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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年齡》是余秋雨寫的一篇散文，出自於余秋雨的散文集《霜冷長河》。
目錄
原文
人生況味
在十幾年前寫的一本學術著作中，我曾把「開掘人生況味」作為自己藝術理念的一個重點，而在諸般況味中，年齡況味又處於獨特的地位。
說起來這好像是一般常識，但還是遇到了有趣的駁難。
有人說，人生是為「事業」而存在的，它本身沒有獨立的「況味」可言。他們最常用的論據是前蘇聯的一本流行小說，主人公在被迫或主動地失去了人生的許多常情常態後，說過一段有關人生的格言，他認為人們如果不為「事業」而犧牲，到臨死就會因碌碌無為而悔恨。
在我看來，這位年輕的主人公在兵荒馬亂中歷盡艱險，致病致殘，最後還能獲得心理調適，十分不易，但人們不應以這樣的特例來否定常態。常態往往比特例更難對付，因此也可能更深刻。這就像在飲食中，不能因為接觸過了大辛大辣就否定尋常口味，而要把尋常口味調理好，則是天下一切大廚面臨的難題。
至今記得初讀比利時作家梅特林克《卑微者的財寶》時受到的震動。他認為，一個人突然在鏡前發現了自己的第一根白髮，其間所蘊含的悲劇性遠遠超過莎士比亞式的決鬥、毒藥和暗殺。這種說法是不是有點危言聳聽?開始我深表懷疑，但在想了兩天之後終於領悟，確實如此。第一根白髮人人都會遇到，誰也無法諱避，因此這個悲劇似小實大，簡直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而決鬥、毒藥和暗殺只是偶發性事件，這種偶發性事件能快速致人於死地，但第一根白髮卻把生命的起點和終點連成了一條綿長的邏輯線，人生的任何一段都與它相連。
人生的過程少不了要參與外在的事功，但再顯赫的事功也不能導致本末倒置。萊辛說，一位女皇真正動人之處，是她隱約在堂皇政務後那個作為女兒、妻子或母親的身份。萊辛認為一個藝術家的水平高低，就看他能否直取這種身份。狄德羅則說，一位老人巨大的歷史功績，在審美價值上還不及他與夫人臨終前的默默擁抱。其實豈止在藝術中，在普遍的人際交往中又何嘗不是如此?在我看來，一個自覺自明的人，也就是把握住了人生本味的人。
因此，誰也不要躲避和掩蓋一些最質樸、最自然的人生課題如年齡問題。再高的職位，再多的財富，再大的災難，比之於韶華流逝、歲月滄桑、長幼對視、生死交錯，都成了皮相。北雁長鳴，年邁的帝王和年邁的乞丐一起都聽到了;寒山掃墓，長輩的淚滴和晚輩的淚滴卻有不同的重量。
也許你學業精進、少年老成，早早地躋身醇儒之列，或統領着很大的局面，這常被視為成功，但又極有可能帶來一種損失??失落了不少有關青春的體驗。你過早地選擇了枯燥和莊嚴，艱澀和刻板，連頑皮和發傻的機會都沒有，就這麼提前走進了中年，真是一種巨大的虧欠。
也許你保養有方、駐顏有術，如此高齡還是一派中年人的節奏和體態，每每引得無數同齡人的羨慕和讚嘆，但在享受這種超常健康的時候應該留有餘地，因為進入老年也是一種美好的況味，用不着吃力地搬種夏天的繁枝，來遮蓋晚秋的雲天。
什麼季節觀什麼景，什麼時令賞什麼花，這才完整和自然。如果故意地大顛大倒，就會把兩頭的況味都損害了。「暖冬」和「寒春」都不是正常的天象。
這兒正好引用古羅馬西塞羅的一段話：
一生的進程是確定的，自然的道路是唯一的，而且是單向的。人生每個階段都被賦予了適當的特點：童年的孱弱、青年的剽悍、中年的持重、老年的成熟，所有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按照各自特性屬於相應的生命時期。
