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等不到了》
原文
我等不到了
寫到這裡，我想到了布萊希特(BertoltBrecht)。他曾經說，過程性的情節越豐富，越會讓人產生習慣性遲鈍。因此，需要阻斷，需要間離，讓講者和聽者都陡然停步，獲得思考。他認為，這才是「積極的敘述」。
我一直在等待這種停步的機會，此刻出現了。在安靈堂門口，我又回首望了一眼。除我爸爸之外，余鴻文先生、徐扶明先生、余頤賢先生，包括那位我一時還不願意稱「先生」的曾遠風，都一起在這裡停步。那麼，我也找到了坐下來的理由。
安靈堂不遠處有兩把石椅，朝着一個小小的松柏林。邊上，又有一個淺淺的水池，水面上浮着大片枯葉。我便在一把石椅上坐下，微閉着眼睛。一開始思緒很雜，跳蕩滑動，慢慢舒了幾口氣，安靜下來。我的眼前，出現了這些老人，我對他們輕聲說話。他們沒有表情，但似乎又有表情。我第一個想恭恭敬敬地上前交談的，是離世不久的余鴻文先生。
余鴻文先生，我應該叫您一聲爺爺。我出生時，祖父早已去世，因此從小沒叫過誰爺爺。從前見到您時也曾經想叫，又覺得不好意思。現在可以叫一聲了，但是我僅僅這麼一想，還沒有叫出口呢，就覺得自己已經蹲到了您的膝下。抬頭看您，白須寬襖，太陽在您背上。
在您背後，仿佛還遠遠近近地站着我的祖父、祖母、外公、外婆，你們是一代人。他們走得比您早，因此看過去有點影影綽綽。
我不知道，我的長輩，當你們聽說自己的一個孫兒成了「中國歷來受誹謗最多的獨立知識分子」時，會是什麼感覺。是擔憂、心疼、憤怒，還是自豪?這個稱號，是幾個學者經過認真調查才得出的。我當時一聽也懷疑，後來仔細一想，如果不是只算一時一地，而是算二十年的連續不斷，算每一次的全國規模，確實沒有人能超過。
我估計，你們之中，獨獨對這件事感到自豪的一定是祖母，我已經看到她炯炯的目光。其他長輩，多少都有點困惑：怎麼會是這樣?
對此，我願意接受你們的盤問。
代表長輩盤問我的，應該是離世最晚的您，余鴻文先生。
我似乎已經聽到您的聲音。您說：「討論誹謗，不必看內容，因為那必定是假的。討論誹謗，只看它為什麼發生。」我點頭。
於是您開始問了：「你和誹謗者之間，有沒有權位之爭?」我回答道：「自從二十年前辭職後，我沒有任何官職，也不是什麼代表、委員，又早就退出一切官方協會，因此沒有絲毫權位可言，他們能爭什麼?」您又問：「你與他們，有沒有利益之爭?」我回答道：「我幾百萬言的研究著作，十幾萬公里的考察計劃，從開始到完成，從未申請過一分錢的政府資助。
他們能爭什麼?」您又問：「你與他們，有沒有學術之爭?」我回答：「我的研究課題從來不與別人相撞，我的考察路線從來不與別人交錯，我的表述方式從來不與別人近似。他們能爭什麼?」您繼續問：「你與他們，有沒有意氣之爭?」我回答：「你們看見了，那麼多人連續傷害我十幾年，有幾個人已經把傷害我當作一項穩定的謀生職業，我卻從來沒有回擊一句，也從來沒有點過其中任何一個人的名。」我看到，祖母在您身後擦淚。
您停止提問，靜靜地看着我。
過了一會兒，我又聽到了您的聲音：「你的每一項回答，大家都可以見證。看來你是一個最不應該受到誹謗的人，卻受到了最多的誹謗。造成這種顛倒一定有一個特殊原因，例如，剛才我想，是不是你太招人嫉妒?」我回答道：「嫉妒太普通，不是特殊原因。中國文化界可以被嫉妒的人很多，但他們都沒有招來那麼長時間的誹謗。」您說：「聽口氣，你自己好像已經有答案了。」我說：「我自己也曾經百思不解，後來，一番回憶使我找到了鑰匙。」「什麼回憶?」您問。
