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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蘇青》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事實揭露 揭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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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蘇青》是張愛玲寫的一篇隨筆。   

原文

蘇青與我,不是像一般人所想的那樣密切的朋友,我們其實很少見面。也不是像有些人可以想象到的,互相敵視着。同行相妒,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何況都是女人——所有的女人都是同行。可是我想這裡有點特殊情形。即使從純粹自私的觀點看來,我也願意有蘇青這麼一個人存在,願意她多寫,願意有許多人知道她的好處,因為,低估了蘇青的文章的價值,就是低估了現地的文化水準。如果必需把女作者特別分作一欄來評論的話,那麼,把我同冰心、白薇她們來比較,我實在不能引以為榮,只有和蘇青相提並論我是甘心情願的。

至於私交,如果說她同我不過是業務上的關係,她敷衍我,為了拉稿子,我敷衍她,為了要稿費,那也許是較近事實的,可是我總覺得,也不能說一點感情也沒有。我想我喜歡她過於她喜歡我,是因為我知道她比較深的緣故。那並不是因為她比較容易懂。普通認為她的個性是非常明朗的,她的話既多,又都是直說,可是她並不是一個清淺到一覽無餘的人。人可以不懂她好在哪裡而仍舊喜歡同她做朋友,正如她的書可以有許多不大懂它的好處的讀者。許多人,對於文藝本來不感到興趣的,也要買一本《結婚十年》看看裡面可有大段的性生活描寫。我想他們多少有一點失望,但仍然也可以找到一些笑罵的資料。大眾用這樣的態度來接受《結婚十年》,其實也無損於《結婚十年》的價值。在過去,大眾接受了《紅樓夢》,又有幾個不是因為單戀着林妹妹或是寶哥哥,或是喜歡裡面的富貴排場?就連《紅樓夢》大家也還恨不得把結局給修改一下,方才心滿意足。完全貼近大眾的心,甚至於就像從他們心裡生長出來的,同時又是高等的藝術,那樣的東西,不是沒有,例如有些老戲,有些民間故事,源久流長的;造形藝術一方面的例子尤其多。可是沒法子拿這個來做創作的標準。迎合大眾,或者可以左右他們一時的愛憎,然而不能持久。而且存心迎合,根本就寫不出蘇青那樣的真情實意的書。

而且無論怎麼說,蘇青的書能夠多銷,能夠賺錢,文人能夠救濟自己,免得等人來救濟,豈不是很好的事麼?

我認為《結婚十年》比《浣錦集》要差一點。蘇青最好的時候能夠做到一種「天涯若比鄰」的廣大親切,喚醒了往古來今無所不在的妻性母性的回憶,個個人都熟悉,而容易忽略的。實在是偉大的。她就是「女人」,「女人」就是她。(但是我忽然想到有一點:從前她進行離婚,初出來找事的時候,她的處境是最確切地代表了一般女人。而她現在的地位是很特別的,女作家的生活環境與普通的職業女性,女職員女教師,大不相同,蘇青四周的那些人也有一種特殊的習氣,不能代表一般男人。而蘇青的觀察態度向來是非常的主觀,直接,所以,雖然這是一切職業文人的危機,我格外的為蘇青慮到這一點。)也有兩篇她寫得太潦草,我讀了,仿佛是走進一個舊識的房間,還是那些擺設,可是主人不在家,心裡很惆悵。有人批評她的技巧不夠,其實她的技巧正在那不知不覺中,喜歡花哨的稚氣些的作者讀者是不能領略的。人家拿藝術的大帽子去壓她,她只有生氣,漸漸的也會心虛起來,因為她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她是眼低手高的。可是這些以後再談吧,現在且說她的人。她這樣問過我:「怎麼你小說里從來沒有一個人像我的?我一直留心着,總找不到。」

