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明史》是二十四史中的最後一部，共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紀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傳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它是一部紀傳體斷代史，記載了自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至明思宗朱由檢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百七十六年的歷史。 清朝順治二年（公元1645年）設立明史館，編纂《明史》，因國家初創，諸事叢雜，未能全面開展。 在二十四史中，《明史》以編纂得體、材料翔實、敘事穩妥、行文簡潔為史家所稱道，是一部水平較高的史書。這反映出編者對史料的考訂、史料的運用、對史事的貫通、對語言的駕馭能力都達到較高的水平。 其卷數在二十四史中僅次於《宋史》，其編纂時間之久、用力之勤、記述之完善則是大大超過了以前諸史。《明史》雖有一些曲筆隱諱之處，但仍得到後世史家廣泛的好評。趙翼在《廿二史札記》卷31中說：「近代諸史自歐陽公《五代史》外，《遼史》簡略，《宋史》繁蕪，《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潔，敘事簡括，稍為可觀，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基本信息
書 名明史類 別紀傳體斷代史編纂時間清朝前期卷 數332卷署 名張廷玉實際編纂萬斯同等 監 修徐元文四部類別史部-正史
編修背景
清兵入關後，順治二年（1645年）四月癸亥（十一日），御史趙繼鼎奏請編纂《明史》（註：趙繼鼎奏請編纂《明史》的記載，見於《清世祖實錄》卷15，何冠彪《順治朝〈明史〉編纂考》一文首揭此事。但清廷何時決議編纂，尚無確切史料證實。） 清代官書中亦不見有關編纂《明史》的詔令，《清世祖實錄》中僅見幾位總裁於順治二年（1645年）五月癸未的上奏，其中言，「臣等欽奉聖諭，總裁《明史》」，並提出副總裁及編纂人員名單。這種「欽奉聖諭」，很可能僅是早朝時的口頭指示而已。以往論著稱順治二年五月「詔修《明史》」，表述確實有所不當，準確言之為：順治二年五月，清廷組成《明史》的編纂人員。得到了清朝廷的認可。 其後，大學士馮銓、李建泰、范文程、剛林、祁充格為總裁，操辦此事。是年五月，由總裁提名副總裁和編纂官，並設收掌官七員，滿字謄錄十員，漢字謄錄三十六員， 揭開了清朝官方編纂《明史》的序幕。 康熙四年（1665年），重開明史館，因編纂《清世祖實錄》而停止。康熙十八年（1679年），以徐元文為監修，開始編纂明史。於乾隆四年（1739年）最後定稿，進呈刊刻。《明史》是我國歷史上官修史書中編纂時間最長的一部。如果從清順治二年（1645年）開設明史館起，到乾隆四年（1739年）正式由史官向皇帝進呈，前後歷時九十四年。假如從康熙十八年（1679年）正式組織班子編纂編寫起至呈稿止，為時也有整整六十年之久
編修過程
第一階段 主要是當時政治上不穩定的原因。《明史》的正式開館修纂始於清順治二年五月初二（1645年5月26日）。據清朝順治實錄記載，當日以修《明史》總裁官內三院大學士馮銓、洪承疇、李建泰、范文程、剛林、祁充格等奏請，正式設置副總裁官，以學士、侍讀學士詹霸等十一人充任，並且選定編纂、收掌、謄錄官。 此時正值清兵入關之初，清朝立足未穩便急於詔修《明史》，其目的是顯而易見的。一是以此宣告明朝已亡，而當時南京的弘光朝廷正與清朝南北對抗，修《明史》便是不再承認弘光的南明政權存在。二是以此籠絡明朝遺臣，通過編纂《明史》，使那些降清的明朝漢族官員有一種情感上的寄託。