我說：「回憶起了我還沒有辭職的二十多年前。那時候，我招人嫉妒的理由比後來多得多。我不僅是當時中國最年輕的文科教授、最年輕的高校校長、最年輕的廳級官員，而且還執掌上海市那麼多人的職稱評選。我當時的行事風格，更是雷厲風行、敢做敢為。但是，整整六年，我不僅沒有受到絲毫誹謗，而且也沒有聽到過一句非議。連後來誹謗我最起勁的那幾個人，當時也全部對我甜言蜜語、讚頌不止。」「我已經猜到了你的答案了，」您說，「你遭到長期誹謗的最重要原因，是比較徹底地離開了一種體制。」我說：「體制是一種力學結構，就像一個城堡。身在其中，即使互相嫉妒，卻也互相牽制，獲得平衡和安全。不知哪一天，有一個人悄悄地打開城門出去了，城門在他身後關閉，而他騎在馬背上的種種行為又經常出現在城裡人的視線之內。他的自由，他的獨立，他的醒目，無意之中都變成了對城內生態的嘲謔。結果可想而知，他必然成為射箭的目標。由於城門已關，射箭者沒有後顧之憂。」「這樣的城堡，可能不止一個吧?」您問。
「當然。」我說，「城堡的本性是對峙，如果只是一個，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現在，有的城堡因為有國力支撐而十分堂皇，有的城堡則因為有國外背景而相當熱鬧。我呢，只能吟誦魯迅的詩了：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但是我比魯迅更徹底，連戟也沒有。」您點了點頭，似乎不想再問，卻還是輕聲問了出來：「堡外生活既孤獨又艱險，你能不能，從哪個邊門重返一個安全的城堡?」我說：「我知道您說的是哪一個城堡。官方體制對文化創造，有利有弊，弊多利少。古今中外都產生過不少排場很大的官方文化，這當然也不錯，但是一切真正具有長久生命力的文化大多不在其內。這是因為，行政思維和文化思維雖有部分重疊但本性不同。前者以統一而宏大的典儀抵達有序歡愉，後者以個性而詩化的秘徑抵達終極關懷。現在，前者太強勢了，連很多自鳴清高的學者都在暗暗爭奪行政級別，這更使很多行政官員對文化產生一種居高臨下的傲慢和無知。長此以往，前者極有可能吞沒後者。您看現在，國運昌隆而文事寂寥，九州富足而詩意杳杳，便是徵兆。因此，我要不斷地站在外面提醒，不能這樣，不能這樣。」您又問：「那麼另一個城堡呢?」我說：「對那個城堡我曾抱有希望，希望它能批判專權弊端，推進政治改革，但現在已經失望。隨着那些'偽鬥士'的加盟，它攙入了太多的'偽'：偽命題，偽揭秘，偽預測，偽民意……我曾多次試着與這個城堡里的人對話，發覺他們大多自命為救贖者，用的卻是冷戰思維。以先知的腔調說着過時的話語，初聽起來還有一點刺激，再聽下去就乏味了。」您說：「看來，你只能左右不是人了。但是，我要以長輩的身份告訴你：不怕。大智不群，大善無幫。何懼孤步，何懼毀謗。」我說：「對，不怕。災難是我的宿命，有一系列隆重的安排，其中一項就是承受誹謗。」與余鴻文先生的對話有點累。他的那麼多盤問，我知道，正是代表眾多長輩對我的審訊。對我來說，能與長輩說那麼多話，累得痛快。接下來就不會這麼嚴肅了，我急着想說話的，是徐扶明先生。徐扶明先生歷來寡言，現在仍然微笑着等我開口，他很可能像往常一樣，只聽不說。
徐先生，我的朋友，剛才我在安靈堂，一心只想把您從曾遠風附近移開。您告訴過我，人生如戲，角色早定，他永遠打人，您永遠挨打。
在這裡你們靠得那麼近，又是面對面，我不放心。但後來一想，不移也罷。他從前打人，靠的是誣陷、告發，現在到了你們這裡，他畢生功夫全廢，那您還怕他什麼呢?