我平常看人,很容易把人家看扁了,扁的小紙人,放在書里比較便利。「看扁了」不一定發現人家的短處,不過是將立體化為平面的意思,就像一枝花的黑影在粉牆上,已經畫好了在那裡,只等用黑筆勾一勾。因為是寫小說的人,我想這是我的本分,把人生的來龍去脈看得很清楚。如果原先有憎惡的心,看明白之後,也只有哀矜。眼中所見,有些天資很高的人,分明在哪裡走錯了一步,後來怎麼樣也不行了,因為整個的人生態度的關係,就壞也壞得鬼鬼祟祟。有的也不是壞,只是沒出息,不乾淨,不愉快。我書里多的是這等人,因為他們最能夠代表現社會的空氣,同時也比較容易寫。從前人說「畫鬼怪易,畫人物難」,似乎倒是聖賢豪傑惡魔妖婦之類的奇蹟比較普通人容易表現,但那是寫實工夫深淺的問題。寫實工夫進步到托爾斯泰那樣的程度,他的小說里卻是一班小人物寫得最成功,偉大的中心人物總來得模湖,隱隱地有不足的感覺。次一等的作家更不必說了,總把他們的好人寫得最壞。所以我想,還是慢慢地一步一步來吧,等我多一點自信再嘗試。

我寫到的那些人,他們有什麼不好我都能夠原諒,有時候還有喜受,就因為他們存在,他們是真的。可是在日常生活里碰見他們,因為我的幼稚無能,我知道我同他們混在一起,得不到什麼好處的,如果必需有接觸,也是斤斤較量,沒有一點容讓,總要個恩怨分明。但是像蘇青,即使她有什麼地方得罪我,我也不會記恨的。——並不是因為她是個女人。她起初寫給我的索稿信,一來就說「叨在同性」,我看了總要笑。——也不是因為她豪爽大方,不像女人。第一,我不喜歡男性化的女人,而且根本,蘇青也不是男性化的女人。女人的弱點她都有,她很容易就哭了,多心了,也常常不講理。譬如說,前兩天的對談會裡,一開頭,她發表了一段意見關於婦女職業。「記者」方面的人提出了一個問題,說:「可是……」她凝思了一會,臉色慢慢地紅起來,忽然有一點生氣,說:「我又不是同你對談——要你駁我做什麼?」大家哄然笑了,她也笑。我覺得這是非常可愛的。

即使在她的寫作里,她也沒有過人的理性。她的理性不過是常識——雖然常識也正是難得的東西。她與她丈夫之間,起初或者有負氣,得到離婚的一步,卻是心平氣和,把事情看得非常明白簡單。她丈夫並不壞,不過就是個少爺。如果能夠一輩子在家裡做少爺少奶奶,他們的關係是可以維持下去的。然而背後的社會制度的崩壞,暴露了他的不負責。他不能養家,他的自尊心又限制了她職業上的發展。而蘇青的脾氣又是這樣,即使委曲求全也弄不好的了。只有分開。這使我想起我自己,從父親家裡跑出來之前,我母親秘密傳話給我:「你仔細想一想。跟父親,自然是有錢的,跟了我,可是一個錢都沒有,你要吃得了這個苦,沒有反悔的。」當時雖然被禁錮着,渴想着自由,這樣的問題也還使我痛苦了許久。後來我想,在家裡,儘管滿眼看到的是銀錢進出,也不是我的,將來也不一定輪得到我,最吃重的最後幾年的求學的年齡反倒被耽擱了。這樣一想,立刻決定了。這樣的出走沒有一點慷慨激昂。我們這時代本來不是羅曼蒂克的。

生在現在,要繼續活下去而且活得稱心,真是難,就像「雙手擘開生死路」那樣的艱難巨大的事,所以我們這一代的人對於物質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夠多一點明了與愛悅,也是應當的。而對於我,蘇青就象徵了物質生活。我將來想要一間中國風味的房,雪白的粉牆,金漆桌椅,大紅椅墊,桌上放着豆綠糯米瓷的茶碗,堆得高高的一盆糕團,每一隻上面點着個胭脂點。中國的房屋有所謂「一明兩暗」,這當然是明間。這裡就有一點蘇青的空氣。    這篇文章本來是關於蘇青的,卻把我自己說上許多,實在對不起得很,但是有好些需要解釋的地方,我只能由我自己出發來解釋。說到物質,與奢侈享受似乎是不可分開的。可是我覺得,刺激性的享樂,如同浴缸里淺淺地放了水,坐在裡面,熱氣上騰,也感到昏鎊的愉快,然而終究淺,就使躺下去,也沒法子淹沒全身,思想複雜一點的人,再荒唐,也難求得整個的沉湎。也許我見識得不夠多,可以這樣想。

