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1：人口爆炸》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印度1：人口爆炸是余秋雨寫的一篇散文，出自千年一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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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巴、印邊境到新德里，實際距離是五百公里。這個距離在中國駕車行駛大約為四個半小時，在這裡花了九小時四十分，一倍多一點。
臨行前拉合爾的一位老華僑告訴我們，印度農村比巴基斯坦還窮。但我們這一路看來，並非如此，實在要比巴基斯迫勸子得多。如果拿中國來比，巴基斯坦整個南部即信德、稗路支地區那麼長達幾千公里讓人窒息的貧困，在全中國任何地方者阿良難找到了，至多在西北、西南有少數過於冷僻的村落略有相似;而印度的這些農村，則近似於中國冀北、贛南的部分地區，只是道路整治和衛生狀況差距較大，又必須除開人群。
在印度，不管你來到村莊還是小鎮，都會真正感到人口爆炸的恐怖。我在幾個小鎮認真觀察了一下，密密麻麻的人群的基本構成情況大概是：三成擺攤，一成乞討，六成閒站着。讓人感到擁擠的，首先是這六成閒站着的人，哪裡出了點小事就往哪裡涌，使人口的重量因運動而夯得更加密實;其次是擺攤的人，完全不講秩序，就像一個書架倒地，猛一看增加了卜倍的書。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由中國人來說人家的人口爆炸，似乎缺少資格。但請想一想，印度的國土只有中國的三分之一，而人口已達十億，這個密度就不是中國所能比的了。
據聯合國有關部門推算，印度再過十多年，總人口將超過中國，那在平均空間的密度感受上更會強烈。中國人戀家，退了休還在家裡忙這忙那，很少有人成夭沒事站在街上等着看事情發生。因此見到印度人這麼一站，居然把我們這些來自北京、香港、上海、台北等等也算擁擠的城市的中國人壓得透不過氣來。真不知來自美洲、歐洲、澳洲的朋友們看了，會有什麼感覺。
人口主要在窮人里膨脹。窮人哪裡都有，但印度窮人之窮，已經成了世界各國旅行者都為之驚J合的一個景觀。就在我們經過的五百公裡間，緊貼道路，就連貫着一大片一大片的窩栩區。旬沙窩棚高半公尺至一公尺，人只能爬進爬出，黑乎乎的像是由垃圾搭建，這便是一個家。，一卜中國學者說，過去中國人極言一個人窮，至多說是「家徒四壁」，但印度這些窮人，則連一「壁」都沒有。我曾伸頭到那些窩栩裡邊看了看，大多是地上鋪一塊破毯，角上有一小堆衣服，再加一個小鍋，其他什麼也沒有了。據統計，印度窮人占一半以上，即五六億，但有些城市的貧困率達百分之y兮十。人口在這樣一個生活水平上高速增長，其惡果已經不是卜月、國家、一個民族所能承擔的了。
世紀反思逃不開人口問題。以我們中國為例，公元之初約兩千萬，上億是十七世紀，本世紀初為三億，本世紀末為十二才乙，幾何級數的增長速度委實驚人，幸好本世紀後期有了控制。但是就在中國開始控制人口的時候，印度人口突飛猛進，夕份又十年代增加的人口相當於整個西歐人口總和，現在更是每年增加兩干多萬。既然印度成為世界第一人臼大國的時間是十幾年左右，那麼，我們站在世紀之交和千年之交就不能不深深地擔優了：百年後呢?千年後呢?
答案很不樂觀。因為事實證明，一切有良好經濟教育水平的群落，人口正在大幅度銳減，而那些人口爆炸的地方，所有的政治派別由於害怕失去選票都絕不涉及人口問題，當然也就談不上任何有效的控制措施。
不管哪種文明，等到黑壓壓的人群赤着腳、光着身子奔涌過來，什麼都不是了。最原始的物質要求對應着最原始的宗教崇拜，他們在人數還不太多的時候已經淹沒了很多精緻的文明，當數量繼續無數倍的增長之後，什麼淹沒不了?
一路就這麼想着，心情黯然。扭頭看窗外，路上的車輛都開得蠻笨，只知硬堵，誰也不讓誰。很多汽車都不裝反光鏡，即便裝了也只是極小一塊，用來刮鬍子還差不多，根本無法反映後面的車況。每輛車後面都用很大的英文字寫着：「鳴喇叭!」但大家都鳴喇叭就什麼也聽不明白了，而且一片喧囂中誰的心情也都變壞，紛紛橫衝直撞起來。
一輛載有不少旅客的客車，老年司機不知怎麼心血來潮，想要用龐大的體積來逗弄.下我們，一次次故意把我們往路邊逼，最後把我坐的那輛吉普車的一面都狠狠地擦着了。我們趕快停車來看，只見他一臉漠然，妍象如此沖衝撞撞是他老人家每天的正常消遣。正在這時，我們的五號車又被一輛急馳而來的小車追尾，小車車燈碎了，車頭陷了，我們的車絲毫無損，那車沒有任何怨言，悠然駛走，也像是正常消遭。
路太窄，路面狀況比巴基斯坦的公路好，但也好不到哪裡去。因此我們車隊整個兒是在跌跌撞撞地扭着走，永遠神經緊張着，怎麼也快不了。到新德里，已是晚上十一時。
新德里很大，也有一點氣派。幾處立體夕巴臣結構設計聰明，略勝開羅和德黑蘭。它的最主要問題是空氣污染，
好像一直罩着鋪天的濃霧，月朦朧，鳥朦朧。據說最嚴重的是水污染、排人恆河的工業廢水和城市廢水，每天就有九億升。
河流是人類文明的動脈，這次我們經過的一條條大河，從尼羅河、底格里斯河、幼發拉底河，一直到巴基斯坦的印度河，看到的都是貧困和戰亂，污染的問題還不算最嚴重，現在看來要由恆河來創造這方面的最高紀錄了。[1]
《信客》作者余秋雨簡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餘姚人，我國當代著名藝術理論家、文化史學者、散文家。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教授，上海寫作學會會長。辭職後繼續從事教學和寫作。主要著作有《戲劇理論史稿》（198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藝術創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識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山居筆記》（1998年，文匯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稱號，入載多部世界名人錄。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獲上海市出版一等獎，上海市文學藝術優秀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金石堂最具影響力的書獎。《山居筆記》獲海外華文文學最高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第一名。此篇《信客》選自《文化苦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