真正的人生大題目就在這裡。
為了解釋人生況味，我曾在那本學術著作中簡略地提到過一些與年齡有關的故事，十幾年過去，自己對人生的感受也已大大加深，因此這些故事也就有了重新闡述的可能。
一個美國故事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刊登在美國的報紙上。一位學社會學的女學生，大學畢業後做了一次有趣的社會測試，調查老人的社會境遇。她化裝成一個步履蹣跚的老婦人，走在街頭，走入商店，走進會場，仔細觀察人們對自己的態度，一一記錄下來;第二天，她卸除化裝，露出自己年輕美麗的本來面目，再到昨天去過的那些地方，重新走一次，進行對比。
對比有點可怕。她終於明白平日街頭遇到的那麼多微笑大多是衝着她的年輕美麗而來，而當她裝扮成了老婦人，微笑的世界轟然消失。老婦人跌跌撞撞地走進一家藥店，這總該是一個最需要醫藥援助的形象吧，但藥店的那個男營業員神情漠然。男營業員的殷勤，十分誇張地出現於第二天。老婦人還摸進了一個「老人問題研討會」，發言者的觀點且不去說它，就連會場的服務生，也只瞟了她一眼，懶得把別人面前都有的茶水端來。
實例非常豐富，寫一篇論文早已綽綽有餘，但她的情感受不住了。那天，她依然是老婦人裝扮，經受種種冷遇後十分疲憊，坐在街心花園的長椅上休息，沮喪地打量着這個熙熙攘攘的世界。長椅的另一端，坐着一位與她的裝扮年齡差不多的老漢。老漢湊過來說話，沒談幾句，已開始暗示：實在太寂寞了，有沒有可能一起過日子……
怕老漢得知真相後傷心，她找了個藉口離開長椅，向不遠處的海灘走去。海灘上，有一群小孩在玩耍，見到老婦人，就像一群小鳥一般飛來，齊聲喊着「老奶奶」，拉着她在沙灘上坐下，嘰嘰喳喳地問這問那。
這篇報道說，就在這時，這位已經搞不清自己是什麼年齡的社會學研究者，終於流下了熱淚。
讀了這篇報道，我想了很久。
我猜想不少作家如果要寫這個題材，一定會非常生動地寫出裝扮前後的種種有趣細節。用第一人稱寫，感覺也許更好。社會學者對某些藝術細節總是不太在意的，例如那篇報道中曾經提到，她在裝扮老婦人時困難的不是衣着面容，而是身材。她好像是找了一幅長布把自己的身材捆緊後才勉強解決問題的，其實此間可描寫的內容甚多，越瑣碎越有味。至於她在大街上的遭遇，藝術的眼光與社會學的眼光也是有差異的，作家們也許會讓她見到幾個平日的熟人，她故意地去招惹他們看能不能認出來，結果識破了朋友們的很多真相;更聰明一點的作家則會讓她走着走着果真轉化成了老婦人的心態，到卸了裝都轉不回來，即使轉回來了還有大量的殘留……如此等等，都可想象。
但是，我的興趣不在這兒，而在於街心花園的長椅，小孩嬉戲的海灘。
先說長椅。兩個老人，一男一女，一真一假，並肩而坐。肩與肩之間，隔着人生的萬水千山。他快速地點燃起了感情，除了寂寞之外，還有原因，我猜是由於她那年輕的眼神。他對這種眼神沒有懷疑，因為老人的回憶都是年輕的，但是，年歲畢竟使回憶變成了飄忽不定的夢幻，當夢幻突然成真，他豈有不想一把抓住的道理?
他很莽撞，連她的情況都來不及細問。他早已懂得，年老是一個差不多的命題，不問也大同小異，這位老婦人孤身一人悲愴獨坐，已經坦示他想知道的基本隱秘。有人說，老人動情，就像老宅起火，火勢快速，難以撲救。話雖戲謔，卻有至理。
