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險和逃跑》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歷險和逃跑是余秋雨寫的一篇散文，出自我等不到了。來
原文
祖母去世之後，我很少回家。以前是因為繁忙，後來是因為遠行。
爸爸、媽媽很想能經常見到我，卻完全不想知道我在外面做什麼。對於我寫了什麼書，走了什麼路，怎麼做了院長，又怎麼辭職，他們都不清楚。幾個弟弟有時會提起一句半句，也進不了他們的耳朵。
我永遠在遠方，只有馬蘭每隔幾天打一個電話去請安。馬蘭當時還帶領着劇院在各地巡迴演出，忙得很。爸爸、媽媽當然聽得懂馬蘭的普通話，但當時的馬蘭，還聽不太明白媽媽那種羼了不少家鄉口音的上海話。有一次，馬蘭問媽媽還需要什麼，媽媽的回答中有兩個關鍵字怎麼也聽不清楚。繞了好半天，終於知道了，媽媽說的是：「寂寞，就是太寂寞。」
馬蘭一直在想着「寂寞」這兩個字，後來與我的幾個弟弟商量，能不能給老人家搬一個家，最好靠近一個大一點的公園，可以經常去散步。一切如願，家搬成了，緊靠着上海一個新開闢的大公園。但奇怪的是，媽媽去過兩次公園就不去了，她最喜歡去的地方，是附近一個菜場。
她說，公園那麼大，除了樹還是樹，風一吹，陰森森的，因此更加寂寞。這話顯然是有道理的，那也就不勸她去公園了。我和馬蘭陪她上了一次菜場，立即知道她喜歡去那裡的原因了。
眼前的每一樣菜，不管是素菜還是葷菜，都是她在災難歲月里的最高企盼。那時候，政治風浪會把家人糟踐成什麼樣，她不在意，她只關心家裡下一頓的飯食。她總是在菜場下市的時候去用最低的價錢買一點別人挑剩的「殘貨」。是空心的蘿蔔?乾癟的芹菜?還是發黃的茭白?她不會去看葷菜攤，只是偶爾遙望一下，暢想着什麼時候能在蔬菜里炒進幾根肉絲……現在一切都改變了，她要像一位不知怎麼得勝的將軍一樣，一遍遍地檢閱每一樣菜，這成了她晚年最大的享受。
在災難時期，菜場工作人員往往態度傲慢，現在卻都和顏悅色，見到媽媽大聲叫「外婆」、「婆婆」、「好婆」，讓她到他們攤子那邊去。媽媽哪裡受得住這般尊重，喜孜孜地走過去，便伸手撥弄起一樣樣菜。但只要一下手，像觸電一樣，幾十年的經驗就全部回來了。她說：「這芋艿是紅梗，個頭又不大，才出土，好東西，我家孩子多，你多稱一點!」
其實孩子並不住在一起，這麼多芋艿到哪一天才能吃完?
有時候我們也會攙扶着爸爸、媽媽到外地旅遊，但是最多待到第三天，媽媽就急着要返回，理由是：想菜場了。
從我的父母親，馬蘭想到了她的父母親。她爸爸是「老右派」，小縣城街上的任何人都可以侮辱他。她十三歲時考上了省藝術學校，卻因為是「右派的女兒」未被批准入學。那時她媽媽也是一名主角演員，正在山區巡迴演出，當天晚上決定以罷演來抗議當局禍及女兒。她媽媽是準備為此而加重罪孽的，除此之外，她沒有別的路可走。幸好，一個當時在場的當權者看到漫山遍野山民來看戲的火炬，勉強批准了馬蘭入學。災難結束後，她先為爸爸「平反」了，因為縣城裡公映了她主演的電影《龍女》。她又用當時還很微薄的片酬買了一件時髦的滑雪衫給爸爸。爸爸穿上後，把整個縣城都走了一遍。他用一件滑雪衫，嘲笑了二十年的街道。
看着已經沒有衣食之憂卻已經很蒼老的四位父母，我和馬蘭一再告訴他們：災難時代過去了，真的，永遠過去了。
我辭職後每次去看父母親，其實都是遠行前的告別。
告別父母親之後我和馬蘭總要在路上走一陣。馬蘭說：「我知道，對於安慰老人的話，其實你內心還有疑慮。」
我說：「這不能說給老人聽。每一代要回答的問題，都有下限。」
她點點頭，問：「你現在最擔心的是什麼?」
我說：「八十年代銷聲匿跡的『偽鬥士』，一九八九年之後又回來了，還帶出不少新手。他們還是偽裝道義，恃強凌辱，但越來越受到媒體喜愛，而所有的媒體又都有不小的背景。」
「他們成不了氣候了。」她說：「國家經濟發展那麼快，他們已經不在主流。」