我對於聲色犬馬最初的一個印象,是小時候有一次,在姑姑家裡借宿,她晚上有宴會,出去了,剩我一個人在公寓裡,對門的逸園跑狗場,紅燈綠燈。數不盡的一點一點,黑夜裡,狗的吠聲似沸,聽得人心裡亂亂地。街上過去一輛汽車,雪亮的車燈照到樓窗里來,黑房裡家具的影子滿房跳舞,直飛到房頂上。

久已忘記了這一節了。前些時有一次較緊張的空襲,我們經濟力量夠不上逃難(因為逃難不是一時的事,卻是要久久耽擱在無事可做的地方),轟炸倒是聽天由命了,可是萬一長期地斷了水,也不能不設法離開這城市。我忽然記起了那紅綠燈的繁華,雲裡霧裡的狗的狂吠。我又是一個人坐在黑房裡,沒有電,瓷缸里點了一隻白蠟燭,黃瓷缸上凸出綠的小雲龍,靜靜含着圓光不吐。全上海死寂,只聽見房間裡一隻鍾滴搭滴搭走。蠟燭放在熱水汀上的一塊玻璃板上,隱約的照見熱水汀管子的撲落,撲落上一個小箭頭指着「開」,另一個小箭頭指着「關」,恍如隔世。今天的一份小報還是照常送來的,拿在手裡,有一種奇異的感覺,是親切,傷慟。就着燭光,吃力地讀着,什麼郎什麼翁,用我們熟悉的語調說着俏皮話,關於大餅、白報紙、暴發戶,慨嘆着回憶到從前,三塊錢叫堂差的黃金時代。這一切,在着的時候也不曾為我所有,可是眼看它毀壞,還是難過的——對於千千萬萬的城裡人,別的也沒有什麼了呀!

一隻鍾滴搭滴搭,越走越響。將來也許整個的地面上見不到一隻時辰鍾。夜晚投宿到荒村,如果忽然聽見鐘擺的滴搭,那一定又驚又喜——文明的節拍!文明的日子是一分一秒劃分清楚的,如同十字布上挑花。十字布上挑花,我並不喜歡,繡出來的也有小狗,也有人,都是一曲一曲,一格一格,看了很不舒服。蠻荒的日夜,沒有鍾,只是悠悠地日以繼夜,夜以繼日,日子過得像鈞窖的淡青底子上的紫暈,那倒也好。

我於是想到我自己,也是充滿了計劃的。在香港讀書的時候,我真的發奮用功了,連得了兩個獎學金,畢業之後還有希望被送到英國去。我能夠揣摩每一個教授的心思,所以每一樣功課總是考第一。有一個先生說他教了十幾年的書,沒給過他給我的分數。然後戰爭來了,學校的文件記錄統統燒掉,一點痕跡都沒留下。那一類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註定了要被打翻的吧?在那邊三年,於我有益的也許還是偷空的遊山玩水,認為是糟蹋時間。我一個人坐着,守着蠟燭,想到從前,想到現在,近兩年來孜孜忙着的,是不是也是註定了要被打翻的……我應當有數。

後來看到《天地》,知道蘇青在同一晚上也感到非常難過。然而這末日似的一天終於過去了。一天又一天。清晨躺在床上,聽見隔壁房裡嗤嗤嗤拉窗簾的聲音;後門口,不知哪一家的男傭人在同我們阿媽說話,只聽見嗡嗡的高聲,不知說些什麼,聽了那聲音,使我更覺得我是深深睡在被窩裡,外面的屋瓦上應當有白的霜——其實屋上的霜,還是小時候在北方,一早起來常常見到的,上海難得有——我向來喜歡不把窗簾拉上,一睜眼就可以看見白天。即使明知道這天不會有什麼事發生的,這堂堂的開頭也可愛。