從當時的形勢來看，開館修史的條件是根本不具備的。雖然到五月十五日（6月8 日）清軍攻入南京，南明弘光朝廷滅亡，五月二十八日（6月21日）清廷宣布「平定江南捷音」，但是實際上清軍在江南遭到了軍民的堅決抵抗，尤其是清廷公布「剃髮令」後，更激起江南百姓的抵制。其中著名的戰鬥有閻應元領導的江陰保衛戰，固守孤城達兩月之久。 南明弘光政權覆滅後，明臣黃道周、鄭芝龍等奉唐王朱聿鍵於福州建立了隆武政權；與此同時，張國維、張煌言等奉魯王朱以海於紹興監國（魯王監國）；李自成農民起義軍餘部也與明總督何騰蛟結合抗清。到順治三年（1646年），明臣蘇觀生等奉朱聿鐭在廣州建立了紹武政權，丁魁楚、瞿式耜等又擁立桂王朱由榔建立了永曆政權。順治六年（1649年），張獻忠農民軍餘部在孫可望、李定國率領下，與南明永曆政權結合，成為抗清主力之一。
在清軍占據的北方各地，與南方抗清形勢呼應，山東、山西、陝西、甘肅義師紛起，一些降清明朝將領也先後舉旗抗清，在全國範圍內，幾次掀起抗清高潮。例如順治九年（1652年）李定國率軍收復寶慶、全州、桂林的戰役，迫使清定南王孔有德自殺。順治十年至十一年，明魯王部下張名振、張煌言等率舟師攻入長江，直抵南京近郊；鄭成功亦率水軍攻克舟山。這樣的抗清鬥爭，直到清康熙初年，南明永曆帝被吳三桂所殺，鄭成功、李定國先後去世，始告一段落。而與此同時，一些急於做官出仕的漢人知識分子如魏象樞、湯斌等人則急不可耐地參加了清廷所組織的科舉考試，率先應試取中，從此大開了漢人高級知識分子參幕清廷的先例。 在這樣戰火紛飛、政局未定的情況之下，要集中大量人力物力開館修史，是根本不可能的。 清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皇帝拘禁權臣鰲拜，開始親政。然而此時政局又有新的變化。康熙十二年（1673年），由於平南王尚可喜、平西王吳三桂和靖南王耿精忠撤藩而引發了「三藩之亂」，從此，又開始了長達八年之久的戰亂。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月，吳三桂之孫吳世璠自殺。「三藩之亂」期間，清廷集中全力平叛，仍然無暇顧及《明史》的修纂，因此，當時朝廷在順治二年（1645年）所下編纂《明史》的詔令，實際只是一紙空文，它的政策作用遠遠超出了它修史的作用。 《明史》編纂第一階段無績可言的另一方面原因，是史料的缺乏和人力的不足。當時不僅沒有力量整理明朝的邸抄和檔案，而且在徵求圖書時，獻書者也極少，就連最基本的史料明代歷朝實錄也不完整，天啟朝實錄缺少七年以後部分，崇禎朝因亡國而無實錄。如此種種，也限制了《明史》編纂工作的進展。 第二階段 直到「三藩之亂」基本平定之後，清廷才有力量集中人力物力正式動手編纂《明史》，其間已歷時三十五年之久。真正動手修史，是康熙十八年以後的事。康熙十七年（1678年）詔征博學鴻儒，次年三月，試博學鴻儒一百四十三人於體仁閣，取一等二十人，二等三十二人，命編纂《明史》，從這時候起，正式動手編纂《明史》的第二階段即告開始。 康熙年間編纂《明史》者，可謂人才濟濟。有當時的著名文學家朱彝尊、尤侗和毛奇齡等人。但出力最多的是清初著名史學家萬斯同。 [3] 這裡，應當提一提我國史學史的一段公案。原來，明清之際，有一些明朝遺臣和反清志士十分重視明史的研究。傑出思想家黃宗羲曾編《明文海》四百多卷，並著有《明史案》二百四十卷；顧炎武也輯存有關明朝史料一兩千卷。清朝統治者入關後，為籠絡明朝遺臣、社會名流，曾有意開博學鴻詞科。雖然有睢州人湯斌等漢人積極參與，但黃、顧等人仍然秉持文人的骨氣堅持不肯與清廷合作，但為着保存明朝真實史跡的目的，仍派出了得力助手參與明史的編纂。黃宗羲的得意弟子萬斯同，便是當時被委派參加《明史》的編撰人之一，萬斯同是一位出色的史學家。黃宗羲的兒子黃百家、顧炎武的外甥徐元文，也都參與其事。這樣，就相應地保證了《明史》的質量。 