得曾為歐陽修手定的《居士集》中的詩做過註解,惜早已亡佚。至今還沒有歐集完整的注本問世。陳新、杜維沫選注的《歐陽修選集》,對部分詩、文、詞做了比較詳盡的注釋,1986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在現有的選本中成就最高。[1]


  歐陽修(1007-1072)字永叔,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廬陵 (今江西吉安)人。北宋政治家、文學家。他從真宗天聖八年 (1030) 入仕,至神宗熙寧4年(1071)致仕,一生歷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四朝。早年曾因贊助和參與范仲淹等人的「慶曆新政」而兩度遭貶外放。景祐三年(1036)貶夷陵,四年後還朝。慶曆五年(1045)貶滁州,轉徙揚州、潁州、南京,仁宗至和初還開封,任翰林學士。仁宗朝後期不斷升遷,位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副宰相),居相位近10年。熙寧四年(1071)致仕潁州,一年後卒於汝陰。贈太子太師,諡文忠。歐陽修不僅是政治家,文學、經學、史學乃至金石考古上的造詣都很深厚。在文學上,他繼承中唐古文運動的傳統,而成為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嘉祐二年(1057)以翰林學士主持進士考試時,他排斥浮艷堆砌的時文,而提倡古文,奠定了詩文革新的基礎。史學上,在朝為官期間,他還參與編寫《崇文總目》,修撰了《五代史記》、《新唐書》本紀表志部分。他一生著作豐富,創作了大量詩詞散文,在詩話評論、筆記、金石考古等方面都進行了開拓性的實踐。

《歐陽文忠公集》主要內容簡介及賞析

  《歐陽文忠公集》(下簡稱《全集》)共153卷,分11部分: 《居士集》50卷; 《外集》25卷; 《易童子問》3卷;《外製集》3卷;《內製集》8卷:《表奏書啟四六集》7卷;《奏議集》18卷;《雜著述》19卷;《集古錄跋尾》 10卷,《書簡》10卷; 《附錄》5卷。其中《居士集》、《外集》、《雜著述》是詩文詞合集,內容比較駁雜。從篇目上看,《居士集》和《外集》有重出,但內容不盡相同,《外集》所收多為考訂前的初稿文字。

  全書之前有胡柯所編《歐陽文忠年譜》與《附錄》中韓琦、蘇軾等人所寫的祭文,吳充所撰行狀,以及從《神宗實錄》、《重修實錄》、《神宗舊史》、《四朝國史》中摘出的本傳,以及事跡等文章,為研究歐陽修的生平、成就提供了補充資料。

  《全集》全面收錄了歐陽修的詩、文、詞。文的數量最多,有單篇之文,也有連綴成集的專著。文章從內容上包括: ①居官時所上奏議及代皇帝擬寫的制誥之詞。奏議收錄於《表奏書啟四六集》、《奏議集》及《雜著述》中的《河東奉使奏草》上下,《河北奉使奏草》上下,《奏事錄》、《濮議》。《內製集》、《外製集》及《居士集》中的 「詔冊」。②碑銘、墓誌、行狀、祭文等。《居士集》有21卷之多,占全集一半,《外集》有3卷。歐陽修居官顯要,德隆望尊,且喜廣結門生師友,故此類文章創作極多。③書簡、序記、題跋。《全集》中有《書簡》10卷,《居士集》、《外集》中也有大量這類文章。④經義、雜論、策問。《居士集》、《外集》各有經旨1卷,《居士集》有雜說6篇,雜論2卷,策問1卷;《外集》有論辨1卷,論策1卷。⑤賦、辭、頌、贊、章。《居士集》有賦5篇,《外集》有賦辭頌讚章1卷,近體賦1卷。

  專著有 《易童子問》、《集古錄跋尾》,及《雜著述》 中的 《歸田錄》、《詩話》、《於役志》等。

《歐陽文忠公集》主要內容簡介及賞析

  歐陽修的文章涉及政治、文學、經學、歷史及當時社會生活等方面,包羅宏富。其政治觀點主要反映在奏議、雜論一類文章中。歐陽修對當時在經濟、政治和軍事方面的危機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接觸到土地兼併和力役苛重等某些本質問題,他提出「務農節用」的農本思想,要求去除積弊,實行「寬簡」的封建政治。他的政論文觸及了當時政治上的重要問題,如《原弊》以強調「務農節用」為宗旨,分析了宋王朝積貧積弱的原因,提出「誘民之弊」、「兼併之弊」、「力役之弊」,觸及了腐敗的根源,對政府財政入不敷出,軍政的腐敗,統治者奢侈糜費和剝削的殘酷,人民生活的苦難進行了全面的揭露,文章的觀點在慶曆二年(1042)作的《准詔言事上書》 中得到深化,為慶曆新政做了輿論準備。《本論》以揚儒抑佛為宗旨,主張以儒家的禮樂教化治理社會。《為君難論》論述皇帝應如何用人、聽言。《朋黨論》針對政敵對「慶曆新政」的攻擊,勸告皇帝應當用君子之真朋,而黜小人之偽朋。有些文章,如《與高司諫書》、《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雖然沒有正面議政,但維護新政,抨擊政敵,在當時的政壇上影響很大。他的某些史論,針對現實政治問題而發,託古諷今,如《縱囚論》辨唐太宗赦死囚一事,指出政治不應當「立異以為高,逆情以干譽」,既別開生面,又有的放矢。