到了晚上,我坐在火盆邊,就要去睡覺了,把炭基子戳戳碎,可以有非常溫暖的一剎那;炭屑發出很大的熱氣,星星紅火,散布在高高下下的灰堆里,像山城的元夜,放的煙火,不由得使人想起唐宋的燈市的記載。可是我真可笑,用鐵鉗夾住火楊梅似的紅炭基,只是捨不得弄碎它。碎了之後,燦爛地大燒一下就沒有了。雖然我馬上就要去睡了,再燒下去於我也無益,但還是非常心痛。這一種吝惜,我倒是很喜歡的。

我有一件藍綠的薄棉袍,已經穿得很舊,袖口都泛了色了,今年拿出來,才上身,又脫了下來,唯其因為就快壞了,更是看重它,總要等再有一件同樣的顏色的,才捨得穿。吃菜我也不講究換花樣。才夾了一筷子,說:「好吃,」接下去就說:「明天再買,好麼?」永遠蟬聯下去,也不會厭。姑姑總是嘲笑我這一點,又說:「不過,不知道,也許你們這種脾氣是載福的。」

我做了個夢,夢見我又到香港去了,船到的時候是深夜,而且下大雨。我狼狽的拎着箱子上山,管理宿舍的天主教尼僧,我又不敢驚醒她們,只得在黑漆漆的門洞子裡過夜。(也不知為什麼我要把自己刻劃得這麼可憐,她們何至於這樣地苛待我。)風向一變,冷雨大點大點掃進來,我把一雙腳直縮直縮,還是沒處躲。忽然聽見汽車喇叭響,來了闊客,一個施主太太帶了女兒,才考進大學,以後要住讀的。汽車夫砰砰拍門,宿舍里頓時燈火輝煌。我趁亂向里一鑽,看見舍監,我像見晚娘似的,陪笑上前稱了一聲「Sister」。她淡淡地點了點頭,說:「你也來了?」我也沒有多寒暄,徑自上樓,找到自己的房間,夢到這裡為止。第二天我告訴姑姑,一面說,漸漸漲紅了臉,滿眼含淚;後來在電話上告訴一個朋友,又哭了;在一封信里提到這個夢,寫到這裡又哭了。簡直可笑——我自從長大自立之後實在難得掉眼淚的。

我對姑姑說:「姑姑雖然經過的事很多,這一類的經驗卻是沒有的,沒做過窮學生,窮親戚。其實我在香港的時候也不至於窘到那樣,都是我那班同學太闊了的緣故。」姑姑說:「你什麼時候做過窮親戚的?」我說:「我最記得有一次,那時我剛離開父親家不久,舅母說,等她翻箱子的時候她要把表姐們的舊衣服找點出來給我穿。我連忙說:『不,不,真的,舅母不要!』立刻紅了臉,眼淚滾下來了,我不由得要想:從幾時起,輪到我被周濟了呢。」

真是小氣得很,把這些都記得這樣牢,但我想於我也是好的。多少總受了點傷,可是不太嚴重,不夠使我感到劇烈的憎惡,或是使我激越起來,超過這一切;只夠使我生活得比較切實,有個寫實的底子;使我對於眼前所有格外知道愛惜,使這世界顯得更豐富。

想到貧窮,我就想起有一次,也是我投奔到母親與姑姑那裡,時刻感到我不該拖累了她們,對於前途又沒有一點把握的時候。姑姑那一向心境也不好,可是有一天忽然高興,因為我想吃包子,用現成的芝麻醬作餡,捏了四隻小小的包子,蒸了出來。包子上面皺着,看了它,使我的心也皺了起來,一把抓似的,喉嚨里一陣陣哽咽着,東西吃了下去也不知有什麼滋味。好像我還是笑着說「好吃」的。這件事我不忍想起,又願意想起。