清初著名學者錢大昕曾評論萬斯同：「專意古學，博通諸史」，熟於明朝掌故，對自洪武至天啟的「實錄」，皆「能暗誦」，了如指掌。他先後編寫和審定兩種《明史稿》，各有三百和四百多卷。因此，可以說，《明史》的初稿，在萬斯同時代已基本上完成了。萬斯同死後，先後三次任《明史》總編的王鴻緒，把萬氏的《明史稿》進行了改編，於康熙末年和雍正初年兩次向皇帝進呈。這便是王氏《明史稿》本。史學家對此大加讚賞！ 第三階段 到雍正元年（1723年）正因為康熙十八年（1679年）博學鴻儒科及其編纂《明史》只是康熙皇帝的一種政治手段，所以其結果也必然會時重時輕，遷延時日，前後用了將近五十年時間，直到康熙皇帝病逝，雍正元年（1723年）仍然未能完成這部官修的前朝史。但是，這時的情況與順治二年（1645年）下詔初修時已經大不相同。除了政局穩定，經濟也逐漸恢復，到康熙後期更出現了繁榮盛世，這些都為《明史》的編纂工作提供了良好條件，無論從人力物力還是資料的徵集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因此，這近五十年時間，雖然未能完成《明史》的編纂，但卻是《明史》成書的關鍵階段。我們現在所見《明史》之雛形便是在此時形成的。到雍正元年（1723年）為止，先後完成了四部《明史》的稿本。一種是萬斯同審定的三百十三卷本，另一種是他審定的四百十六卷本，這兩種稿本都被稱作萬氏《明史稿》。此外還有王鴻緒於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進呈的《明史（列傳部分）》二百零五卷本，這實際上是在萬氏《明史稿》基礎上刪削編纂而成的。到雍正元年（1723年）六月，王鴻緒又一次進呈《明史稿》，包括紀、志、表、傳，共計三百十卷，這便是王氏《明史稿》，即後來刊刻的所謂《橫雲山人明史稿》。至乾隆四年（1739年），清政府又第三次組織人手修改明史稿，這才形成定稿的《明史》。因為這次修書總裁為張廷玉，因此現在通行的《明史》題為張廷玉等撰，張廷玉也是唯一在在清朝中配享太廟的漢人。 經過三次編纂，費時幾十年。《明史》的確有不少長處。首先，它體例嚴謹，敘事清晰，文字簡明，編排得當。史評家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曾將遼宋、金、元諸史和《明史》作了比較，認為「未有如《明史》之編纂完善者」。其次，《明史》的史料較為豐富。當時可資的第一手史料很多，除一套完整的明朝各帝「實錄」（即《明實錄》）而外，尚有邸報、方志、文集和大量私家史乘。朱彝尊修史時《上總裁第二書》中說，僅各地的方志藏於國家圖書館者，即達三千餘冊之多。此外，如明人王世貞著述的《錦衣志》、《中官考》等，都對明朝特務統治和宦官之弊有系統地作了介紹。這些，都使明史的修撰者們較之各朝修官史者，有得天獨厚的有利條件。第三，《明史》有些地方持論公允，也能秉直書寫。如熊廷弼的功罪問題的記載，都很有參考價值。第四，《明史》在體例上有新的創造，在列傳中專列了「閹黨」、「流賊」和「土司」三目。宦官專政為明朝一代歷史的重大問題，《閹黨傳》記載了王振、劉瑾、魏忠賢等宦官黨羽禍國殃民的罪行。 《明史》編纂的作者們對李自成、張獻忠等義軍頭領立傳時稱為「流賊」，完全是當時社會執政者的視角記載，也為統治者總結了經驗：「至於亡明，剿撫之失，足為炯鑒。」但客觀上為後人保存了明末農民戰爭的某些可靠史料。《土司傳》專寫西南少數民族的情況，分湖廣、四川、雲南、貴州、廣西五個土司傳。這些傳，保存了大量這一帶少數民族的重要資料。國內少數民族的歷史，大半可以追溯到明朝初年。
明史特點
