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李公朴、聞一多二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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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到了李公朴先生的被刺，悲憤無已!正想說幾句話，剛攤開了紙，提起筆來，要寫下去，早報來了，一翻開來，便觸目驚心地讀到聞一多先生又在昆明被刺身死的消息!言語文字已不能表達我們的憤怒了!這是什麼一個世界!「打」風之後，繼之以政治暗殺，顯見得手段之日益殘酷。凡有點兒正義感的人，凡肯說幾句公平話的人，凡能替老百姓們傳達其痛苦的呼籲的人，恐怕都難免有「危險」。然而「暗殺」能夠阻止有正義感的人的發言麼?「暗殺能夠嚇得退從事於民眾運動或政治工作的人麼?」這正如要用武力來解決中國問題一樣，明顯的是不可能!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凡有堅定的信仰和主張的人，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他們不會怕死貪生。對他們，「暗殺」的陰影，只有更增加其決心與憤怒，絲毫不能搖撼其信仰。正如戰爭，前面的人倒下了，後面的人絕對不會停步退卻的，反因戰友的死，而更燃起了向前衝去的勇氣。
「打」是惡劣的手段，「暗殺」是更進一步的卑鄙的作風。凡是政冶家，必須以堂堂正正之師與人相見，有理論，有主張，儘管說出來，與對手方見個高低，而以「暗殺」來沉默對手方的發言，卻是最無聊、最無恥的方法。這不是政治家，這是謀殺犯!以這樣的手段來做政治活動簡直是自殺!
像李公朴、聞一多二先生那樣的人是「暗殺」不盡的。可悲可痛的是，他們乃在勝利之後，從背後被人打了幾槍而死;他們為呼籲和平而死;他們為不願意見到兄弟們自相殘殺而呼籲不要內戰而死;他們手無寸鐵，不想擁兵自衛，結果是被「暗殺」，那麼，有自衛力量的人，誰還肯放下其自衛的力量呢?
李公朴先生一生致力於民眾教育;戰前，在上海有過廣大的影響。不意，繼較場口被打之後，竟以身殉。聞一多先生為一詩人，曾出版過詩集《紅燭》和《死水》，在新詩人里是嚴肅而注重于格律的一位。他從來不問政治。在清華大學教杜詩，教《詩經》，曾經有過不少重要的考證的論文發表。他隨學校到了昆明，繼續在西南聯大教書。教的還是《詩經》等課程。「民主」的呼號把他從恬靜的書室里呼喚出來。他曾為呼籲和平，爭取民主，盡了很大的力量。不意，繼於李公朴先生之後，他也以身殉國了!尤為殘酷的是，他的公子聞立鶴也中彈五發，傷勢嚴童;胸部左右，各中一彈，大腿中彈三發，一腿已斷，能否出險，尚可不知。聞公子並不參加民主運動，而亦遭此橫禍，人的生命尚有絲毫的保障麼?
他們兩位先生為國犧牲，永垂不朽，上海各界正在籌備舉行「人民葬」，將有以謀作永久之紀念之舉。他們未睹和平統一、民主的中國的建立而死，實死不瞑目。但他們的血，像火種似的，已經深種在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的胸中，薪盡火傳，他們是不怕沒有後繼者的;後繼者們將更多、更多起來。死一李公朴，將更有千萬個李公朴繼之而起，殺一聞一多，將更有千萬個聞一多繼之而起。前仆後繼，暗殺者其能將四萬萬五千萬愛好和平，主張民主的人民們盡殺之麼?我們悲憤於李、聞二先生的壯烈殉難，我們敬向二先生的遺屬致最懇摯的哀悼之意!
但我們於悲憤、哀悼之餘，我們不能不對國民們和政府說幾句話。
我們呼籲和平，爭取民主，全為中國的前途着想;我們希望看見強盛、民主、和平的中國的實現。我們沒有任何政治的欲望，也沒有任何黨派的背景。我們一介書生，手無寸鐵，所有的只是口和筆。如果國家昇平，民生安定，我們只願意在書室里做我們所應做的工作，所想做的工作，絕對地沒有任何的好心情，從事於任何政治活動。像聞一多先生，其心情想來也是同樣的。然而，在這種的政局之下，凡為一個中國國民，如何能夠忍心看得下去呢?!作為一個中國的國民，我們不能不出來說幾句話，說我們想說的話，應該說的話。在我們覺得，實在是歉愧之至，因為除了口和筆之外，並沒有別的東西可以貢獻給國家。然而，即此微薄地呼籲和平而合法的工作，也要遭到橫禍，受到暗算，遇到毒手，則實在無話可說了!到了我們不能說話的時候，那麼，應該怎樣說話，便不問可知了。我們為此危懼!