這場大火騰起於街心公園的長椅上，行色匆匆的路人誰也沒有看到。大家都遺棄了這個角落，遺棄得無情無義，卻又合情合理。那些忙碌的街道是城市的動脈，不能不投入生命的搏鬥。忙碌者都是老人們的子弟，是老人們把他們放置到戰場上的，他們也是無可奈何的一群。他們的肩上有太多的重擔，他們的周圍有太多的催逼，如果都把他們驅趕到老人膝下來奉承照拂，社會的活力從何生髮?街心公園的長椅，這批去了那批來，永遠成不了社會的中心，因此，老人的寂寞就如同老人的衰弱，無可避免。這有點殘酷，但這種殘酷屬於整個人類。她藉口離去了，最好不要說是去洗手間，免得老人頻頻張望、苦苦等待。不管什麼藉口，最終的結果都是一樣，一場大火變成了一堆灰燼，保留着餘溫，保留着邊上的空位。
再說海灘。她剛剛告別老人，走到了孩子們中間，孩子們熱烈歡迎她這位假老人，人生的起點和終點緊緊擁抱。她流淚了，我想主要是由於獲得了一種意料之外的巨大安慰。但這眼淚也可能包含着艱澀的困惑：大街上那些漠視老人的青年人和中年人，不管是藥店的營業員還是「老人問題研討會」的服務生，他們也都曾經是天真無邪的海灘少年，而且遲早，又都必然安坐到街心公園的長椅上，是什麼力量，使他們麻利地斬斷了人生的前因和後果，變得如此勢利和淺薄?如果這個困惑確實產生了，那麼，她會長久地注視着孩子們的小臉出神，這些小臉上的天真無邪居然都是短暫的?她又會回想起剛才邂逅的老人，他是不是也在為以前的行為懺悔?在這樣的疑問面前，人與人之間已無所謂單純的清濁、強弱、枯榮，大家都變成了一個自然過程，漸次分擔着不同的基調，每一個基調間互為因果又互相懲罰，互相陌生又互相嘲弄，斷斷續續組接成所謂人生。
這位年輕的社會調查者辛辛苦苦地裝扮出行是為了寫出一個調查報告，但有了長椅和海灘，社會學也就上升到了哲學和美學。
且把長椅和海灘提煉一下，讓它們有點象徵意義，那麼，也就出現了與尋常街市既相延續、又相背逆的方位。人們如果不是因年齡所迫，偶爾走出街市，在長椅上坐坐，在海灘上走走，就有可能成為人生的自覺者和苦惱者。街市間也有自覺和苦惱，但那是具體的、局部的。真正的大自覺和大苦惱，應該產生於黃昏的長椅，冬日的海灘。這些人應該正當中年，有足夠的空間回顧和前瞻。
一個法國故事
說起中年，不能不提起法國的一個戲劇故事，與前面所說的美國故事不一樣，是虛構的。
這個故事的作者是法國現代作家讓?阿努伊，寫作時間是一九四四年，故事取材於古希臘的悲劇《安提戈涅》。在我印象中，《安提戈涅》是黑格爾最滿意的一齣悲劇，因為它成功地表現了衝突雙方的充分理由和各持片面，無簡單的善惡利鈍可言。善惡利鈍可以趨之避之，而各執理由的正當立場之間的不可調和，卻是一種無法逃遁的必然。古希臘的《安提戈涅》寫了國家倫理和血緣倫理之間各執理由的衝突，國家倫理的代表是國王克瑞翁，血緣倫理的代表是姑娘安提戈涅。國王宣判一位已死的青年犯有叛國罪，不准下葬;姑娘是這位青年的妹妹，又恰恰是國王未過門的兒媳婦，她當然要為哥哥下葬，於是產生一系列的悲劇。悲劇到最後，不僅這位姑娘在監禁中自盡，而且國王的兒子因痛失未婚妻而自盡，國王的妻子因痛失愛子而自盡。滿台屍體，怪誰呢?怪國王?但他只是在奉行國家倫理的起碼原則而已，否則怎麼稱得上國王?怪那位可憐的姑娘?更不能，她只是在盡一個妹妹的責任罷了，否則怎麼對得起天倫親緣?
這種悲劇也可稱之為「無責任者悲劇」，與我們一般看到的善惡悲劇相比，高了好幾個美學等級。大善大惡未必經常遇到，而「無責任者悲劇」則與人人有關。
但是，雖然《安提戈涅》抵達了這個等級，而它所依附的故事和觀念卻明顯地帶有罕見性。國王、王后、王子、叛國罪之類，與國家倫理、血緣倫理拌和在一起，組成了一個遙遠而陌生的世界，缺少與廣大民眾的親和性。這正是兩千多年後阿努伊要對它作一次大修改的原因所在。
以現代觀念改編舊劇的做法並不少見，但像阿努伊那樣取得國際間廣泛好評的改編卻不多。那麼，阿努伊究竟是怎樣動手的呢?我看主要是兩點??