本紀 共二十四卷，就卷數而論，《明史》本紀所占不足全書十分之一，若以字數而論，則所占不及全書二十五分之一。由此可知本紀在《明史》中所占比例甚小，這是《明史》編纂體例中的一個特點。本紀在紀傳體史書中，是以編年形式敘史的部分，《明史》顯然是將本紀作為全史之綱，以簡明扼要的方式，首列於全書之前，使人在讀閱這部史書之時，首先了解到有明一代歷史之概況，而不是使人在讀閱本紀時便事無巨細盡覽盡知。這應該算是《明史》編纂整體設計上的獨到之處。 《明史》本紀的另一個特點，是以尊重史實，以明代官定史論為據。如建文帝年號於成祖奪位後革除，其四年實錄僅以元、二、三及洪武三十五年，附於《明太祖實錄》之後。《明史》中則專立《恭閔帝紀》一卷，甚為得體。再如英宗削景泰帝號，情形與建文事相似，《明史》中亦處理不得當。清代史家錢大昕曾論稱：「其例有創前史所未有者。如《英宗實錄》附景泰七年事，稱郕戾王，而削其廟號，此當時史臣曲筆。今分英宗為前後兩紀，而列景帝紀於中，斟酌最為盡善。」（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九）明洪武中懿文太子朱標，因早逝而未及繼位，建文元年（1399）追尊為孝康皇帝，廟號興宗。成祖奪位後，廢其帝號廟號，復稱懿文太子。是雖曾有帝號，而未改元登極，故不入本紀，而入列傳，但其曾有帝號，亦為史實，又與諸傳不同，特於后妃傳後，諸王傳前立傳。與之同列者，又有嘉靖皇帝之父，興獻王朱祐杬。嘉靖中興大禮議，特尊其父為睿宗興獻皇帝，也屬僅有帝號而已。《明史》本紀不列興宗、睿宗，正與其以本紀為敘述有明一代歷史之大綱有關。光宗即位於萬曆四十八年（1620）八月初一，死於同年九月初一，在位僅一月，未及改元，遂定以是年八月後為泰昌元年。《光宗本紀》於是附於《神宗本紀》之後，未單立一卷，僅以數百字述過，不失為大綱之作。 《明史》本紀雖以時間長短為本，分卷記史，然而又不盡拘泥於此。太祖在位三十一年，本紀則占三卷，因其為開國之君。成祖在位二十二年，本紀則占三卷，雖可稱因其奪位登極，事屬特殊，則已有輕重之分。英宗二卷，尚可因前後各有年號為由，憲宗二十二年，亦占二卷，世宗四十五年，神宗四十八年，同樣各占二卷，莊烈帝十七年，亦占二卷。可見諸人修史，頗以史事輕重敘述，此又符合其立綱之體。總的來看，《明史》本紀，分帝而述，編年記事，又不失為一個整體，筆墨雖少，卻完整明了，輕重適宜。《明史》本紀中一大令人遺憾之處是未能給南明諸帝立紀，這是清初政治形勢所決定的。清朝官修史書，不僅不可能給南明諸帝立紀，甚至於列傳中亦不立傳。清初私家修史，妄談及此，則也難免於「文字獄」之禍。 志 志之修纂，依照天、地、禮、樂之順序排述，《天文志》出自湯斌之手。《天文志》除第一卷敘述傳統天文學與「西洋之說，既不背於古，而有驗於天」者外，還比較系統地介紹了從明太祖至崇禎皇帝其間儀象（即天文儀器）的發展變化。第二卷與第三卷則記有明一代天文現象的變化，除去日食已全部記入本紀之中外，其餘如「月掩犯五緯」，「五緯掩犯」，「五緯合聚」，「五緯掩犯恆星」，以至「星晝見」、「暈適」、「星變」、「流隕」等，多有記錄，雖然難懂而泛淺，仍有一定參考價值。 除去《天文志》之外，湯斌還執筆了《五行志》和《歷志》的編纂。 《五行志》即金、木、水、火、土，其體仿《漢書》及前代諸史，記自洪武至崇禎間所謂「祥異」之事。其三卷中，首卷為水，如恆寒、恆陰、雪霜、冰雹、雷震、魚孽、蝗蝻、豕禍、龍蛇之孽、馬異、人痾、疾疫、鼓妖、隕石、水潦、水變、黑眚黑祥，皆屬之水。第二卷為火、木，仿前史，以恆燠、草異、羽蟲之孽、羊禍、火災、火異、赤眚赤祥屬之火；仿前史以恆雨、狂人、服妖、雞禍、鼠孽、木冰、木妖、青眚青祥屬之木。第三卷為金、土，仿前史以恆暘、詩妖、毛蟲之孽、犬禍、金石之妖、白眚白祥屬之金；以恆風、風霾晦冥、花孽、蟲孽、牛禍、地震、山頹、雨毛、地生毛、年飢、黃眚黃祥屬之土。 《明史·五行志》的編纂是成功的，一是簡單而缺漏太多，如地震水旱等災情；二是多有記述不確之處，甚至記入傳聞，以增其神秘色彩，所以史家多認為其「無大用」。 《歷志》共九卷。明代曆法，由於崇禎時改用西洋新法而有所創新。其《曆法沿革》一卷，對朱載堉《聖壽萬年曆》、《律歷融通》介紹較詳，後徐光啟等督修曆法，重視西洋曆法，也多用文字。這當是《明史·歷志》的一大特點。 《歷志》的第二大特點是除表之外而有圖，簡便易明，與諸史不同。