從此，您可以近距離地盯着他看。我早就發現，凡是害人的人，目光總是游移的，您盯着他看，他很快就會躲閃。您不管，仍然專注地盯着他。他會用眼睛的餘光來窺探您，您還是不放過。世上再陰險毒辣的人，也受不住這種盯住不放的目光，只能快步逃離。但是，在這安靈堂的小格子、小盒子中，他能往哪裡逃?因此在我看來，這就是「末日審判」。審判的法官，就是一生的被害者，審判的語言，就是盯住不放的目光。
您的目光，過去的主題是惆悵。我曾經責怪您為什麼不增添一點憤怒，現在我不責怪了，只勸您增添一點嘲諷。像曾遠風這樣一直氣焰萬丈的人最後也不得不讓您來日夜看管，看管着他無聲無息、無親無友的終點，給一點嘲諷正合適。更需要嘲諷的卻是人世間，居然慫恿了他那麼久，給他喝彩，給他版面，給他伸展拳腳的平台，幾十年間沒有對他有過一絲一毫的勸阻和批評，使他無法收手，難於後退。直到他一頭扎在這裡，人們才棄之如敝帚，轉身去物色新的替代者，讓他們來製造新的不幸。這，還不值得嘲諷麼?
徐扶明先生，在中國戲曲聲腔史的研究上，您是我的老師，但在社會人生奧秘上，我要不客氣地說，小弟我可以做您的老師。今天我要問您一句：為什麼曾遠風永遠打人，而您永遠挨打?
我看到您在搖頭，直愣愣地等待着我的答案。
我的答案很簡單：他打人，是為了不挨打;您挨打，是因為不打人。
打人，也叫整人、毀人，細說起來也就是從政治上、道德上、名譽上攻擊他人，這種事情全世界都有，但在中國卻變成了一個魔幻事業。
(二)我等不到了(2)
您會問：怎麼會是「魔幻事業」呢?這，與中華民族的集體心理有關。很多民眾只要從攻擊者嘴裡聽到別人可能有政治上、道德上、名譽上的瑕疵，就會非常興奮地輕易相信，還會立即把攻擊者看成是政治上的鬥士，道德上的楷模，大家都激情追隨，投入聲討。於是，在極短的時間內，事態已經變成了那個被攻擊者與廣大民眾的對決，攻擊者不再擔負任何責任。
因此，攻擊者一旦出手，就有金袍披身，從者如雲。所有的「從者」又變成了他的龐大衛隊，把他遮蓋和隱蔽，使他非常安全。這幾十年我們都看到了，那麼多中國人一撥又一撥地輪着受難，只有一批人奇蹟般地立於不敗之地，那就是他們。
您在「文革」中受到曾遠風的攻擊而入獄多年，其實也有一個最簡便的辦法可以脫身，那就是攻擊別人，包括攻擊他。而且，這種攻擊永遠也不會受到任何懲罰。即使到了應該受到懲罰的時代，也可以隨時尋找到新的攻擊對象。新的攻擊一旦開始，那個魔幻程序再度重複，攻擊者又一次金袍披身，從者如雲。
因此，您的受難，並不是因為他，而是因為您自己，您不會攻擊他人。
我也和您一樣，從來沒有做過「以攻為守」的事情。對此，我的克制比您更加不易。您老兄身上可能壓根兒不存在向別人進攻的能力，我卻不是。
您知道，我是歷屆「世界大學生辯論賽」的總評審，在語言上的攻伐之道，那些人根本不是我的對手。
但是，對於「非攻」，我們兩個都不會後悔。
不妨反過來設想一下。如果您跟着我，痛痛快快地把他們罵倒了，世上多了兩個機智的攻擊者而少了兩個純粹的文化人，我們的學生和讀者又對我們的辛辣手段津津樂道、競相模仿，我們會滿意嗎?我想，我們反而會後悔。
其實我們並不需要勝利。只希望有一天，新的「曾遠風」又要當街追打新的「徐扶明」時，這裡的民眾和傳媒不再助威吶喊。
僅此而已。
但是，僅僅做到這一點，也還需要長時間的啟蒙。
也許會有這一天，但對我來說，華發已生，暮霧已沉，好像等不到了。
您顯然不滿意我把自己說老，橫了我一眼，卻沒有作聲。
與徐扶明先生說完話，當然就躲不過近在咫尺的曾遠風了。其實我也不想躲，很想與他交談一番。但估計，他也只會聽，不會說。