我說：「這很難說，因為經濟不是全部。所以我要走那麼多路，去想經濟之外的問題。」
我的路越走越遠，越走越險，因此越來越不能告訴父母親我去了哪裡，將去哪裡。在中東和南亞的恐怖主義控制地區，我想，在這兒每時每刻都有可能失去生命，但這生命是父母親給的。他們的東西丟失在他們從來沒聽說過的地方，這對他們很不公平。
馬蘭瞞着雙方老人，也陪着我走了一段。記得在耶路撒冷一條小巷道的石窟咖啡館裡，我們坐在一起，看着門外慌亂行走的神秘人群。我移了一下凳子，鄭重地告訴她：「我對文明和文化的看法，全變了。」
她說：「我的看法也變了，先聽你說。」
我說：「我出發的時候，只想對比中華文明和其他古文明的差異。但一路上看到，不同文明之間的差異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所有的文明都面臨着共同的大災難：恐怖主義、核競賽、地震海嘯、氣候暖化、大規模傳染病。美國哈佛大學的亨廷頓教授把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看成天經地義，加以鼓勵，我現在完全明白，他錯了。」
(二)歷險和逃跑(2)
馬蘭對這些問題並不陌生，立即同意我的看法，但她又嘆氣了：「我們中國的多數文化人，連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也不關心，更不要說全人類的大災難了。他們中有的人，只想給身邊的人製造點災難。」
「恰恰是，中國多數民眾喜歡觀賞別人的災難，幸災樂禍地當看客。這一點，魯迅說過，羅素也說過。」我說。
「那我們該怎麼辦?」她問。
「面對大災難，只能忍受小災難，呼喚大善良。喚不出還是喚，一生只做一件事。」我說。
她握住了我的手。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七日，我和幾個夥伴要在無法辦齊一切手續的情況下冒險進入伊拉克，此後全部行程的恐怖層級將大大提高。馬蘭未被允許進入，要坐車返回，我們夫妻倆在約旦佩特拉的山口告別。我們早已感受到一路越來越不祥的氣氛，因此彼此不說話。她上車後，我繞到她坐的窗口，那窗是密封的，她的臉貼着窗，我的手掌從外面撥去窗上的塵沙，劃着，按着。
她後來告訴我，車開走後，她看我像一根木頭一樣在中東的曠野里站着，一動不動。等到看不見了，她的手就從窗裡邊合着我剛剛留下的手掌印，很久。這兒的天氣已冷，車窗很涼，她只想，什麼時候，我的手掌印能夠重新回暖。
當天我日記上寫的是：「妻子，但願我們還能見面。」
但是，當她回到國內家裡，打開電視，聽到的是我們幾個在伊拉克失蹤的消息。其實是伊拉克當局封死了我們所有的通訊工具，包括手機，我們像無頭蒼蠅一樣在到處亂竄。她知道中東的局勢，判斷我凶多吉少，就每天不出門，不吃飯，不睡覺，不梳洗，成天趴在電視機前，面無人色，蓬頭散發。直到我們找到大使館，報告我們還活着，她才大哭一場。
其實，比伊拉克更兇險的，是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的邊境地區。在那裡工作了十幾年的外交官和記者都不敢去，他們都曾經無數次地來勸阻我們，特別是勸阻我。勸阻的理由很充分，因為當地的恐怖主義組織早已習慣通過綁架外國人質來索取贖金，包括一次次綁架中國人質。但我為了更深入地了解古代文明發祥地與當代恐怖主義的關係，並及時向全世界報道，還是壯膽進去了。
世界上沒有另外一位文化學者親身穿越過那麼多曾經無限輝煌卻已淪於恐怖的地區。真正穿越的第一人居然是中國學者，我深感快慰。
終於活着回到了國內。我正要把一路的災難感受好好地告訴國人，沒想到，國內正用一種濃縮的災難「歡迎」我。
走出了虎狼之山反而遇到了虎狼，看到了老家的炊煙卻又遇到了剪徑的馬幫，這實在不可思議。但細細一想，還是有最通俗的原因。
