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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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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策》為西漢劉向編訂的國別體史書，原作者不明，一般認為非一人之作。資料年代大部分出於戰國時代，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料的記載。原來的書名不確定，成書據推斷也並非一時，可能在秦統一以後。劉向進行整理後，刪去其中明顯荒誕不經的內容，按照國別，重新編排體例，定名為《戰國策》。
全書共三十三卷，分「東周」「西周」「秦」「楚」「齊」「趙」「魏」「韓」「燕」「宋」「衛」「中山」十二國的「策」論。
《戰國策》作品主要記述了上起公元前490年智伯滅范氏，下至前221年高漸離以築擊秦始皇共245年間，戰國時期的縱橫家（遊說之士）的政治主張和策略，或者說記錄了戰國時縱橫家遊說各國的活動和說辭及其權謀智變鬥爭故事，展示了戰國時代的歷史特點和社會風貌，是研究戰國歷史的重要典籍。
全書現存497篇。早在宋代就已有不少缺失，由曾鞏奉旨「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得以校補。後又經多次修訂。現今所見《戰國策》已遠非東漢時期版本，其中有不少章節與其說是歷史，不如說是虛構的文學故事
內容簡介
《戰國策》就是記載戰國至秦漢時期，一些謀士為了謀取富貴或者實現自己的治國理念，針對當時的各國形勢，為自己效力的主君分析內外形勢、制定策略的說辭的合集。全書並非出於一人之手，也非成於一時。全書沒有系統完整的體例，都是相互獨立的單篇。在形成之初便有多個版本。
據說西漢劉向在校理皇家書庫時，對所見的「中戰國策書」，包括六種記載戰國縱橫家說辭的作品，即所謂的中書六種，包括《國策》《國事》《事語》《短長》《長語》《修書》，和「國別者八篇」等材料進行了編撰。因書所記載的多是戰國時縱橫家為其所輔之國提出的政治和外交策略，且其內容「大抵皆縱橫捭闔，譎狂相軋傾奪之說也」，因此劉向把這本書名為《戰國策》，名稱沿用至今。全書共三十三卷，約十五萬字。內容曾歷經包括宋、元、明多個朝代或大或小的修補，加之傳抄和翻刻時的錯訛。與最初版本差別可能很大。
書名戰國指時期，這點並無多少異議。爭議點主要在「策」字上，劉向在給皇帝呈奏的《書錄》中雲，該書是有關「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立策謀」，因而定名，書名中的「策」字取的是「策謀」之意。可有部分後世學者依然對書名的含義產生了質疑，如葉德輝和王國維認為「策」應為「簡策」之意，「策」有長短，故又名《短長》。不過大部分學者認為應該是「策略」。
全書所記載的歷史，上起前490年智伯滅范氏，下至前221年高漸離以築擊秦始皇。記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統一。內容以策士的遊說活動為中心，同時反映了戰國時期各國的政治、軍事、外交方面的一些活動情況和社會面貌。戰國時期占有絕對比重，不記載前代舊事。有人認為劉向選取了具有特殊意義的起止時間。
雖然習慣上把《戰國策》歸為歷史著作，但仔細分析，會發現其中一部分篇章荒誕不經，缺乏歷史依據，明顯系後人的模擬之作，有趣的是這部分作品反而語言以及邏輯相當精彩，有較強的文學性。而另一部分作品，雖然文采稍遜，卻依託歷史事實，對研究戰國歷史有着較大的史料價值。
《戰國策》的思想觀念，就其主流來說，與當時的《左傳》等史書有截然不同之處。劉向序說：「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畫。故其謀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
《戰國策》善於述事明理，描寫人物形象極為形象逼真。文中大量運用寓言、譬喻，語言生動，富於文采。無論個人陳述或雙方辯論，都具有很強的說服力。所以戰國策也是一部優秀的散文集，對中國兩漢以來史傳文政論文的發展都產生過相當的影響。
《戰國策》成書以後，東漢學者高誘曾為其作注。但由於此書一直未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因此到了北宋時，已經缺了十一篇。北宋著名文學家曾鞏訪之「士大夫之家」，重新補足了三十三卷的簡數。南宋時期，姚宏搜羅了尚能見到的版本，在曾鞏版本的基礎上，重新校訂整理並加注釋，被稱為「站本」。和姚宏同時的鮑彪也進行編訂並注釋，元代學者吳師道為其作補正，一同流傳，但鮑本質量上並不如姚本。現今所見到的版本，多屬姚本。
創作背景
歷史