從哪兒開口呢?與他這樣的人談話，我一時還拿不定方向。
曾遠風，在年齡上你是我的前輩。你告發徐扶明先生「攻擊樣板戲」的時候，我才十九歲;徐扶明先生終於平反，而你又轉身成為「文革」的批判者時，我已經三十三歲;你向我告發《邊疆新苗》的作者時，我四十一歲;你向全國媒體告發我為一個流亡人士的後輩寫序言時，我四十三歲;你參與那幾個「偽鬥士」對我的圍攻時，我五十六歲;你突然以「持不同政見者」的身份向外國人告發中國的很多人和很多事時，我五十九歲。
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你一定還實施了很多很多我不知道的告發，請原諒我掛一漏萬了。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你以不尋常的方式陪伴了我大半輩子。親人的陪伴增加了我的脆弱，你的陪伴增加了我的堅強。因此，你對我相當重要。
你早年讀過中文系，後來的身份，是「編劇」、「編輯」、「雜文作家」。我翻到過你寫的兩個劇本，都沒有讀完。聽說你還在一家大型企業的廠報上發表過短篇小說和散文，我沒有看到。你讓我想到十幾年來一直在誹謗我的那幾個「偽鬥士」，他們與你一樣，清一色出自於中文系，都曾經染指文學創作，卻又文思枯窘而改寫批判文章和告發信。再聯想開去，近年來不斷在報刊上罵罵咧咧地製造各種事端的人，基本上都是這個背景。說遠一點，你曾經效忠過的「四人幫」裡邊，也有三個人是文藝出身。如此一想我就霍然貫通，原來你們把文藝創作中的虛構、想象、誇張、煽情全都用到了真實社會的人事上了。你們把偽造當作了情節，把狂想當作了浪漫，把謾罵當作了朗誦，把圍攻當作了排演。只可憐了廣大無知的觀眾，居然弄假成真。
我剛剛在與徐扶明先生談話的時候，曾說到很多民眾特別容易追隨像你這樣不斷地從政治、道德、名譽上攻擊他人的人，使你們經常「金袍披身，從者如雲」。現在我要加一句，這些民眾最值得同情之處，不是追隨你們，而是不知道你們全在扮演。
近幾年，你們這幫人都齊刷刷地扮演起了「持不同政見者」，領着遠方支付的「演出費」，開始改說「民主」、「人權」、「自由」之類的台詞。這，實在太搞笑了。這些美好的社會課題，不正是我們一直在奮鬥的目標嗎，怎麼一轉眼被你們搶了過去?你們又在「盜版」了。盜版畢竟不是正版，同樣這幾個概念，從你們嘴裡說出來全都變了味道，成了反諷。
例如，先說「民主」吧。你們十多年來不停息地攻擊我，所有的藉口都已被一一戳破，只剩下了一個最原始的理由：嫉妒我的書長期暢銷。其實，廣大讀者任意選購自己喜愛的書，正體現了一種「閱讀民主」。你們的惡言惡語，全是為了轟逐這種來之不易的民主。
再說「人權」。這麼多年，你們傷害了我的名譽權和寫作權，傷害了我妻子的工作權，傷害了我父親的生存權，傷害了我的研究者楊長勛的生存權，所有這些人，都沒有一官半職。難道，這都不是「人權」?
再說「自由」。你們用誣陷的手段剝奪了那麼多無辜者的創造自由、學術自由、聲辯自由、居住自由，但是憑着媒體的支持、民眾的起鬨、法律的放任、官方的漠然，從來不必支付任何代價，不必作任何道歉和更正。我想問，古今中外幾千年，還有什麼人比你們更「自由」?還有什麼人比你們更需要還給他人以「自由」?
(二)我等不到了(3)
你聽得出來，這是反問，不求回答。真正的問題也有一個，存在心底很久了，還是說出來吧：那麼多年，你們這批人難道從來都沒有擔心過法律的追訴?你們難道就能斷定，中國的法律一直會像過去和現在這樣偏袒你們?你們難道就不害怕，在一個法制更加健全的社會裡，你們將會無數次地成為被告，甚至長久地?身於鐵窗之內?