原來，我在考察文化的過程中寫成的四本書《文化苦旅》、《山居筆記》、《千年一嘆》、《行者無疆》受到了廣大讀者長時間的歡迎。有機構統計十年來全國暢銷書排行榜前十名，它們居然全在裡面。連台灣，也給它們每一本都頒發了文學大獎。我的漫長曆險，香港鳳凰衛視全都每天播出，世界各地均有大量觀眾追着看，大家都認識了我。隨之，聯合國舉辦的世界文明大會和華盛頓的美國國會圖書館，都破例邀請我這麼一個毫無官職的中國學者去演講。這下，按照一種典型的「中國邏輯」，麻煩就來了。
那天，我又從國外回來，和妻子一起上街買菜。妻子挽着我的手，像是揀回了好不容易沒有摔破的家傳舊瓷器，小心翼翼地捧持着。今天她也一直走在路的外側，讓我走里側。但奇怪的是，每當走過書報攤時，她總是拽着我往前走，一連幾次都是這樣。我終於在一個書報攤前停住了，掃一眼，就立即知道了妻子拽我走的原因，因為那裡有很多我的名字，我的照片。
打眼全是與我有關的盜版書，一堆又一堆，上面還都明目張胆地標着「首印五十萬冊」、「首印三十萬冊」。我想找一本正版，找了好久沒找着。邊上還有很多署了我的名字而我自己卻從來沒聽到過的書，隨手翻一下，大多是粗陋的色情小說。在這些書的上面，掛着不少報刊，標題都很刺激：《余秋雨是文化殺手》、《藝術的敵人余秋雨》、《余秋雨為什麼不懺悔》、《剝余秋雨的皮》、《我要嚼余秋雨的骨髓》……
妻子慌張地看着我，用故作輕鬆的語氣說：「中國文人對血腥的幻想，舉世無雙。」說着還是把我拽走了。
我說：「讓他們鬧吧，災難是我的宿命。」
「也是我的宿命。」妻子說。
過了幾個月，忘了從哪裡回到上海，已經有一位廣西來的年輕學者在等着我。這位學者個子不高，眼睛很亮，很像歷史資料里描寫的李白。他叫楊長勛，廣西藝術學院副教授，曾經花力氣研究過我早年的幾部學術著作，發表過很多論文。現在，連我的遠行考察和回來之後的遭遇，也成了他的研究內容。他這次來，說有一些重要想法要與我談談。
正準備與他長談，又接到一個讓我高興的電話，那是齊華打來的。自從那次見面後，很多年都沒有他的消息。他在電話里告訴我，他聽從了我對莎士比亞和《紅樓夢》的推薦，努力鑽研，寫出了一些論文，已經從人事局調入一所大學的研究機構。他在研究《紅樓夢》的過程中經常去請教老前輩余鴻文先生，最近才知道余鴻文先生和我家的關係，所以要見個面，另外說點別的事。
我想，既然湊到了一起，就把齊華和楊長勛拉在一起聊天吧。齊華比我大六歲，而楊長勛則屬於下一代，不同年齡會有不同視角，加在一起一定比較有趣。
這是一個雨天，雨下得出奇的大。我通過熟人找了靜安區圖書館樓下的一間空房，安排一個工作人員給我們提供茶水。三個人就看着玻璃窗上如瀉的雨柱，開始暢談。
根據長幼有序的禮節，我請齊華先說。齊華有一點老了，卻顯得比以前經看，很有風度。
齊華告訴我，余鴻文先生退休後住到了他女兒、女婿家，遠在長江邊的寶山月浦鎮，來往很不方便。我請他先代我問好，很快我會陪着父母親去拜訪。
說完余鴻文先生，齊華停了停，壓低了聲音問我：「你，是不是為一個叫王北珍的女畫家寫過序言?」
「寫過。」我說，卻又奇怪地問：「你怎麼問這個?」
齊華沒回答我，繼續問：「你知道她是誰的女兒嗎?」
「當然知道，上海最有名的流亡人士。」我說。
「你是一九八九年之後寫這篇序言的吧?」齊華又問。
「是啊。」我說。
「這篇序言在大陸報紙上發表過嗎?」齊華還在問。
「發表過。」我說。
「報紙怎麼會同意發表?」他問。
「不知道，不是我送去的。」我說。
「聽說你寫序言的畫冊上，有他們父女倆的合影?」
「對。」
「發表後，那個姓王的流亡人士說過什麼?」齊華問。
「他叫他的女兒感謝我。」我說。
「可見告發的內容完全屬實。」他嘆了一口氣。
「什麼告發?繪畫就是繪畫，我欣賞她的色彩運用，這與政治沒有關係。」我說。
(二)歷險和逃跑(3)
「真有一個叫曾遠風的人告發你了。」齊華放輕聲音說：「把這些材料複印後到處寄，寄給各家報紙的領導，連我工作過的人事局也寄了。效果顯而易見，你看，全國那麼多報刊，那麼密集地發表攻擊你的文章，為什麼得不到絲毫阻止?」