  歐陽修具有鮮明的文學主張,主要反映在一些書信及序記、題跋之文中。在文章的創作上,他反對堆砌詞藻,言之無物的時文,強調明道尊韓(《記舊本韓文後》),繼承韓柳以來的古文傳統。他認為 「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答吳充秀才書》),「中充實則發為文者輝光」。(《答祖擇之書》)而道的核心則在於關心百事,所謂「知古明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但對道的強調,並沒有掩蓋他對於文采的重視。他在《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上說: 「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對詩歌的創作,他提出了 「窮而後工」的著名論點(《梅聖俞詩集序》)。晚年創作的 《詩話》共28條,多屬詩人故事的記載和詩句的品評,也有一些好見解,開詩話這種體裁的先河。

  歐陽修的經學觀點反映在 《易童子問》及 《居士集》和《外集》的經旨中。歐陽修認為《周易》的「十翼」中除《彖辭》、《象辭》外,都不是孔子所作。其《春秋或問》、《春秋論》則認為治《春秋》當舍三傳而直尋經文本義。所謂「三子(左氏、公羊、榖梁)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於經,三子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舍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 ( 《春秋論》)

  《集古錄跋尾》10卷是歐陽修研究金石銘刻的著作,也是我國金石銘刻最早的研究著作。歐陽修平生收集金石銘刻真跡拓本,並裝裱成軸,多至千卷,《集古錄跋尾》收錄嘉祐、治平間在捲軸上自作的跋尾,包括周秦至五代的銅器銘文和碑版拓本跋尾共400餘篇,以碑版為主,銅器僅20件。內容偏重於評論,目的在於補苴史傳之缺謬。即評論 「自文武以來,迄於五代,盛衰得失,賢臣義士,奸雄賊亂之事,可以動人耳目者」。歐是有名的史學家,所以跋尾很受重視。《集古錄》成於嘉祐八年,因捲軸隨得隨錄,沒有按拓本時代次序排列,《全集》刻印時,按拓本時代次序重新排列,並附原卷帙次第於各條之下。

  《歸田錄》2卷為致仕後所作筆記。《於役志》記景祐三年貶夷陵時,江行所見。

  《全集》還錄有歐參與編撰的 《崇文總目》的 《敘錄》,是目錄學史上的重要文獻。

  歐陽修一生創作了大量詩歌。《居士集》有古詩9卷,律詩4卷; 《外集》有古詩3卷,律詩3卷,樂府1卷。古詩數量最多,成就也較高,具有明顯的以文為詩的特色,句法趨向散文,但能廣泛吸收前代詩人的藝術成就,注意詩歌的形象性,成為宋代詩人師法的榜樣。其中 《春日西湖寄謝法曹參軍》、《明妃曲和王介甫》等都是傳誦的名作。律詩總成就不如古詩,有些作品,如 《戲答元珍》、《晚泊岳陽》,句法工巧而又蘊含着親切的生活感受,成為詩中精品。

  歐陽修還創作了大量的詞。見於 《雜著述》中的「長短句」。歐詞一脫詩文的莊重面目,而表現了風流蘊藉的情調。主要內容不外戀情相思,酣飲醉歌,惜春賞花之類,受五代詞風影響大,而又摒棄了花間派的堆砌雕飾,一般都清麗明媚,語近情深。

  歐陽修 「居三朝數十年間,以文章道德為一代宗師」(吳充《歐陽修行狀》)。他生前即對變革詩文風氣做出重要貢獻,死後又以文學成就而著稱於世。蘇軾評價他「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不為過譽。他的散文最受後世推崇,《全集》中所錄的各體文章都平易流暢、委曲婉轉,無論記事、議論都明暢簡潔而又豐滿生動。序記書簡、題跋中佳什甚眾,就是刻板的墓誌碑銘,也往往有情文並茂的名篇傳世,如 《瀧岡阡表》、《祭石曼卿文》等。他的《秋聲賦》變律為散,發展了賦體的表現形式,都成為後世仿效學習的榜樣。北宋中後期,人們就開始收求他的遺文佚制而結集刻印,至南宋刻印《全集》之前,已是眾作蜂起。《全集》成書後,仍有人刻印詩文的單行本、選注本,如南宋陳亮就刻有,《歐陽文粹》,但影響不大。至今,《歐陽文忠公集》仍是最重要的研究參考資料。

  對歐陽修的研究集中在文學成就上,至今還缺乏對其成就的總體論述和綜合研究。對其生平資料的搜集整理,清代華孳亨、楊希閔都繼胡柯之後做過《歐陽文忠公年譜》,但都不十分理想。[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