對於這個問題，你也不必回答。既然你老人家已經來到這裡，不說法律也罷。
我只希望你還是認真地看一看你的對面，那兒有一位與你同齡的老人，因為被你誣告而入獄多年。平反之後，他燒掉了你的罪證，沒有說過你一句重話，而你卻沒有投過去一個抱歉的眼神。剛才我還在想，把你們兩人安排得那麼近，一定是上天的粗心大意;此刻倒是覺得，可能是別有深意。
如果有一個人，我從來沒有見過卻特別想與他說話，這個人就是余頤賢先生。直到此刻我仍然不知道他究竟是一個什麼人，心目中只是一團迷霧、一堆疑問。隱約間似乎有一股妖氣，但也可能是仙氣，似遠似近。越是這樣就越是好奇，我要騰空心境，去面對這位姓余的老人。我不知道他以前習慣講什麼方言，餘姚的，慈谿的，紹興的，寧波的，還是杭州的?想來想去，今天我還是與他講童年時的鄉下話吧，那種語調，立即就能帶出故鄉的山水。那裡，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經是余頤賢先生長期出沒的地方。
余頤賢先生，我沒有見過您，不知道您是什麼樣子的。在想像中，您是一個黑衣人。頭上還戴着一頂黑氈帽，帽檐壓得低低的，別人很難看到你的眼睛，您卻能看到別人。
您的名字，在家鄉各村所有餘姓同胞中顯得特別斯文，一定有一點文化背景，還在哪裡上過學，但是鄉親們誰也說不清。您的名聲不好，我從小就知道您是盜墓人，鄉親們叫「掘墳光棍」。他們又把你的名字叫成「夜仙」，那是根據諧音讀錯了。他們都不識字，還以為您是照着職業起的名。但這麼一叫，他們就把吳石嶺、大廟嶺的夜晚，一半交給了虎狼，一半交給了您。
不好的名聲也有好處，那就是讓您獲得了安靜。盜墓，只要不去觸碰各個時期當紅大人物家的祖墳，就很難成為一個政治話題。因此，你在國共內戰和後來的一次次政治運動中都安然無恙。人們有興趣把一個名聲很好的人一點點搞髒，名聲越大越有興趣，卻沒有興趣去對付一個名聲不好的人。這就像，一塊白布太乾淨、太晃眼了，大家總要爭着投污，即使後來風雨把它沖洗乾淨了，大家也要接着投;而您從頭就是一塊黑布，不會有人來關注您。
您在黑乎乎的夜晚好像也動過我曾外祖父的墓，這使我家前輩對您的印象就更壞了。印象的改變，是您在另一個黑乎乎的夜晚給媽媽辦的識字班送了課本。這事看起來不大，但對好幾個鄉村卻是雪中送炭。
那幾個鄉村當時正要從長久蒙昧中站立起來，您伸手扶了一把。我對您開始產生尊重，是您在「文革」中幫助了河姆渡遺址的發掘。您還算不上考古專家，但您在發掘之前所參與的奔走、呼籲也很要緊，尤其是在那個不重視傳統文化的年月。
有了這件事，我開始相信鄉間有關您的一些正面傳聞。例如，我小時候曾聽鄰居大嬸說，那個篤公終於在我們村找到已經瘋了的女友，是您引的路。而且，您還把自己的一間房子讓給他住。這是真的嗎?更重要的是，我聽李龍說，有一次吳石嶺山洪暴發，一個預先挖通的渠口把水引走了，救了山下好幾戶人家。一個柴夫告訴李龍，這個渠口是您花了半個月時間一撬撬挖通的。這就是說，您在無聲無息的遊蕩間，也做了無聲無息的大好事，可能還不止一件。這是真的嗎?