計有圖五，均附於《大統曆法》之中。有「割圓弧矢圖」、「側立之圖」、「平視之圖」、「月道距差圖」、「二至出入差圖」。 全志以大統歷為主，計有二、三、四、五、六共五卷，回回曆法為輔，計有七、八、九共三卷。《歷志》述事雖詳，因涉於曆法知識，又有古今之別，及明朝所用《大統歷》與《回回曆》之別，頗為難讀。 《歷志》之後為《地理志》，《地理志》共七卷。 明朝為我國歷史上統一的朝代之一，如《明史·地理志序》所稱：「禹跡所奄，盡入版圖，近古以來，所未有也。」自明太祖統一全國後，京師之外，置十三布政使司，及都指揮使司、行都指揮使司分領天下。成祖即位，又增設交阯、貴州二布政使司，而改北平為北京。仁、宣以後，棄交阯，而漸定為南北二京，十三布政使司，全國一統遂定。英宗天順五年（1461），李賢等奉敕修成《大明一統志》九十卷，為明朝全國政區之志書。而該書記述失誤頗多。《明史·地理志》則「考其升降之差，沿革之故，具著於篇」而成。 七卷之中，南、北兩京一卷，山東、山西一卷，河南、陝西一卷，四川、江西一卷，湖廣、浙江一卷、福建、廣東、廣西一卷，雲南、貴州一卷。南、北兩京及十三布政使司各有總述，記其沿革，均以《禹貢》諸州為本。總述之後，再以府、州、縣分述。後附都司、衛、所之設置沿革，內容頗為詳盡可取，然亦間有漏誤之處，後人有作考辨糾誤者。 《禮志》十四卷，吳苑所撰。禮、樂為歷朝統治者所重視，禮教為治民之本。禮儀反映了一個時代的政治及社會生活狀況。禮儀同時也被用作封建刑法的補充。明朝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朝代，隨着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變化，禮制也發生了較明顯的變化，尤其是正德、嘉靖以後，復有「禮崩樂壞」之勢，而所謂「禮崩樂壞」則正是社會變革之時。《明史·禮志》也就必然要反映出這方面內容。 《禮志》所述，首為吉禮，即祭祀之典，包括祀天地諸壇、諸廟等，共六卷。次為嘉禮，以宮中之禮為主，附有地方「鄉飲酒禮」，共三卷有餘。嘉禮之後為賓禮，除來賓之禮外，官民相見之禮亦屬之列。賓禮附嘉禮後，篇僅半卷。後有軍禮一卷。再後則為凶禮三卷，述陵寢喪制。正符古五禮之制。《禮志》的優點是敘述較詳，缺點是官民之禮過簡，且所述禮儀，難於讀明，需與《明會典》諸書相參而讀。 《明史·樂志》三卷，主要記述有明一代樂器及樂章之制，以禮為本，樂隨禮行。樂制所述並非明代音樂，而仍為禮制而已。明代有音律家朱載堉，為近代音樂創始之名人，惜其所創，非《樂志》所述。 《儀衛志》一卷，《輿服志》四卷，內容亦與禮制相關，記述較詳盡。 《明史》仿《宋史》體例，《禮志》、《樂志》、《儀衛志》、《輿服志》均立而分述，較前諸史所立更為全善。 《選舉志》三卷，所述頗有特點。其序言稱：「選舉之法，大略有四：曰學校，曰科目，曰薦舉，曰銓選。學校以教育之，科目以登進之，薦舉以旁招之，銓選以布列之，天下人才盡於是矣。」 因此《明史·選舉志》首卷為學校，次卷為科目，三卷則薦舉、任官銓選考察。明初重薦舉，永樂以後；科目漸盛，薦舉日輕，此種變化於志中敘述十分清楚，其體例為制度與事例夾敘，使人易讀易懂，一目了然。《選舉志》出自陸葇之手，陸葇進士出身，又選博學鴻儒，於選舉關鍵，自當有所體會，故述史頗為得體。 《職官志》五卷，為《明史》諸志中之重點。明初太祖朱元璋罷丞相，升六部之秩，成祖朱棣始設內閣，中國歷史上文官制度至此為一大變化時期，又有宦官衙門之設與歷朝不同，其特點顯而易見。 《明史·職官志》採取由朝廷至地方，由文及武，由內及邊的記述方法。南北兩京官署，以北京為主，南京官專立於後，述記頗簡。 其一卷所述為：宗人府、三公三孤、太子三師三少、內閣、吏、戶、禮、兵、刑、工六部。 二卷：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詹事府、翰林院、國子監、衍聖公。 