我還是搖頭，說：「這是你的推測，現在已經不是告發的時代，不會有用。報刊發表那些文章，只是為了發行量，而且也不算密集。」我說。
立即響起響亮的笑聲，是楊長勛。我沒想到，他的嗓音那麼好聽。他對着我說：「你說告發信不會有用，我相信;你說那些文章不密集，謙虛了!」
他又轉向齊華說：「余先生的謙虛，是因為他不知道。不讀報紙不上網，連個手機也沒有，害得我們代他受了好幾年氣!」
我連忙解釋：「其實也有人說起，但我不想聽。對於假話髒話，傾聽就是鼓勵，反駁就是對弈。」
「但是，除了你和他們，還有第三者，那就是廣大讀者。讀者分不清假話髒話，也會把你看髒了。」這是齊華在說。
我立即回答他：「我是一匹趕路的馬，千里風塵之間，哪有時間洗刷自己?也顧不得別人的眼睛怎麼看我，只顧睜着眼睛看前面的路。」
「說得妙!但是——」齊華緊逼着說：「你這匹千里馬可以不在乎別人的眼睛，萬一你的眼睛看到了自己的同類被一群豺狗圍襲，難道視而不見?」
「好，機鋒很健!」楊長勛看着我說：「我同意齊先生的看法。那匹被圍襲的馬，是你，又不僅是你。你不能過於灑脫。」
我沉默了，端起杯子喝一口水。顯然，他們說得有理。
「那，你們就給我簡單介紹一下圍襲的情況吧。」我說。
楊長勛從提包里拿出一個筆記本，翻開一頁，看一眼，就說：「據我統計，這幾年國內誹謗你的文章已發表了一千八百多篇，這肯定不全;如果乘上每份報刊的發行量，那麼，與你名字相關的惡言惡語在全國就是一個天文數字。放心吧，你肯定創造了一個獨立知識分子遭受誹謗的歷史紀錄，不僅是中國紀錄，而且是世界紀錄。」
「他們哪有那麼多話可說?」我問。
「起點是你發表的那篇《反盜版宣言》。由於影響太大，幾個盜版集團都想封你的嘴，而你又軟硬不吃。正好那個姓孫的『石一歌』看你有名，在一些場合不清不楚地說你是他的『當年同事』，被北大一個與你同姓的學生聽到了。這個余家學生在『文革』時還是嬰兒，就憑着臆想寫了一篇文章攻擊你，說你就是『石一歌』，結果捅開了中國文人憋了很久的咬人勁頭。盜版集團一資助，更是火上加油。看那些文章，好像都打了雞血針。奇怪的是，報刊也像是中了魔，居然都白紙黑字地印了出來!」
楊長勛又從提包里拿出一大疊複印材料，逐一介紹起來——
「這是一個曾經把你吹捧為終極坐標的人，現在跳到了相反的終極，竟然說你謀害了周恩來的養女，可能要篡奪國家最高權力。」
我看到，齊華的嘴張大了，很久合不上。他好像也沒有讀過這種文章。
「這兒，湖南的一本雜誌，說你在『文革』中一跺腳，大江南北都會顫抖。」楊長勛教授翻過幾頁，說：「更好玩的是，這個評論家說，中國開始批判蘇聯修正主義，可能是你在做中學生的時候發動的。」
「當然，膽子最大的還是南方那家周報，把那個姓孫的『石一歌』當作了代表國家總結『文革』的最高形象，整版整版地發表據說是他家裡私藏了幾十年的清查檔案……」
「真是嘆為觀止。」齊華說：「這在別的國家，都是嚴重的刑事犯罪，連報社社長都有可能要進監獄，為什麼到了我們這裡，都成了m/series/6884
嘉年華?」
我的眼睛，還看着楊長勛手上那一疊複印件，他還只翻了很小一部分。
他瞟了我一眼，笑了：「還早着呢，再說兩天都說不完。但我不說了，只想為你作一個概括。前面這些誹謗文章加在一起，給了你一個稱號，叫『文革餘孽』。另外還有兩個稱號，一個叫『文化殺手』，一個叫『文化口紅』。」
「文化殺手?」我問：「這聽起來更嚴重。」
「這就是針對你反盜版。」楊長勛說：「你看，這是北京、廣州、長沙報紙上的一堆文章，都在批判你的反盜版。他們一致認為，盜版有大功，是對國家出版體制的重要補充和勇敢探索，你第一個站出來發表聲明反盜版，就是在扼殺一種新生的文化機制，因此是文化殺手。」
齊華又生氣了，插了一句：「這就是說，誰反抗強盜，誰就是殺手!」
我說：「我根本還沒有反抗呢，只說了幾句話。」