看蘇青文章里的記錄,她有一個時期的困苦的情形雖然與我不同,感情上受影響的程度我想是與我相仿的。所以我們都是非常明顯地有着世俗的進取心,對於錢,比一般文人要爽直得多。我們的生活方式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那是個性的關係。

姑姑常常說我:「不知道你從哪裡來的這一身俗骨!」她把我父母分析了一下,他們縱有缺點,好像都還不俗。有時候我疑心我的俗不過是避嫌疑,怕沾上了名士派;有時候又覺得是天生的俗。我自己為《傾城之戀》的戲寫了篇宣傳稿子,擬題目的時候,腦子裡第一個浮起的是:「傾心吐膽話傾城」,套的是「苜蓿生涯話廿年」之類的題目,有一句非常時髦的,可是被我一學,就俗不可耐。

蘇青是——她家門口的兩棵高高的柳樹,初春抽出了淡金的絲,誰都說:「你們那兒的楊柳真好看!」她走出走進,從來就沒看見。可是她的俗,常常有一種無意的雋逸,譬如今年過年之前,她一時錢不湊手,性急慌忙在大雪中坐了輛黃包車,載了一車的書,各處兜售,書又掉下來了,《結婚十年》龍鳳貼式的封面紛紛滾在雪地里,那是一幅上品的圖畫。

對於蘇青的穿着打扮,從前我常常有許多意見,現在我能夠懂得她的觀點了。對於她,一件考究衣服就是一件考究衣服;於她自己,是得用;於眾人,是表示她的身份地位,對於她立意要吸引的人,是吸引。蘇青的作風裡極少「玩味人間」的成份。

去年秋天她做了件黑呢大衣,試樣子的時候,要炎櫻幫着看看。我們三個人一同到那時裝店去,炎櫻說:「線條簡單的於她最相宜。」把大衣上的翻領首先去掉,裝飾性的褶襉也去掉,方形的大口袋也去掉,肩頭過度的墊高也減掉。最後,前面的一排大鈕扣也要去掉,改裝暗鈕。蘇青漸漸不以為然了,用商量的口吻,說道「我想……鈕扣總要的吧?人家都有的!沒有,好像有點滑稽。」

我在旁邊笑了起來,兩手插在雨衣袋裡,看着她。鏡子上端的一盞燈,強烈的青綠的光正照在她臉上,下面襯着寬博的黑衣,背景也是影憧憧的,更顯明地看見她的臉,有一點慘白。她難得有這樣靜靜立着,端相她自己,雖然微笑着,因為從來沒這麼安靜,一靜下來就像有一種悲哀,那緊湊明倩之眉眼裡有一種橫了心的鋒棱,使我想到「亂世佳人」。

蘇青是亂世里的盛世的人。她本心是忠厚的,她願意有所依附;只要有個千年不散的筵席,叫她像《紅樓夢》里的孫媳婦那樣辛苦地在旁邊照應着,招呼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興興頭頭。她的家族觀念很重,對母親,對弟妹,對伯父,她無不盡心幫助,出於她的責任範圍之外。在這不可靠的世界裡,要想抓住一點熟悉可靠的東西,那還是自己人。她疼小孩子也是因為「與其讓人家占我的便宜,寧可讓自己的孩子占我的便宜」。她的戀愛,也是要求可信賴的人,而不是尋求刺激。她應當是高等調情的理想對象,伶俐倜儻,有經驗的,什麼都說得出,看得開,可是她太認真了,她不能輕鬆,也許她自以為輕鬆的,可是她馬上又會怪人家不負責。這是女人的矛盾麼?我想,倒是因為她有着簡單健康的底子的緣故。

高級調情的第一個條件是距離——並不一定指身體上的。保持距離,是保護自己的感情,免得受痛苦。應用到別的上面,這可以說是近代人的基本思想,結果生活得輕描淡寫的,與生命之間也有了距離了。蘇青在理論上往往不能跳出流行思想的圈子,可是以蘇青來提倡距離,本來就是笑話、因為她是那樣的一個興興轟轟火燒似的人,她沒法子伸伸縮縮,寸步留心的。