第一，把國王和姑娘這兩個人，從身份定位轉化成性格定位。主要不再是國家倫理和血緣倫理的衝突，而是隨波逐流和敢作敢為這兩種性格特徵的衝突。隨波逐流的是國王，敢作敢為的是姑娘。國王本不想做國王，萬不得已做了，又無可奈何地每天做着自己也不想做的事;姑娘正相反，敢於執掌自己的命運和意志，選擇明確，敢作敢為。他們兩人有很長的爭論，都是關於如何做人;
第二，把這兩種性格特徵，又歸之於年齡原因。敢作敢為的姑娘幾乎還是少年，有少年的一切特徵，連去埋葬哥哥屍體的鏟子都是兒童的玩具鏟子;相反，隨波逐流的國王則是中年人，說得出中年人不得不隨波逐流的千百條理由。說出了那麼多理由也深知自己的無聊和悲哀，因此爭論歸爭論，還是要悄悄對自己的年輕侍從說：「小傢伙，永遠別長大!」
於是，阿努伊就在這個故事中探討起人生的常規走向來了。都曾經敢作敢為，但又都會告別少年，漸漸地隨波逐流。你身上還剩下幾分「姑娘」?已滋長多少「國王」?每個人天天都在進行着這樣的比例衡定。
不能光從字面上看，一定是敢作敢為好，隨波逐流壞。如果這樣簡單，一切又都回到了淺薄。這裡出現了新的兩難：兩邊仍然都有理由，兩邊仍然都是片面。能把敢作敢為和隨波逐流兩者合在一起取個中間數嗎?不能，因為這不是靜態片斷而是動態過程，動態是由兩種相反的力拉動的，就像拔河比賽，無法調和。
結果，全部情景就像阿努伊筆下那樣，姑娘在玩具世界中打着呵欠起身，敢作敢為，稚氣可掬，又處處碰壁;終於隨着歲月的推移克服了稚氣，圓熟通達，隨波逐流，事事妥協……一個古典悲劇就這樣變成了一個現代悲劇，一個最具有普遍性的悲劇。
整整兩千多年，好不容易繞到了本世紀卻繞出了如此樸拙的年齡問題，一個在前人看來簡直是不成問題的問題。那麼多宏大的題材為之黯然失色，那麼多慷慨的陳詞為之風流雲散，剩下的只是本真。但是，惟有這個本真，人類找到了在蒼茫暮色中回家的心情。從萬人垂淚的大悲劇中回家，從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身邊回家。
有關年齡的話題，直接反映了自然規律對人類生命的嚴格控制，人類能作的反抗幅度很小，整體上無可奈何。但是，有時人類也會以精神的邏輯嘲謔一下這種自然規律。這樣的嘲謔在文藝作品中不少，此處可以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一個俄國故事
這個故事寫一對中年人的一見鍾情，有點像後來風行一時的《廊橋遺夢》，但《廊橋遺夢》以過濃的表層情感掩蓋了可能包含的內層嘲謔。那個俄國(應該說「前蘇聯」吧)故事卻很平靜：一個早離了婚的中年男子和一個年齡仿佛的獨身女子產生了心靈感應，但這個獨身女子其實是有丈夫的，那是一個關在監獄裡的醉鬼。由於這個醉鬼的隱約存在，男女雙方都受到了一種愛情之外的道德約束，未能繼續靠近。
這樣的故事非常一般，沒有什麼特色，讓人微微震顫的是它的超常平靜。男女主角其實早已作出判斷，對方是自己一生中的「唯一」，但他們只表達了這個判斷，並沒有多大激動。這是為什麼呢?
他們好像早就料到，唯一最適合自己的人會在這個時候、這個地方出現。也就是說，必然出現在已經沒有希望了的時候和地方。人類最愛歌頌和讚美的是初戀，但在那個說不清算是少年還是青年的年歲，連自己是誰還沒有搞清，怎能完成一種關及終身的情感選擇?因此，那種選擇基本上是不正確的，而人類明知如此卻不吝讚美，讚美那種因為不正確而必然導致的兩相糟踐;在這種讚美和糟踐中，人們會漸漸成熟，結識各種異性，而大抵在中年，終於會發現那個「唯一」的出現。但這種發現多半已經沒有意義，因為他們肩上壓着無法卸除的重擔，再準確的發現往往也無法實現。既然無法實現，就不要太在乎發現，即使是「唯一」也只能淡然頷首、隨手揮別。此間情景，只要能平靜地表述出來，也已經是人類對自身的嘲謔。
更大的嘲謔是年齡的錯位。為什麼把擇定終身的職責，交付給半懂不懂的年歲?為什麼把成熟的眼光，延誤地出現在早已收穫過了的荒原?只要人類存在，大概永遠也逆轉不了這種錯位，因此這種嘲謔幾乎找不到擺脫的彼岸。