三卷：太常寺、光祿寺、太僕寺、鴻臚寺、尚寶司、六科、中書舍人、行人司、欽天監、太醫院、上林苑監、五城兵馬司、順天府、武學、僧道錄司、教坊司、宦官、女官。 四卷：南京官、應天府、王府長史司、布政司、按察司、各道、行太僕寺、苑馬寺、都轉運鹽使司、鹽課提舉司、市舶提舉司、茶馬司、府、州、縣、儒學、巡檢司、驛、稅課司、倉庫、織染局、河泊所、批驗所、遞運所、鐵冶所、醫學、陰陽學、僧綱司、道紀司。 五卷：公侯伯、駙馬都尉、五軍都督府、京營、京衛、錦衣衛、南京守備、南京五軍都督府、南京衛、王府護衛、總兵官、留守司、都司、各衛、各所、宣慰司、宣撫司、安撫司、招討司、長官司、軍民府。 《職官志》中於內閣敘述不詳，而以六部為重，是因六部為明代官制主體，但明代內閣作用之大，設置之突出，實應多述。都察院系改原御史台而置，為明代始置。都御史職關紀綱風憲，尤其重要。又有巡撫之職，為都御史外任，並有經略、總理、贊理、巡視、撫治等名目；監察御史又有巡按之制。故此都察院置於第二卷之首，而所占篇幅最長，此亦史筆之用心。 宦官專立一篇，列於第三卷之末，即在京諸衙之後。首述十二監、四司、八局，即宦官二十四衙門，及諸庫、房、廠、提督、守備、鎮守諸職，記述頗為清楚。如記提督東廠，下記：「掌印太監一員，掌班、領班、司房無定員。貼刑二員，掌刺緝刑獄之事。舊選各監中一人提督，後專用司禮、秉筆第二人或第三人為之。其貼刑官，則用錦衣衛千百戶為之。凡內官司禮監掌印，權如外廷元輔，掌東廠，權如總憲。秉筆、隨堂視眾輔。各私設臣掌家、掌班、司房等員。」明代宦官之權勢，躍然於紙上。 且宦官之後，另有評述文字，由明太祖洪武十七年（1384）鑄鐵牌「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至永樂後中官四出，王振、汪直、劉瑾、魏忠賢之專權，直至明亡，頗有總結。清朝以此為戒，宦官遂無干政之機，這實在是以史為鑑。 明代土司制度，亦為當時一大特點，故職官之尾專立土官，文字雖然不多，卻給人以完善之感。 《明史·食貨志》共六卷，出自潘耒之手。其實潘耒所作，實據王原《明食貨志》而成。但據記潘耒對編纂《食貨志》用力最勤，「自洪武至萬曆朝實錄之有關食貨者，共鈔六十餘本，密行細字，每本多至四十餘紙，少亦二十餘紙，他纂尚不在是」①。故人多認為潘耒曾作有食貨之稿，或為長編。後王原入史館纂《食貨志》即所見《學庵類稿》中的《明食貨志》，至於其是否曾用潘耒所纂，就不可得而知了。 王原《明食貨志》共十二卷：卷一：志序、農桑。卷二：戶口。卷三：田制（附屯政）。卷四：賦役（附荒政）。卷五：漕運（附海運）。卷六：倉庫（附馬房、倉場）。卷七：鹽法。卷八：錢鈔。卷九：茶礬。卷十：課稅。卷十一：上供采造。卷十二：會計（附俸餉）。 王鴻緒所上《明史稿》鈔本中，除將「會計」併入「上供采造」而存十一卷外，內容與王原《明食貨志》幾乎完全相同。 《明史·食貨志》共六卷。 卷一：戶口、田制（附屯田、莊田）。卷二：賦役。卷三：漕運、倉庫。卷四：鹽法、茶法。卷五：錢鈔、坑冶（附鐵冶銅場）、商稅、市舶、馬市。卷六：上供采造、采造、柴炭、采木、珠池、織造、燒造、俸餉、會計。除去內容有所增減外，基本略同。因此說《明史·食貨志》系據王原《明食貨志》而成。《食貨志》將「明一代理財之道，始所以得，終所以失，條其本末，著於篇」 [10] 。自清朝以來，論者甚為推崇，但其實志中錯誤之處甚多，且有文字過簡不明之處，待後尚有介紹，故於此不贅。 《河渠志》六卷，依舊史之例，分河而述。黃河分上、下，共二卷，運河亦分上下，而未足二卷，附有海運半卷。《明食貨志》中海運原附於漕運之後。淮、泇、衛、漳、沁、滹沱、桑乾、膠萊諸河共為一卷，直省水利另為一卷。顯而易見，《河渠志》之目的不在於河渠而在於水利，着重於河工和漕運。其內容與食貨可互為補充。 《兵志》四卷，記有明一代軍政之詳。首卷記：京營、侍衛上直軍（附皇城守衛、京城巡捕）、四衛營。第二卷記：衛所、班軍。第三卷記：邊防、海防（附江防）、民壯、士兵（附鄉兵）。第四卷記：清理軍伍、訓練、賞功、火器、車船、馬政。 