春秋戰國時期，用劉向的話是「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眾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無，敵侔爭權……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畫故」。這個時期，井田制度被廢棄，鐵製農具出現，私田大量產生，冶鐵業和水利工程技術的發展使得農業和手工業產能快速增長，傳統的社會秩序不斷被打破，束縛手工業、商業的體制失去支撐。冶金業、製鹽業、手工業、交通業繁榮起來。商業打破地域、行業、人員限制而逐漸興盛，商人的經濟訴求突破了國家地域，擴大到各個區域，有些商人憑藉經濟實力還躍身高層，導致「小農經濟成為立國基礎，各國政權組織相應的發生變革，廢棄了原來由各級貴族統治的制度」，以至於叔向感嘆說「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降在皂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
這種社會經濟基礎發展進而推動上層建築的變革以「三家分晉」「田氏代齊」為標誌，舊有的奴隸制度宣告瓦解，社會制度開始向封建制度過渡。各諸侯國也相繼進行了或大或小的政治改革，公元前422年，魏文侯任用李悝為相，實行變法，拉開戰國變法大幕；公元前382年，楚悼王任命吳起為令尹，主持變法；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商鞅為左庶長，開始全面變法；公元前355年，韓昭侯任用申不害為相實行變法；公元前357年，齊威王任用鄒忌為相，開始變法；公元前312年，燕昭王築黃金台招賢納士；公元前307年，趙武靈王17年，「胡服騎射」，開始變法。
經濟上的改革使得原來依靠土地為生的農民獲得了自由，而土地的自由分配使得上層貴族開始下移，下層庶民則有了上升機會，脫離土地束縛的農民通過讀書積累知識進一步上升為士，戰國時「朝為素衣，暮為卿相」的情況時常發生，這進一步鼓勵了這些地位低下的士。同時，武士為求得政治上的發展也將眼光投向文壇。在這種大的歷史環境下，一些飽學之士開始更多的關注政治和自身發展，並將眼光聚集到時代的發展和新的社會現象上，率先打破舊的傳統，於是在社會上出現了一批「橫議之士」。他們關注自身和社會的變革，逐漸形成自己的理論，但由於各種原因他們只能依附在那些有權勢地位的人之後，為其出謀劃策，從而獲得生存的條件。「策士」集團或階層開始形成。
春秋戰國時期，七雄並起、諸侯紛爭不斷，「法治」代替了「禮治」，畢竟在這一時期，「法治」才能適應當時的社會變革，「禮治」已經行不通了。如劉向在《戰國策·書錄》所言「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製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謀；有設之強，負阻而侍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遊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
在春秋時期，各諸侯國間的關係尚可通過盟會加以協調，而戰國時期，國與國之間，講的是以勢相爭，以謀相奪。而各諸侯國君和貴族們也都希望自己或立為霸主，或成就功名。各國在政治軍事外交上或合縱，或連橫，明爭暗鬥，一直不斷地反覆地進行鬥爭。
顧炎武評價這一時期是「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在這一時期，統一的趨勢代替了諸侯割據的局面，兼併戰爭以空前的規模展開。過去還勉強作為虛飾的仁義禮信之說，在這時已完全被打破。《淮南子》有言「六國諸侯，溪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為右。」
在這種歷史背景下，軍事科學和戰略思想，外交戰略和策略方針應運而生，而設計或運作這些思想和策略的合縱連橫的遊說之士登上了歷史舞台（司馬遷則認為「務在強兵並敵，謀詐用而縱橫長短之說起。矯稱蜂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換言之，他認為「長短縱橫之說」的興起使得各諸侯國之間出現誓盟不信、符信失約的現象，而縱橫家就是這些「長短縱橫之說」產生的主體。），左右了戰國中後期的各諸侯國間的政治、軍事、外交。這些遊說之士抓住歷史機遇和主君的心理進行各種遊說，他們的說辭普遍具有注重飾詞，喜好激揚，崇尚鋪張的特點。目的是要破壞各諸侯國間的均勢，摧毀原有的社會秩序，成就自己的理想或事業。
他們或說之以理，用明顯的歷史經驗說服對方相信自己的道理；或動之以情，以披肝瀝膽之詞感動對方相信自己的忠貞；為了讓對方聽從自己的主張，他們甚至敢把自己的腦袋賭上。
不過遊說一過程並不是簡單的耍嘴皮子和賭命，畢竟，遊說的對象普遍是各國的高層乃至核心人物，想要打動對方，必須對遊說對象，所在國或勢力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等事宜有相當了解才行，沒有平時積累的知識和較為自如的交流，獲取和運用這些信息是很難的。這意味着要成長為合格的遊說之士，需經過長時間專業的學習和培養。