齊華說：「我看市面上你的書，九成是盜版。印你的書就像印偽鈔，但沒有風險。」
我又把臉轉向楊長勛：「怎麼又是文化口紅?」
「上海的一個文人揭露，有一個妓女也在讀你的書，還把你的書與她的口紅放在一起。因此判定你的書是文化口紅，號召天下正經的妻子和丈夫都不要去碰。」
楊長勛說到這裡作了一個總結：「近幾年來，整個中國文化界，只要有人提到文革餘孽、文化殺手、文化口紅這三個稱呼，一定是指你，沒有第二人選。」
「說完了?」我問。
「這些髒話從我嘴裡說出來讓你聽到，我已經造孽!」楊長勛重重拍了一下桌子，幾個杯子都抖了一抖。我看他前面介紹情況時口氣還比較平靜，沒想到他壓着一肚子氣。
我拿起他的茶杯塞到他手上，讓他平靜一點。他喝了一口，我和齊華也拿起杯子喝了一口，茶已經涼了。窗外還在下雨。
齊華開口了：「不能再這麼下去。想想看，該怎麼辦?」
(二)歷險和逃跑(4)
楊長勛說：「這就是我這次趕到上海來的目的。我靜靜地看了幾年，覺得形勢對你非常不好。所有的媒體都知道，攻擊你這個大名人會大大增加他們的發行量，又不會承擔政治風險，因此越鬧越刺激。誰為你辯解，誰就跟着挨罵。更奇怪的是那個向你開第一炮的余家學生，現在已經成了持不同政見者，受到美國政府重視。美國人粗心，一定是把你當作了前國務院副總理余秋里。我想來想去，你唯一的辦法，是留下一份寫給讀者的聲明，在以後適當的時候發表，然後離開。離開上海，離開中國，而且要快。否則眾口鑠金，真會被他們滅了。」
「不，戰士寧死不逃!」這是齊華的聲音，讓我想起他曾經是個軍人。他看着我說：「所有的誹謗都刊發在媒體上，而我國所有的媒體又都是官辦的。你八十年代中期就已經是廳局級了，現在的好幾位國家領導人都是你當時的直接上司和同事，而且我聽說他們都是你的讀者。如果撥一個電話給他們任何一位的秘書……」
我立即按住了他的手背，說：「如果我撥了這樣的電話，十多年前的辭職就失敗了一半。與其求救，寧肯逃走。」
齊華伸起手來想反駁我，但他伸起來的手停在半空了。停了幾秒鐘，這隻手伸出了大拇指，朝我顛了顛。
「但是——」他又遲疑了：「能不能，不離開中國?」
我當然理解他的意思，說：「災難是我的宿命，我不離開中國。」
「那就必須離開上海!」楊長勛說：「我統計了，這些年誹謗你的文章，發表最多的是廣州、長沙、天津、香港，但發起者全在上海。你只要在上海一天，那些上海文人就一天安靜不下來。」
「我離開上海的決心早就定了。當年評審中文學科和藝術學科教授時被我否決的各單位人員，好像全都串連起來了，怪事接連不斷。最讓我難過的是，那台黃梅戲《紅樓夢》在海內外一路轟動，一到上海立即被圍殺。幾個文化人先挑唆戲曲界幾個老人無理取鬧，又欺騙北京一位在重要人物身邊工作的女士介入，這台戲只能停演，偌大的上海一片幸災樂禍。當時我就要走。」我說。
至於留下一份給讀者的聲明，我請他們明天下午再在這裡聚會討論，我連夜寫一個初稿。
外面雨已經停了，圖書館走廊兩邊的樹木還在滴水。這個圖書館是我在讀中學的時候幾乎天天晚上都來的，一切都很熟悉，只是覺得變小了。已是傍晚時分，讀者們正在陸續離開。突然，有一位年輕的女讀者走到我跟前，停下，看了我一眼，又低下頭，說：「余先生，有人寫了一篇不好的文章冒犯你，我向你道歉。」
「什麼文章?」我問。
「說有一些特殊的女性在讀你的書。」她聲音很低，快速說完，轉身就走了。
她相當俏麗，很有風韻，把我們三個人的目光都吸引住了。我們看着她婷婷的背影行進在修剪得很好的灌木之間，又消失在圖書館門口。
「文章又不是她寫的，她為什麼要道歉?」我問。
「有三種可能。」楊長勛說：「第一種可能，她是那個作者的家人或朋友;第二種可能，她只是你的讀者，覺得你是因為受讀者歡迎才受攻擊的，因此要道歉;至於第三種可能，就不好說了……」
「說!」我命令他。
「第三種可能，她就是那個妓女。」楊長勛說：「這種可能最大。」
我回想她低頭低聲、快速離去的樣子，又把妓女說成是「特殊的女性」，也覺得有這個可能，就說：「那她就很高尚，我們誰也不認識她，她也不必道歉，但她卻道歉了!齊華，你說呢?」