明代兵制特點突出，主要體現明太祖集權之用心。所謂「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舊制，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外統之都司，內統於五軍都督府，而上十二衛為天子親軍者不與焉」②。此系得唐朝府兵制之遺意而更為詳密。 ① 《明史》卷十七《食貨志序》。 ② 《明史》卷八九《兵志序》。 有明一代，困於南倭北「虜」，軍事至為重要，而形勢所變又迫使軍制屢更。其間沿革變化，《兵志》中記述頗為清楚，只第一卷內關於京營之記述與《職官志》互為交叉，採用簡述方法與之互為補充而已。 《明史·刑法志》僅三卷。明初太祖極重刑律，後因循日久，雖視為具文，而明代刑律仍有其特點。《刑法志》三卷，每卷無題類之別，但首卷即述有明一代之律文。第二卷再述法司及刑法執行情況。此卷內容本易與《職官志》諸法司重複，而史官姜宸英撰寫得體。《刑法志》第三卷最有特點，開首便稱：「刑法有創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東西廠、錦衣衛、鎮撫司獄是已。是數者，殺人至慘，而不麗於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極。舉朝野命，一聽之武夫、宦豎之手，良可嘆也。」此卷記廠衛之事較詳，史論甚佳。廠衛為明代刑法中之大事，洪武中行錦衣衛鎮撫司獄，末年廢罷，至永樂中復置，且立東廠。立東廠事實錄中避而不述，是有所隱晦遮掩，《刑法志》頗予詳述，此舉甚當，亦補《職官志》之所難述。 《藝文志》四卷，出目錄學名家黃虞稷之筆。黃虞稷撰有《千頃堂書目》，於目錄之學甚為博知。《藝文志序》另出倪燦之手，文中申明本志體例，僅錄有明一代名家著述，此與前史不同。「前史兼錄古今載籍，以為皆其時柱下之所有也。明萬曆中，焦竑修國史，輯《經籍志》，號稱詳博。然延閣廣內之藏，竑亦無從遍覽，則前代陳編，何憑記錄，區區掇拾遺聞，冀以上承《隋志》，而贗書錯列，徒滋訛舛。故今第就二百七十年各家著述，稍為厘次，勒成一志。凡卷數莫考、疑信未定者，寧闕而不詳雲。」 自《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之修，搜羅歷代圖書，考其存亡，為目錄學整理之大功業。《明史·藝文志》不採用此種編纂方法，專取有明一代之書，似簡而實詳，確是頗有用心者。然智者百慮，不免一失，如其著錄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四十卷，乃宋人之作，以其體例而論，必為誤錄之書。 《藝文志》四卷，依經、史、子、集排述。一曰經，共十類：《易》、《書》、《詩》、《禮》、《樂》、《春秋》、《孝經》、《諸經》、《四書》、《小學》。二曰史，共十類：正史、雜史、史鈔、故事、職官、儀注、刑法、傳記、地理、譜牒。三曰子，共十二類：儒家、雜家、農家、小說家、兵書、天文、歷數、五行、藝術、類書、道家、釋家。四曰集，共三類：別集、總集、文史。其經部收書目九百零五部，史部一千三百十六部，子部九百七十部，集部一千三百九十八部，共計收書四千五百八十九部。雖然並未能將有明一代圖書盡收其中，仍不失為一大功績，而為了解明代目錄書籍之不可少者。 列傳 基本沿舊史之體例，但亦有其創新之處。《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六《明史》條提要中稱：「列傳從舊例者十三，創新例者三，曰《閹黨》、曰《流賊》、曰《土司》。蓋貂璫之禍，雖漢、唐以下皆有，而士大夫趨勢附膻，則惟明人為最夥。其流毒天下，亦至酷。別為一傳，所以著亂亡之源，不但示斧鉞之誅也。闖、獻二寇，至於亡明，剿撫之失，足為炯鑒，非他小丑之比，亦非割據群雄之比，故別立之。至於土司，古謂羈縻州也。不內不外，釁隙易萌。