幸好戰國時期的一大特色是思想文化方面出現空前繁榮的局面，各家各派講學興盛，紛紛著書立說、議論政治、闡述哲理，各家之間也相互批判辯論，形成良好的學術氛圍。這種氛圍也成為了謀臣策士進行遊說的一大助力。他們可能是這樣鍛煉自己：
一是鍛煉實用主義思維，通過借鑑兵家思想等諸子百家對戰爭的態度準確分析當下複雜的列國形勢，尋求最佳的遊說方式，養成尚奇通變的邏輯思維；
二是培養遊說技巧和謀略，當時私人講學和授徒之風盛行，遊說之士可能通過研讀揣摩《鬼谷子》等謀略典籍和拜師學藝來學習論辯方法、技巧謀略。
《戰國策》的原稿或者說原始資料很可能就是這些遊說的個人或團體使用的教材或講稿，內容就是如何在特定的條件下，甚至在對象頑固堅持己見的情況下，說服他們接受自己的意見。
編撰
《戰國策》的最初版本已無法考證，只能推斷為部分人基於各種目的將體現遊說策士的政治主張、鬥爭策略的論辯及遊說辭令記載收集起來，讓縱橫家們複雜的思想內容和敷張揚厲的說辭流傳於世。這一過程中最早的編者可能基於當時的一些重要史實和遊說談資為基礎，有意無意甚至可能很隨意的改竄增刪，並夾雜了不少擬作。這降低了原書的史學價值，卻提升了文學價值。
到漢朝時，諸子百家的典籍折損很大，特別是經歷了戰國時的真偽紛爭、秦時的幾近滅頂，已經混亂駁雜、真偽難辨，於是「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漢孝武帝時，則「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
而到漢成帝時，「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在這般背景下，書籍的創作、流傳和整理工作便會難度加大，偽作頻出，更兼有其它亂象，需要仔細辨別。到漢成帝時，各種書籍的藏本數量大增，便需要有聲望的飽學之士承擔整理工作。劉向屬宗室，又是當時公認的名家大儒，便順理成章地承擔了典籍的整理工作。《戰國策》便是在古書典籍大規模整合的境況下出世，劉向在每一部書校對完成，便會梳理內容大意和篇目上奏，後稱《劉向別錄》，其中《戰國策敘》記錄了《戰國策》整理成書的過程「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余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換言之，成書之前的《戰國策》是大量內容錯亂、互相重複甚至衝突的檔案資料，而且原始資料書號不一，編纂的方式也不相同。劉向做了細緻複雜的編纂工作後，編成《戰國策》一書的最初版本。
學術研究
日本學者將《戰國策》的策文（其稱之為「記事資料」）分為兩種：「將採用書信、奏言、對話等形式，而且有歷史背景的、比較可靠的資料稱為『故事』，將並非書信、奏言形式而是概括幾個故事的形式稱為『傳說』。」這一做法基於《戰國策》史料的駁雜性、層次性，迴避了史學、文獻學方面一些難以解決的爭議，而將全部文本看做是「故事」或「傳說」進行研究。
20世紀以來的《戰國策》研究，大致經歷了兩次高潮。第一次是20世紀30年代，疑古風潮興起，羅根澤等人提出《戰國策》是劉向綴合蒯通書及《史記》等書而成的「偽書」，這次高潮主要討論的問題就是《戰國策》的文本來源及作者的問題，並承續前人對該書進行整理校注。第二次高潮是1973年馬王堆《戰國縱橫家書》出土，這次以出土文獻的利用為主要特色，主要關注《戰國策》所載材料的原初歸屬、記事真偽、系年次序、版本流傳等問題，主要參與的學者為楊寬、唐蘭、徐中舒、繆文遠、諸祖耿、鄭良樹、郭人民等。第二次高潮在21世紀的頭幾年基本結束。
這兩次高潮總體上都屬於史學與文獻學研究領域，但是就算單純從史學或文獻學的角度而言，這些研究還總體上處於起步階段，討論的都是古籍整理的一些最基本問題，而且由於材料和證據的缺乏，很多問題一直沒能解決，比如《戰國策》、《史記》以及《戰國縱橫家書》所載不同蘇秦事跡的考定，在學界始終沒有達成共識。即使在文學研究領域也一直沒有深入的研究，只好略略地談了一些藝術特色方面的問題。
作品評價
「戰代任武，而文士不絕，諸子以道術取資，屈宋以楚辭發采，樂毅報書辨以義，范雎上書密而至，蘇秦歷說壯而中，李斯自奏麗而動。若在文世，則揚、班儔矣」（南朝文學評論家劉勰）
「文辭駸駸乎上薄六經，而下絕來世」（北宋文學家李格非）
「六經，治世之文；《國策》，亂世之文，然有英偉氣，非治世、衰世之文之比」（南宋理學家朱熹）
「至戰國而抵掌揣摩，騰說以取富貴，其辭敷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謂非行人辭命之極也」（清代史學家章學誠）
「其文章之奇足以娛人耳目，而其機變之巧足以壞人之心術」（清代學者陸隴其）
「亂乎聖人之經」（清代學者程夔初）
「今夫鳥喙、砒石，毒藥也，國醫恆用之以收捷效，不善用之，則鍾乳參著，或至殺人也；我以仁義用縱橫之言，可以排難；我以忠誠運遊說之知，可以納誨；吾有以轉《國策》，而不為《國策》所轉，安在《國策》之不可讀，而讀之可不必注哉」（清代學者王崇炳）
「其文辯博，有煥而明，有婉而微，有約而深，太史公之所考本也」（南宋學者鮑彪）
「其辭鋪張而揚厲，變其本而更加恢奇焉」（清代史學家、史學家章學誠）[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