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4：鐵鑄的覺悟者》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印度4：鐵鑄的覺悟者是余秋雨寫的一篇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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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新德里徘徊時間最長的地方不太有名，在城南十四公里處，那裡有一座以十三世紀的帝王庫都布的名字命名的高塔，可惜已經斷下兩層。塔旁有一座清真寺，可惜已經坍弛。
為什麼會在功傳里長時間地徘徊?因為我看到了在印度嚴峻對峙的三大宗教，在那裡有一種隱秘而有趣的互融關係。
先看塔。從建造的王朝看，當然是伊斯蘭建築，不會有疑問，而且基本林淞確實是伊斯蘭。但是，第一層人口朝北，這是印度教的要求;如果從飛機上看下來，它的橫截面是葵花形，這更是印度教的標記。有兩種可能，一是當年的伊斯蘭統治者友善，特地在設計中融人了本土文化;二是本地的建造者利用統治者的不內行悄悄埋下了信號。但是，我沒有讀到當時統治者企圖實行宗教融合的資料，因此更希望是第二種情況。不管什麼原因，它留下來了，儘管塔下的宗教衝突長年不斷，高塔自身卻在申述着融合的可能。
再看清真寺。這是印度最早的清真寺，現已失去一個宗教場所的功能，只剩下幾座高高的石門和無數精美的石柱。一切塗飾已全部剝落，沒有塗飾的藝術構建一旦坍弛，必定會成為介乎天然與人工之間的存在，具有一種特別的力度。據介紹，這座清真寺是拆毀了很多印度教、佛教、者那教的寺廟建造的，其中僅印度教的寺廟就有二十多座。這當然是一種蠻橫的宗教侵凌，但時間一久，侵凌和被侵凌已渾然難分，誰的語言都消滅了，誰的密碼又都已貯存。
細看那些石門石柱，那些刻畫、紋理，早已蒼老得不願嘮叨誰勝誰負，只是表明人力所及、文明所至罷了，都已被時間的手轟丈撫得毫無火氣。
站在這裡我想，文明與文明之間的自相殘殺，如能預想到共同消竭的一天，也許能變得互相客氣一點?就像兩個爭鬥了一輩子的對手都已老邁，步履艱難地在斜陽草樹間邂逅，應該有一些後悔?如果讓他們從頭來過，再活一輩子，情景將會如何?
世紀之交，就像讓各個文明重新轉世，理應都變得比前世更清醒一點。
在這個院子裡，人群聚合得最多的，既不是高塔，也不是清真寺，而是插在它們近旁的一根鐵柱。六米多高，半米直徑，黑黑地不見太大氣勢，卻發出平靜而悠遠的金屬之光。
它是伊斯蘭王朝定都德里時從印度東部搬移過來的，這裡的人都叫它阿育王柱。其實我在德里還見過另一個也被稱作阿育王柱的石柱，高高地盜立在一個古堡之上，從資料說明上看似乎比鐵柱更確切。當然阿育王熱心佛教，在位期間到處立柱建塔，多幾個阿育王柱是不奇怪的，但根據科學測定，鐵柱鑄造在一千六百年前，那就比阿育王晚了六百年。應該是岌多王朝時代。岌多王朝也弘佛，鑄一個鐵柱紀念阿育王是很有可能的。
斷月與王本是一個相當強蠻的君主，聽了佛理後蟠然醒悟，真可謂「立地成佛」，為佛教在印度的發揚光大作出了劃時代的巨大貢獻，結果也成了佛門偉人，廣受崇拜。連我家鄉浙江寧波，離印度那麼遠，居然也有一座阿育王寺，崇塔深院，古木森森，我在「文革」後期為躲避災禍曾在那裡停留過，感念殊深。不管是誰所立，為誰而立，這個鐵柱屬子佛教，應該沒有疑問。
但仔細一想，它還是保留了太多的疑問。我圍着它轉了一圈又一圈，奇怪它一千多年裸露在日曬雨淋之下怎麼通體沒有一個銹斑?也許印度古代已有發達的鑄鐵技術，但如果說當時的合金構造已達到千年不銹的水平則難於想象。還有，它到底是被哪個伊斯蘭王朝搬移到這裡來的?它顯而易見地保留着自己的宗教信號，為什麼會被另一個宗教的統治者供奉?……
拿着這些問題問印度朋友，他們大多哈哈一笑，不作回答。我遇到的印度朋友都對歷史抱有一種「傳說化」的態度，不願意作任何確證，這與我們習慣的歷史觀念有太大的差別。要他們解釋一種傳說的可信性，拿來解釋的材料仍然是傳說。因此在印度古蹟間旅行，常常有一種飄忽感。
只有一件事可以不必存疑：在這個巨大的院子裡，可看的古蹟森羅萬象，高接雲天，它的形體最小、最瘦、最不起眼。但惟有它，毫無銹斑地閃着亮光。沒有它，整個遺蹟現場顯得太淒涼、太寥落了;而有了它，一切都被提掣起來，在干年金屬上牢牢地打了一個結，再也不會散落。因此，它成了印度宗教文化遺墟上的畫龍點睛之筆。受委屈的是它，被搬來搬去的是它，被一時趾高氣揚的其他建築俯視的是它，當四周的巨樓高塔全都色彩繽紛時惟一毫無塗飾的也是它。誰料天地無常，一切都變了，只有它似乎早早地悟透了一切，不爭奪，不聲辯，不趨趕，卻也不自卑自賤，定定地站立着，不僅沒有頹敗之相，而且越來越光潔鑒人，毫無疑問它還會站下去，沒有年代。
說到底，它是個覺悟者。[1]
《信客》作者余秋雨簡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餘姚人，我國當代著名藝術理論家、文化史學者、散文家。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教授，上海寫作學會會長。辭職後繼續從事教學和寫作。主要著作有《戲劇理論史稿》（198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藝術創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識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山居筆記》（1998年，文匯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稱號，入載多部世界名人錄。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獲上海市出版一等獎，上海市文學藝術優秀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金石堂最具影響力的書獎。《山居筆記》獲海外華文文學最高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第一名。此篇《信客》選自《文化苦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