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伐鄭》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節自 《宋微子世家》) 襄公八年,齊桓公卒,宋欲為盟會。十二年春,宋襄公為鹿上之盟①,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諫曰②: 小國爭盟,禍也。 不聽。秋,諸侯會宋公盟於盂③。目夷曰: 禍
原文
(節自 《宋微子世家》)
襄公八年,齊桓公卒,宋欲為盟會。十二年春,宋襄公為鹿上之盟①,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諫曰②: 「小國爭盟,禍也。」 不聽。秋,諸侯會宋公盟於盂③。目夷曰: 「禍其在此乎! 君欲已甚,何以堪之?」 於是,楚執宋襄公以伐宋。冬,會於亳以釋宋公④。子魚曰: 「禍猶未也。」
十三年夏,宋伐鄭。子魚曰: 「禍在此矣!」 秋,楚伐宋以救鄭,襄公將戰。子魚諫曰: 「天之棄商久矣⑤,不可。」 冬十一月,襄公與楚成王戰於泓⑥。楚人未濟,目夷曰: 「彼眾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未陳,又曰: 「可擊。」 公曰: 「待其已陳。」 陳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襄公傷股⑦,國人皆怨公。公曰: 「君子不困人於厄,不鼓不成列⑧。」子魚曰: 「兵以勝為功,何常言與⑨?必如公言,即奴事之爾,又何戰為?」
譯文
宋襄公八年,齊桓公死了,宋想主持諸侯盟會。襄公十二年春天,宋襄公選定鹿上為盟會地點,並請求楚國邀約諸侯赴會,楚國人答應了他。宋公子目夷 (子魚) 向襄公進諫說: 「小國去爭當盟主,是禍事喲!」 襄公不聽其諫。這年秋天,各國諸侯與宋襄公在盂地會盟。目夷說: 「禍事就要從此開始了! 國君的欲望已到極點,百姓怎能忍受。」 於是,在會盟處,楚國捉住宋襄公,並派兵攻打宋國。這年冬天,楚、宋在亳地相會,才釋放了宋襄公。子魚說: 「禍患還沒有完呢!」
襄公十三年夏,宋國派兵攻打鄭國。子魚說: 「禍事就在這裡喲!」 這年秋天,楚國討伐宋國以救援鄭國,襄公準備迎戰。子魚進諫說: 「商已被老天拋棄很久了,不能與楚開戰了。」 這年冬天十一月,襄公與楚成王在泓水開戰。當楚兵還未全部渡過泓水時,目夷說: 「敵眾我寡,我們趁他沒有全部渡過河時,就去攻擊他。」 襄公不聽。等到楚軍已全部渡過河,還沒有布成陣勢時,目夷又說:「可以攻打了。」 襄公說: 「等他們的陣勢布好了再打。」 等楚軍將陣勢安排好後,宋軍才去打他。結果,宋軍大敗,襄公的大腿被擊傷,宋國人個個都埋怨襄公。襄公還自有其理地辯解說: 「作為君子,不能去困擾處於危難之際的人,不能鳴鼓去攻擊沒有布好陣的兵。」 子魚說: 「領兵打仗是以得勝作為目的,還有什麼君子之道可言啊? 如果必定要照你所講的那樣做,那就像奴隸一般服從於他了,那又何必去開戰呢?」
鑑賞
本文通過宋襄公與公子目夷 (子魚) 在結盟與戰事上的不同看法的對比,揭示了宋襄公的野心、偽善及其愚蠢的面孔,表現了目夷 (子魚) 洞悉利弊的政治眼光和善於用兵的卓越才能。
作為一小國之君的宋襄公,在齊桓公死後,卻想做諸侯的盟主。但自己又力薄勢單,於是求助於強楚以實現其爭盟主的野心。結果被楚國俘獲,並乘勢攻打宋國,給宋國帶來極大的災難。被釋放後,又自不量力去伐鄭。鄭求救於楚,他又以弱小之軍與強楚開戰。並且喪失許多有利的戰機,最終導致失敗,自己受傷,遭國人唾罵。但他還詭辯稱: 「君子不困人於厄,不鼓不成列。」認為要等楚軍集結齊備,布成陣勢之後去攻打,才是君子所為,完全是十足的愚蠢和庸才的偽善之論。
公子目夷 (子魚) 則與他相反。認為小國想在諸侯國中爭當盟主,「禍也!」在結盟會上,認為 「君欲已甚,何以堪之?」 即災難將到,老百姓怎能忍受? 後宋襄公被俘又被釋放,認為災難尚未終止。這是他對宋襄公的野心有深入的了解而得出的結論,表現了他對當時的政治形勢有清醒的認識。後來,在與楚決戰的時刻,他又提出趁楚軍 「未濟」、「未陳」 之時擊之,這才有利於 「彼眾我寡」 的力量對比。最後,當宋襄公提出 「君子不困人於厄,不鼓不成列」 的謬論時,他又進行駁斥,認為 「兵以勝為功」,如講 「君子之道」,即 「奴事之爾,又何戰為?」與宋襄公針鋒相對,表現了他卓越的軍事才能。可惜宋襄公不採納他的意見,以致大敗。
全文以行動和對話來表現人物,使兩個人物在對比中得到鮮明的表現。人物語言簡潔有力,特別是公子目夷 (子魚) 的 「禍也」、「禍其在此乎」、「禍猶未也」、「禍在此矣」,四次反覆重迭,表現了目夷 (子魚) 的憂國憂民之心和對時局的清醒認識,以及對宋襄公庸碌無為而又想稱霸的行為的不滿。[1]
史記
《史記》是由司馬遷撰寫的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記載了上自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元狩元年間共3000多年的歷史（哲學、政治、經濟、軍事等）。《史記》最初沒有固定書名，或稱「太史公書」，或稱「太史公傳」，也省稱「太史公」。「史記」本是古代史書通稱，從三國時期開始，「史記」由史書的通稱逐漸成為「太史公書」的專稱。《史記》與後來的《漢書》（班固）、《後漢書》（范曄、司馬彪）、《三國志》（陳壽）合稱「前四史」。劉向等人認為此書「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與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並稱「史學雙璧」。[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