大抵多建置於元，而滋蔓於明。控馭之道，與牧民殊，與禦敵國又殊，故自為一類焉。」應該說，創設《閹黨》、《流賊》、《土司》三類傳，確實符合於明史之實際情況，突出記述了明代的主要社會問題，為了解明代宦官、明代農民起義和明代民族關係，提供了比較集中、系統的材料。 [11] 這與諸表中創設《七卿表》有異曲同工之處。明代宦官之干政，雖不及漢、唐諸朝有廢立之舉，但外廷士大夫屈膝卑顏於閹宦，而成一時之氣焰，則為亘古未有。 《閹黨傳》所列四十六人，屬劉瑾黨者七人，余皆魏忠賢之黨。讀《閹黨傳序》可知史館諸人於明亡之鑑深痛而慨然。然而與《流賊傳》相比，其感情又有所不同，所撰《流賊傳序》自唐賽兒起義論起，直至李自成、張獻忠之亡明，文稱：「自唐賽兒以下，本末易竟，事具剿賊諸臣傳中。獨志其亡天下者，立《李自成、張獻忠傳》。」其中《李自成傳》長達萬餘言，為《明史》諸傳中之最長者。從修史者角度雖主要為後人之鑑，卻因此而保留較為豐富的有關記載，而未採取分散於「剿賊」諸臣傳中。 《明史》列傳之體例採用類傳形式，除以類分傳外，於諸臣傳中亦因類分卷，而未盡以父子及孫等為傳。其方法即因事而分。如卷一二二有《郭子興傳》、《韓林兒傳》、《劉福通傳》，雖亦為明建國前群雄之列，而與群雄同明太祖朱元璋之關係不同，歸為一卷。陳友諒、張士誠、方國珍、明玉珍合為一卷，擴廓、陳友定、把匝剌瓦爾密合為一卷。諸臣中，如徐達、常遇春單為一卷，是功臣亦有別而分立。史臣為建文帝遺臣列傳頗詳，甚至有傳聞之人，能列立傳者儘量立傳，也是史臣寄託遺民之情的一種方式。 《明史》諸列傳中，亦多見以事附傳之體例。如卷一八九《夏良勝傳》，附同下詔獄者萬潮、陳九川、張衍瑞、姜龍、徐鏊、姚繼岩傳，均連署進言諫止武宗南巡之人。卷二○六《馬錄傳》附顏頤壽、聶賢、湯沐、劉琦、盧瓊、沈漢、王科，均嘉靖中「李福達之獄」受牽之人。如隆慶中御史龐尚鵬疏中稱：「據李同之獄，福達罪益彰，而當時流毒縉紳至四十餘人，衣冠之禍，可謂慘烈。」此附傳後史官評論中所引述，以為同事附傳之由也。此類附傳，於《明史》中不勝枚舉。 清修《明史》的另一特色是，隱瞞明朝與清朝在遼東的戰爭史事。對於明朝文武諸臣，曾為督撫鎮巡等官者，清朝修史時皆削其在遼之事跡。如王翱、李秉、趙輔、彭誼、程信等人，《明史》中均各有傳，但其於建州有撫治或征討之績處，基本上見不到建州女真的記載，但凡女真皆在所諱，《明史》中均略去不述，間有一二語涉及，則不指明為何部落，以何原因啟釁，其史實真相，無從觀看。 對於一些實在避不開的人物，清朝乾脆讓他們從歷史記錄中人間蒸發了。凡是明朝人中所長而必書之事在於建州者，則《明史》中削其人而不為立傳。如顧養謙、宦官亦失哈等，因生平活動不可離遼東及建州之事，《明史》中遂無傳。又如贊理征東軍務登萊巡撫袁可立、東江總兵毛文龍和後金總兵劉愛塔所關明金遼海戰事尤重，《明史》均不為立傳。 《明史》列傳中，《外國傳》及《西域傳》，反映了當時與境外國家及部落地區等的聯繫，保存了大量東南亞及中亞等地歷史資料，是研究這些國家歷史及中外關係史的較好參考資料。 在二十四史中，《明史》以編纂得體、材料翔實、敘事穩妥、行文簡潔為史家所稱道，是一部水平較高的史書。這反映出編者對史料的考訂、史料的運用、對史事的貫通、對語言的駕馭能力都達到較高的水平。雖然它的篇幅在二十四史中僅次於《宋史》，但讀者並不感到冗長而生厭。 表 共十三卷 其中，第一、二、三、四、五卷為諸王世表 第六、七、八卷為功臣世表 第九卷為外戚恩澤侯表，主要記載外戚的封賞、賜爵情況。 第十、十一卷為宰輔年表，主要記載了明太祖廢除丞相前左右丞相、參知政事等的任免情況，以及明太祖廢除丞相，明成祖設立內閣後內閣大學士的任免情況。 第十二、十三卷為七卿年表，旨在列舉明代六部（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與都察院的最高長官的更替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