我純粹以寫小說的態度對她加以推測,錯誤的地方一定很多,但我只能做到這樣。

有一次我同炎櫻說到蘇青,炎櫻說:「想她最大的吸引力是:男人總覺得他們不欠她什麼,同她在一起很安心。」然而蘇青認為她就吃虧在這裡。男人看得起她,把她當男人看待,凡事由她自己負責。她不願意了。他們就說她自相矛盾,新式文人的自由她也要,舊式女人的權利她也要。這原是一般新女性的悲劇,可是蘇青我們不能說她是自取其咎。她的豪爽是天生的。她不過是一個直截的女人,謀生之外也謀愛,可是很失望,因為她看來看去沒有一個是看得上眼的,也有很笨的,照樣地也壞。她又有她天真的一方面,很容易把人幻想得非常崇高,然後很快地又發現他卑劣之點,一次又一次,憧憬破滅了。

於是她說:「沒有愛。」微笑的眼睛裡有一種藐視的風情。但是她的諷刺並不徹底,因為她對於人生有着太基本的愛好,她不能發展到刻骨的諷刺。

在中國現在,諷刺是容易討好的。前一個時期,大家都是感傷的。充滿了未成年人的夢與嘆息,雲裡霧裡,不大懂事。一旦懂事了,就看穿一切,進到諷刺。喜劇而非諷刺喜劇,就是沒有意思,粉飾現實。本來,要把那些濫調的感傷清除乾淨,諷刺是必需的階段,可是很容易停留在諷刺上,不知道在感傷之外還可以有感情。因為滿眼看到的只是殘缺不全的東西,就把這殘缺不全認作真實:——性愛就是性行為;原始的人沒有我們這些花頭不也過得很好的麼?是的,可是我們已經文明到這一步,再想退到獸的健康是不可能的了。從前在學校里被逼着念《聖經》,有一節,記不清了,仿佛是說,上帝的奴僕各自領了錢去做生意,拿得多的人,可以獲得更多,拿得少的人,連那一點也不能保,上帝追還了錢,還責罰他。當時看了,非常不平。那意思實在很難懂,我想再這樣多解釋兩句,也還怕說不清楚。總之,生命是殘酷的。看到我們縮小又縮小的,怯怯的願望,我總覺得無限的慘傷。

有一陣子,外間傳說蘇青與她離了婚的丈夫言歸於好了。我一向不是愛管閒事的人,聽了卻是很擔憂。後來知道完全是謠言,可是想起來也很近情理,她起初的結婚是一大半家裡做主的,兩人都是極年青,一同讀書長大,她丈夫幾乎是天生在那裡,無可選擇的,兄弟一樣的自己人。如果處處覺得,「還是自己人!」那麼對他也感到親切了,何況他們本來沒有太嚴重的合不來的地方。然而她的離婚不是賭氣,是仔細想過來的。跑出來,在人間走了一遭,自己覺得無聊,又回去了,這樣地否定了世界,否定了自己,蘇青是受不了的。她會變得喑啞了,整個地消沉下去。所以我想,如果蘇青另外有愛人。不論是為了片刻的熱情還是經濟上的幫助,總比回到她丈夫那裡去的好。[1]

張愛玲的生平簡介

張愛玲,中國現代作家,本名張煐。1920年09月30日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區的麥根路313號的一幢建於清末的仿西式豪宅中。張愛玲的家世顯赫,祖父張佩綸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耦是朝廷重臣李鴻章的長女。

張愛玲一生創作大量文學作品,類型包括小說、散文、電影劇本以及文學論著,她的書信也被人們作為著作的一部分加以研究。

1943至1944年,創作和發表《沉香屑•第一爐香》《沉香屑•第二爐香》《茉莉香片》《傾城之戀》《紅玫瑰與白玫瑰》等小說。

1995年09月08日,張愛玲的房東發現她逝世於加州韋斯特伍德市羅徹斯特大道的公寓,終年75歲,死因為動脈硬化心血管病。[2]

參考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