由此可見，僅年齡一端，人生的況味也可品咂得難以言表。我認為很多作家躲開這個問題不是由於疏忽，而是由於害怕。這個井口看似平常，但伸頭一看卻深不可測。陰冷的水氣帶出了大地掩藏着的重重怪異，更要命的是，晃蕩的井水居然還照出了自己的面影。有多少人願意長久地逼視那個變了形的自己呢?只能趕快走開。井口外面的話題很多，轉移注意並不困難。
想出這個井口的比喻我把自己也嚇着了。是啊，人生的許多問題是不能太往深里想的，從小村裡的老人們就最怕我們到井邊去，怕我們受涼中邪，更怕我們掉進去，現在進一步明白，即便人不掉進去，思想掉進去也很難掙扎出來。你看，把年齡問題稍稍想深一點就會引發出對人的生命程序的整體嘲謔，甚至擴大至對愛情、婚姻的整體嘲謔，這又如何了得!相對論可以一論再論，哥德巴赫猜想可以一猜再猜，但人生的問題卻只可作泛論而不能作深究。永遠的啟蒙調教，永遠的淺嘗輒止。正由於此，我雖然至今重視人生況味在藝術創作中的地位，但又明白不能把這件事做得過分。對人生的過度深究會造成人們群體性的「反芻效應」和「噁心效應」，從心理上加劇人類遇到的危機。
因此，只能回歸泛論。
青年：歌頌的陷阱
泛論年齡，出發點只是經驗。經驗應該具有說服力的吧?其實未必。人類的很多經驗是屈從於常規說法的，一旦超出於常規說法連自己都疑惑起來。然而，人生是我們都在經歷的，年齡是我們自己的年齡，即便對於我們尚未抵達的年齡階段至少也有足夠的觀察經驗，我們如果在人生年齡問題上也放棄了獨立的發言權，那還會有什麼其它屬於自己的聲音投向這個世界?
為此，我要延續上文已經開始的話題，不贊成太多地歌頌青年，而堅持認為那是一個充滿陷阱的時代。陷阱一生都會遇到，但青年時代的陷阱最多、最大、最險。
反覆歌頌一片布滿陷阱的土地，其後果可想而知。我不知道人類為什麼要不斷地重複這個惡作劇，甚至看到了一代代殘酷的後果仍不知收斂。我相信這中間一定有不負責任的社會活動家和陰險的政客故意設置的計謀，他們對青年的歌頌是以慫恿的方式達到招募的目的。其中比較可以原諒的是一些理性水平不高的老人，他們以歌頌來緬懷已逝的歲月，以失落者的身份追尋失落前的夢幻。
老人歌頌青年時代，大多着眼於青年時代擁有無限的可能性。但他們忘了，這種可能性落實在一個具體個人身上，往往是窄路一條。錯選了一種可能，也便失落了其它可能。說起來青年人日子還長，還可不斷地重新選擇，但一個實實在在的人是由種種社會關係和客觀條件限定在那裡的，重新選擇的自由度並不很大。「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悲劇處處發生，只不過多數失足看起來不像失足而已。
即從最小的事例來看，社會上從事表演藝術的人浩浩蕩蕩，為什麼真正像樣的演員總是寥若晨星，而絕大多數不管怎麼訓練也不大成器呢?追根溯源，大多是一開始學僵了、學疲了，再也扭不過來。寫作也是一樣，世間能動筆的人何止千萬，他們的腦子也都管用，為什麼多數人筆耕一輩子都跳不出那個不高的等級呢?原因也是一開頭進錯了門，拜錯了師，走岔了道，怎麼也繞不回去了。這些事情的根子，都是在青年時代種下的。種下的時分，耳邊一片讚揚聲。
這還只是在說技能，如果要說到品德，改易更難。一個人橫貫終生的品德基本上都是在青年時代形成的，可惜在那個至關重要的時代，青年人受到的正面鼓動永遠是為成功而搏鬥，而一般所謂的成功總是打有排他性、自私性的印記。結果，臉頰上還沒有皺紋的他們，卻在品德上挖下了一個個看不見的黑洞。
在我的記憶中，認真指出青年時代險惡陷阱的是王安石，他那篇只有二百多字的短文《傷仲永》道出了人人都見到過的事例，卻仍然讓大家十分震驚。王安石認為，天下是會出現幾個真正杰出的天才少年的，但即便是他們，也未必能成為人才，淪落的可能比成才的可能大得多;天才尚且如此，大量非天才的情況更是不言而喻。王安石用旁觀者的平靜筆觸，勾勒了一個天才少年滄於平庸的過程，平庸得那麼自然又那麼必然。
除王安石之外，為少年和青年說點掃興話、警惕話的人實在太少了。永遠在歌頌他們朝氣蓬勃、意氣風發、風華正茂、英姿颯爽……就這樣送走了一批又一批，送到哪裡去了，送到什麼里程就不再歌頌也不值得歌頌了，卻不知道。