到底是什麼人在做着這種不人道的卑鄙的政治暗殺的事呢?這對於政府是有害無益的。商談之門，並沒有杜絕。打仗的，也還在斷斷續續地談着，而呼籲和平，大叫不要打的人們卻首先遭到了暗殺，這是什麼一種做法呢?主持的人，為何會愚蠢至此呢?為政府計，必須徹底查明主使之人，依法公開審判，依法嚴加懲辦，單是負責治安機關一紙懸賞緝兇的布告是絕對不夠的。政府對於昆明負責治安的機關，應該嚴厲督促其「破案」，務期獲到兇手，嚴查主使之人，並保證以後在任何地方不再有同樣的政治暗殺事件發生。同時，對於李、聞二先生的善後，必須負責辦理;對於昆明的負責治安者必須加以懲戒;這些，都是「題內文章」，我們不必多說。
我們所悲哀的是，中華民國已經有了三十五年的歷史了，政治上，卻一點兒進步也沒有。舍堂堂正正的政治鬥爭方式而不用，而還在用武力，用暗殺來杜絕人民們的呼籲的，這豈復有絲毫清明之氣存在!「暗殺」是最下流的手段，凡為光明磊落的人或任何黨派都絕對的不會使用這個手段的。袁世凱派人暗殺了宋教仁，暗殺了陳英士，然而對於國民黨的活動和發展，到底有什麼阻礙沒有?這兩個大暗殺案，只增加了人民們對於袁氏政權的厭惡和憎恨，卻絲毫不能削減國民黨的力量。這不是明顯的前車之鑑麼?用暴力來企圖削弱或撲滅對方的，一定會自食其果。除了招致了人民們的普遍的不平和厭恨之外，任何效果是不會得到的。相反地，反而暴露了這主持政治的謀殺者的膽怯與無知，惶恐與無力。凡有智慧、有力量、有見解、有主張的任何政黨或政治家，在有所主張，有所活動時，都是要以正規的政治活動的方法出之的。如果在英國或美國，有某一個政黨，膽敢用這種卑怯的暗殺手段，加之於對手方的，立刻，她的政治生命便會壽終正寢，人民們立刻便會群起而攻之，把她驅逐出政治圈子以外去的。我們希望今日的政治，不要在黑暗之上再加上黑暗;不要在武力之上再加上暴力的卑怯的謀殺。且為國家留些體面，為民族存些正氣，為社會惜着有用的人才，為自己保有些生機吧。
凡有前途、有活力的政黨，絕對地不應該為自己掘墓墳，應該儘量地改變作風，純然以堂堂正正之師，出與對手方相周旋。凡是民主國冢的政黨，都是富有競技者的精神的;勝固可喜，敗亦可鑑。心平氣和，一心為國。尊重對手方，也便是尊重自己。這些話都是陳腐之極的老生常談，然而在今日卻還是談不到的起碼條件，豈不可悲可嘆乎!
要照這樣發展下去，「打」之後繼之以「殺」，我們實在要為中國的政局前途哭!難道和平的合法的主張和言論，正義的公平的呼籲，已不可能在中國出現了麼?難道主張和平的，爭取民主的，以合法方式來從事政治活動的，有正義感的，肯出來替受苦難的人民們說幾句話，便都要被視為眼中之釘，不除去不快了麼?
雖然這謀殺或暗殺事件發生在昆明，受難者是李、聞二先生，然其影響是極大的，其意義是極深刻的。四萬萬五千萬人是不會允許這種不名譽的政治暗殺事件再度在其他地方發生的。這種不名譽的政治暗殺事件，在國際上將發生怎樣的一種反應啊!我們到底是一個野蠻的黑暗的國家呢，還是一個正向民主道路走去的現代的國家?我們在國際的地位上，已經是一天天地向下走了。如何再能自己再加速度地墮落下去呢?「天助自助者」。像這樣的胡鬧、胡搞下去，即有「助我者」，恐亦將望望然而去之的吧!
李、聞二先生首先為國犧牲了，為爭取民主而以身殉之了，我們國民們必須急起直追，不息不懈。為二先生雪恨，而徹底地查究那些兇手們及其指使的主持的人物，與眾共棄之;而為了安慰李、聞二先生的在天之靈，我們也將相誓地踏着二先生的血跡前進，決不中途停步。我們相信，民主的、自由的、強盛的中國，早或遲，必定會建立的;在那時候，我們當再以淡酒園蔬，祭告於二先生之靈道：
民主已經爭取到了，建國事業正在進行，強盛、自由的中國已在實現了，二先生之目可以瞑矣。
然而，在今日，誰還能息一息肩，松一松前進的腳步呢!我們謹以淚，同時也以汗與血來哀悼壯烈、殉難的李、聞二先生![1]
鄭振鐸簡介
鄭振鐸（1898—1958）現代作家、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考古學家。筆名西諦、CT、郭源新等。原籍福建長樂，生於浙江永嘉。1917年入北京鐵路管理學校學習，五四運動爆發後，曾作為學生代表參加社會活動，並和瞿秋白等人創辦《新社會》雜誌。1920年11月，與沈雁冰、葉紹鈞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並主編文學研究會機關刊物《文學周刊》，編輯出版了《文學研究會叢書》。1923年1月，接替沈雁冰主編《小說月報》，倡導寫實主義的「為人生」的文學，提出「血與淚」的文學主張。大革命失敗後，旅居巴黎。1929年回國。曾在生活書店主編《世界文庫》。抗戰爆發後，參與發起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創辦《救亡日報》。和許廣平等人組織「復社」，出版了《魯迅全集》、《聯共黨史》、《列寧文選》等。抗戰勝利後，參與發起組織「中國民主促進會」，創辦《民主周刊》，鼓動全國人民為爭取民主、和平而鬥爭。1949年以後，歷任文物局局長、考古研究所所長、文學研究所所長、文化部副部長、中國民間研究會副主席等職。1958年10月18日，在率中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途中，因飛機失事殉難。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說集《家庭的故事》、《桂公塘》，散文集《山中雜記》，專著《文學大綱》、《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通俗文學史》、《中國文學論集》、《俄國文學史略》等。有《鄭振鐸文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