我轉身看齊華，發現他還發傻一樣看着圖書館的大門。「太像了。」他喃喃地說。
我看着他，立即明白了。剛才我看這個女青年的時候真還覺得幾分眼熟呢，不錯，她就是一個活脫脫的姜沙，只是小了一代。
「像誰?」楊長勛問我。
「一時說不明白，」我說，「以後慢慢再給你說吧。」
這時我發現，齊華整個人全變了。我拍着他的肩說：「別忘了，明天下午，還在這裡!」
齊華點點頭，沒有吭聲。
那天晚上我為了那份給讀者的聲明，想了很久。中國民眾對謠言，從一開始就半信半疑，因此謠言在偽造出來的第一天就已經贏了一半。當這個謠言幾度重複，一半就變成了全部，當事人自己聲明「這不是真的」，沒人相信。想到半夜，我終於想出了一個辦法，那就是針對讀者最弄不清的「文革」和「石一歌」的問題，發表一個可以執行的「懸賞」——
一、任何人只要出示我用「石一歌」名義寫過的任何一篇、一章、一節、一段、一行、一句有他們指控內容的文字，我立即支付自己全年的薪金，作為酬勞;
二、一千多篇誹謗文章的任何一位作者，如果在「文革」期間已經成人，現在又能證明他在那時也像我一樣完全沒有參與過造反、奪權，完全沒有參與過揭發、鬥爭，完全沒有參與過「革命大批判」和「反擊右傾翻案風」，完全沒有歌頌過「文革」和樣板戲，我立即支付自己兩年的薪金，作為獎賞。
第二天下午，我按照昨天的約定，又來到那個房間，把這份「懸賞」稿給齊華和楊長勛看了。他們都說用懸賞的辦法很好，能夠最雄辯地說明事實真相。但是，他們又覺得第二個「懸賞」把握不大，不容易執行。「如果真有五個人在『文革』中什麼也沒有做過，來領賞，你就要拿出十年的薪金，那可是很大一筆錢啊。」楊長勛說。
「放心，我調查過，文化界裡邊，在『文革』中像我這樣乾淨的，至少還沒有遇到過。如果有，也絕不會寫誹謗文章。」我說。
但是，他們仍然認為，有機會，發表第一個「懸賞」就夠了。楊長勛說，現在讀者都被那些人攪糊塗了，他要寫一本書，說清來龍去脈。
這天下午，齊華心神不定，一直抬頭看窗外。窗外的雨還在下，但沒有昨天大。一頂頂不同色彩的傘，在窗口晃過。齊華只要看到比較鮮艷的傘，總會伸長脖子看一看傘下的人。但是，那個「姜沙」今天沒有來。[1]
《信客》作者余秋雨簡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餘姚人，我國當代著名藝術理論家、文化史學者、散文家。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教授，上海寫作學會會長。辭職後繼續從事教學和寫作。主要著作有《戲劇理論史稿》（198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藝術創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識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山居筆記》（1998年，文匯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稱號，入載多部世界名人錄。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獲上海市出版一等獎，上海市文學藝術優秀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金石堂最具影響力的書獎。《山居筆記》獲海外華文文學最高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第一名。此篇《信客》選自《文化苦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