歷史上也有一些深刻的哲人，以歌頌青年來弘揚社會的生命力。這是一帖療世藥方，特別對一個古老而疲憊的帝國更有特殊意義，但用藥也要適度，需要受到充分的理性控制。因為這裡顯然橫亘着一種二律背反：越是堅固的對象越需要鼓動青年去對付，但他們恰恰因為年輕，無法與真正的堅固相斡旋。
他們剛剛放下歷史課本，又何曾體察過歷史蒼涼的內涵?他們隨口談論社會，又何曾了解過民眾的質樸需求?他們得意地炫示文化，又何曾思考過文化的原始使命?把沉重的歷史使命壓在他們肩上，不太公平。如果對他們一邊加壓一邊慫恿，只能使他們變成一堆扭曲的形體和尖利的聲音，這是我們在「文革」初期早就看到了的。按常理青年人應該先埋頭創建一點什麼，然後讓見多識廣的中年人和老年人來批評，接下來再由青年人憑着自己的創建感受來反批評，提出新一代的新觀念。但不知怎麼回事，這個程序倒了過來，很多沒有任何創建經歷的青年人成了摧枯拉朽的批評者，而有了閱歷的成年人則唯唯諾諾，不說長短，只知低頭勞作。中國長期以來一直是評論者多而建設者少，一度曾經出現過全國高喊「不破不立」的口號、相信「七億人民都是批判家」的盛況。這種排斥建設的批判所表現出來的自由幅度和自置高度，以及操作上的隨意和痛快，對大量害怕辛勞的青年人有一種巨大的吸引力，但對一切事業都弊多利少。這就像航海，航海家們當然也需要有人在航向、航速、氣象、海浪等方面提出積極的評論，但不少年輕的放言者根本還沒有能力這麼做，他們只是遠遠地站在岸上，憑着對驚險童話故事的記憶，大聲呵斥這條船可能有海盜嫌疑，嘲笑着船體的形狀和船長的身材。岸上的閒雜人等最樂於聽的是這種聲音，但這種聲音的結果十分可怕。中國的情況歷來是幾百年的破壞只換來幾年的建設，而剛剛有點建設又很快換來新一輪聲色俱厲的破壞。總認為建設者的方向需要有人來撥正，建設者的本人也應受到監督，這沒錯，但人們怎麼也不明白，那些沒有灑過一滴汗珠的年輕人何從取得了撥正資格和監督資格?如果說要建立一種機制，那也是一項建設，與建設的過程密不可分。也許正是出於這種觀感，我在文化界只要看到畫家、音樂家、作家受到了各種低層次評論的糾纏，立場總是站在文化創造者一邊。因為我深知一個龐大民族在混亂多少年後終於投入經濟建設的極度艱難，而在經濟建設的社會大潮流中努力保持一點文化建設的更加艱難。
一些別有用心的年長慫恿者總喜歡說：「真理在年輕人手裡。」理由呢?沒有說，但我猜測他們是故意偷換了一種邏輯。保衛真理需要勇敢，但不能就此把勇敢說成是真理。在我看來，青年人居高臨下地說東道西，不要說真理，連什麼理論和流派都說不上，他們只是用這種方法證明自己已擺脫教師和課本而獨立存在。但是一切過度的激烈都反映了對自身存在狀態的不自信，一切嚴重的攻陷都直通於自身的虛弱，當這樣的規律逐一顯現，這些年輕生命中的一部分就從自衛性的敏感走向了沮喪、孤傲和狂暴，甚至與周圍人群建立了惡性對抗關係，這便進入了躲在一個個小陷阱後面的最大的陷阱，一旦落入其間，很難再拔得出來。一群本來很有希望的青年人就這樣失蹤於文明領地的邊緣地帶，實在讓人傷心。他們現在已談不上可愛，但在他們還不失可愛的時分，有太多的人用歌頌毒害了他們，慫恿了他們，唆使了他們。
其實他們已從反面證明，青年時代的正常狀態是什麼。我想一切還是從真誠的謙虛開始。青年人應該懂得，在我們出生之前，這個世界已經精精彩彩、復複雜雜地存在過無數年，我們什麼也不懂，能夠站穩腳下的一角建設一點什麼，已是萬幸。如果刻苦數年，居然從腳下紮下根去，與世界的整體血脈相連，那也就使自己單薄的生命接通了人類。應該為這種接通而驚喜。試想區區五尺之軀，接通於千年之前，接通於萬里之外，正是這種接通使自己領略崇高，問津壯麗，體驗多元，哪能捨得驟然變臉，扯斷這些接通，不分青紅皂白，你死我活地批判起來?這種謙然安然的生態，也可免除青春生命的無謂浪費，讓青年人有可能歡天喜地地活得像青年。
中年：當家的滋味
如果說青年時代的正常方式是歡天喜地學習建設、體驗多元，那麼，一到中年，情況就發生了變化。要把「歡天喜地」減去嗎?不，不能減去的恰恰是它，而學習和體驗兩項則都要進行根本性的調整。
人生有涯而學無涯，此話固然不錯，但以有涯對無涯，必須有一個計劃，否則一切都沉落於無涯的汪洋之中，生而何為?因此，在學校里按課程進度學，畢業後在業務創建中學，學到中年可以停下來想一想了，看看自己能否在哪個領域當一次家?