我沒有期待您的回答，卻發現您有了動靜。您看着我，輕輕地像咳嗽一樣清了一下喉嚨，似乎要講話，但跟着而來的是低啞的笑聲。笑聲很短，轉瞬即逝，這讓我很興奮，因為我有可能與您交談了，就像我與余鴻文先生。
我多麼想引出您的話來，但您對我來說太陌生，很難找到具體話由，因此只能說得抽象一點。我說：小時候只覺得人生有趣，長大了只覺得人生艱難，到現在只覺得人生怪異。如果在以前，我一定會問，您是誰。
現在，我不會問了。
我等着您開口，沒等到。但看得出，您對這個話題很投入。
我只好再說下去：問一個人是誰，是想尋找這個人與他人的分界。
天下確實有很多分界，但萬物並不為分界而生。
很多人為了劃定分界，淨化分界，進行了千百年的爭鬥。結果，氏族之界，漢賊之界，華夷之界，階級之界，陣營之界，制度之界，分得水深火熱。不知道余頤賢先生您是不是聽說過德國有一位大詩人叫歌德，他曾經說過一句話讓我感動了很久。他說：「人類憑着聰明設定了很多分界，最後又必定憑着愛，把它們全部推倒。」您好像要說話了，但還是沒有。
我又說：「比歌德更高明的是中國的老子和莊子，他們壓根兒不承認那些分界，因此也想不到去把它們推倒。在他們看來，天下萬物不僅交纏，而且渦漩，轉眼都走向了對面。因此，連給它們定位、命名都是徒勞。很多人和很多事，可能在對面和反面更容易找到。」說到這裡我停了下來，再一次等您。很奇怪，您的目光已經不再看我，而是看着遠處，看着天。
我有點生氣，決定換一種語言方式。像少數民族對歌，像古代詩人對聯，先拋出上一句，來鈎出對方的下一句。
我根據您的行跡，說了一句：「最美麗的月色，總是出自荒蕪的山谷。」終於聽到了您的聲音，您說：「最厚重的文物，總是出自無字的曠野。」我太高興了，接着說：「最可笑的假話，總是振振有詞。」您接得很快，馬上說：「最可恥的誣陷，總是彬彬有禮。」我說：「最不潔的目光，總在監察道德。」您說：「最不通的文人，總在咬文嚼字。」我說：「最勇猛的將士，總是柔聲細語。」您說：「最無聊的書籍，總是艱澀難讀。」我說：「最興奮的相晤，總是昔日敵手。」您說：「最憤恨的切割，總是早年好友。」我說：「最動聽的講述，總是出自小人之口。」您說：「最純粹的孤獨，總是屬於大師之門。」我說：「最低俗的交情被日夜的酒水浸泡着，越泡越大。」您說：「最典雅的友誼被矜持的水筆描畫着，越描越淡。」我不能不對您割目相看，余頤賢先生。您顯然是嫻熟古今文字的，但此間的機敏卻不是出自技術。好像有一種冥冥中的智慧，通過您，在與我對話。那麼，就讓我們把話題拓寬一點吧。
我說：「渾身瘢疤的人，老是企圖脫下別人的衣衫。」您說：「已經枯萎的樹，立即就能成為打人的棍棒。」我說：「沒有筋骨的藤，最想遮沒自己依賴的高牆。」您說：「突然暴發的水，最想背叛自己憑藉的河床。」我說：「何懼交手，唯懼對恃之人突然倒地。」您說：「不怕圍獵，只怕舉弓之手竟是狼爪。」我說：「何懼天坍，唯懼最後一刻還在尋恨。」您說：「不怕地裂，只怕臨終呼喊仍是謠言。」我說：「太多的荒誕終於使天地失語。」您說：「無數的不測早已讓山河冷顏。」我說：「失語的天地尚須留一字曰善。」您說：「冷顏的山河仍藏得一符曰愛。」我說：「地球有難余家後人不知大災何時降臨。」您說：「浮生已過余姓老夫未悟大道是否存在。」我說：「萬般皆空無喜無悲唯餘秋山雨霧依稀。」您說：「千載如梭無生無滅只剩月夜鳥聲淒迷。」像夢遊一般，我們的對話完成了。此間似有巫乩作法，使我們兩人靈魂出竅，在另一個維度相遇，妙語聯珠，盡得
天籟。這不是我們的話，卻又是我們的。
我最後要說的是：您真是「夜仙」。與您對話，我有點害怕。既然您那麼厲害，請一定在那個世界查一查我們余家的來歷。古羌人?唐兀人?西夏人?蒙古人?漢人?
這半天的對話使我亢奮和疲倦。天色已經昏暗，松柏林中泛出一種陰森之氣。我從石椅上站立起來，準備回家。忽然覺得，眼前的景物都有點恍惚。我已經不能細看，不能細聽，只知道媽媽和妻子正準備好晚飯，在家裡等着我。[1]
《信客》作者余秋雨簡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餘姚人，我國當代著名藝術理論家、文化史學者、散文家。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教授，上海寫作學會會長。辭職後繼續從事教學和寫作。主要著作有《戲劇理論史稿》（198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藝術創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識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山居筆記》（1998年，文匯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稱號，入載多部世界名人錄。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獲上海市出版一等獎，上海市文學藝術優秀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金石堂最具影響力的書獎。《山居筆記》獲海外華文文學最高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第一名。此篇《信客》選自《文化苦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