這是在自己家庭之外的當家，範圍也不必很大，試着做一段時間負責人，把此前的人生結果在管理他人的過程中作一番交代，受一次檢驗。
當家的體驗，比一般所謂的做官豐厚得多。當家，使你的生命承擔更大的重量，既要指揮很多其它生命，又要為這些生命負責。當家，使你對自身行為強化為更明確的邏輯關係，讓潛在的因果變成一種公開的許諾。當家，使你從自慚自羞的狀態中騰身而出，迫使自己去承受眾多目光的追隨和期待。當家，使你在沒有退路中思考個體與群體的複雜關係，領悟真正意義上的犧牲、風險和奉獻。
當家體驗是人生的最後一次精神斷奶。你突然感覺到終於擺脫了對父母、兄長、老師的某種依賴，而這種依賴在青年時代總是依稀猶在的;對於領導和組織，似乎更近切了，卻又顯示出自己的獨立存在，你成了社會結構網絡中不可缺少的一個點;因此你在熱鬧中品嘗到了有生以來真正的孤立無援，空前的脆弱和空前的強大集於一身。於是，青年時代的多元體驗也就有了明確的定位和選擇。
中年女子當過了家庭主婦再當一個社會上的大家會使自己變得更加大氣，洗刷掉因生活瑣事而粘上的世俗碎屑;中年男子的當家體驗更是至關重要，因為在我看來成熟男子的重要魅力在於責任心，在於一種使你的愛人和你周圍人產生安全感、信任感的穩定風範。
見過大量智商並不低的朋友，他們的言論往往失之於偏激和天真，他們的情緒常常受控於一些經不起深究的謠傳，他們的主張大多只能圖個耳目痛快而無法付之於實施，他們的判斷更是與廣大民眾的實際心態相距遙遙，對於他們，常常讓人產生一種憐惜之情：請他們當一次家，哪怕是一個部門經理，一個建築工地的主管，也許就好了。這些毛病，如果出現在青年人身上還有情可原，而出現在中年人身上，感覺很是不妙。因為這些毛病阻隔了一個成熟生命對外部世界的基本判斷力，剝奪了他們有效地參與社會、改造社會的可能。人生的成熟只有一季，到了季節尚未灌漿、抽穗，讓人心焦。
中年人一旦有了當家體驗，就會明白教科書式的人生教條十分可笑。當家人管着這麼一個大攤子，每個角落每時每刻都在湧現着新問題，除了敏銳而又細緻地體察實際情況，實事求是地解開每一個癥結，簡直沒有高談闊論、把玩概念的餘地。這時人生變得很空靈，除了隱隱然幾條人生大原則，再也記不得更多的條令。我認為這是一種極好的人生狀態，既有很大的幅度，又有很大的彈性。
不少老式讀書人每每要求前輩學者對於早年形成的觀點從一而終，否則就會因為他們尊敬的偶像不堅定而苦惱萬分。我想這樣的老式讀書人一定沒有當家體驗，因此也沒有進入過精神上的中年。一個人在二十幾歲養撞發表的學術觀點，居然要他以一輩子的歲月去苦苦守節?除非這是一個完全停滯的社會，除非這個社會裡只是一個簡陋的是非選擇題。其實即便社會停滯了，人生也不可能停滯。中年是對青年的延伸，又是對青年的告別。這種告別不僅僅是一系列觀念的變異，而是一個終於自立的成熟者對於能夠隨心所欲處置各種問題的自信。
因此，中年人的堅守，已從觀點上升到人格，而人格難以言表，他們變得似乎已經沒有頂在腦門上的觀點。他們知道，只要堅守着自身的人格原則，很多看似對立的觀點都可相容相依，一一點化成合理的存在。於是，在中年人眼前，大批的對峙消解了，早年的對手找不到了，昨天的敵人也沒有太多仇恨了，更多的是把老老少少各色人等照顧在自己身邊。請不要小看這「照顧」二字，中年人的魅力至少有一半與此相關。
中年人最可怕的是失去方寸。這比青年人和老年人的失態有更大的危害。中年人失去方寸的主要特徵是忘記了自己的年齡，一會兒要別人像對待青年那樣關愛自己，一會兒又要別人像對待老人那樣尊敬自己，他永遠生活在中年之外的兩端，偏偏不肯在自己的年齡里落腳。明明一個大男人卻不能對任何稍稍大一點的問題作出決定，頻頻找領導傾訴衷腸，出了什麼事情又逃得遠遠的，不敢負一點責任。在家裡，他們訓斥孩子就像頑童吵架，沒有一點身為人父的慈愛和莊重;對妻子，他們也會輕易地傾泄出自己的精神垃圾來釀造痛苦，全然忘卻自己是這座好不容易建造起來的情感樓宇的頂樑柱;甚至對年邁的父母，他們也會賭氣慪氣，極不公平地傷害着生命傳代系統中已經走向衰弱的身影。
這也算中年人嗎?真讓大家慚愧。
我一直認為，某個時期，某個社會，即使所有的青年人和老年人都中魔一般荒唐了，只要中年人不荒唐，事情就壞不到哪裡去。最怕的是中年人的荒唐，而中年人最大的荒唐，就是忘記了自己是中年。
忘記中年可能是人生最慘重的損失。在中年，青澀的生命之果變得如此豐滿，喧鬧的人生搏鬥沉澱成雍容華貴，沉重的社會責任已經溶解為日常的生活情態，常常游離、矛盾的身心靈肉，只有此刻才全然和諧地把握在自己的手中。
中年總是很忙，因此中年也總是過得飛快，來不及自我欣賞就到了老年。匆忙中的美由生命自身灌溉，因此即便在無意間也總是體現得最為真實和完滿。失去了中年的美，緊繃繃地兀自穿着少女健美服，或沙啞啞地提早打着老年權威腔，實在太不值得。作弄自己倒也罷了，活生生造成了人類的生態浪費，真不應該
老年：如詩的年歲
終於到了老年。
老年是如詩的年歲。這種說法不是為了奉承長輩。
中年太實際、太繁忙，在整體上算不得詩，想來不難理解;青年時代常常被詩化，但青年時代的詩太多激情而缺少意境，按我的標準，缺少意境就算不得好詩。
只有到了老年，沉重的人生使命已經卸除，生活的甘苦也已瞭然，萬丈紅塵已移到遠處，寧靜下來了的周際環境和逐漸放慢了的生命節奏構成了一種總結性、歸納性的輕微和聲，詩的意境出現了。
除了部分命苦的老人，在一般情況下，老年歲月總是比較悠閒，總是能夠沒有功利地重新面對自然，總是漫步在回憶的原野，而這一切，都是詩和文學的特質所在。老年人可能不會寫詩或已經不再寫詩，但他們卻以詩的方式生存着。看街市忙碌，看後輩來去，看庭花凋零，看春草又綠，而思緒則時斷時續、時喜時悲、時真時幻。
當然會產生越來越多的生理障礙，但即便障礙也構成一種讓人仰視的形態，就像我們面對枝幹斑駁的老樹，老樹上的枯藤殘葉，也會感到一種深厚的美。
我想，對老年人最大的不恭，是故意諱言他的老。好像老有什麼錯，丟了什麼丑。一見面都說「不老，不老」，這真讓老人委屈。
隨之而來，人們喜歡用其它年齡階段的標準來要求老人，揚其之短避其之長，似褒實貶。對於紛擾複雜的現代事務，即使是尋常家務事吧，不少家庭為了避免中年層次的多重糾紛，也要老人決斷和把關，每每把老人說成是全家腦子最清楚的人，無可替代;時間一長，連老人自己也迷惑了，真覺得全家越來越離不開他，哪怕是兒輩作息，孫輩隱私，稍有不知便大發雷霆。我有一個青年朋友為了表達對父母真誠的孝敬，在事業有成之後，不僅把老人接來同住，而且事無巨細一一稟報，聽取指令，營造出一種傳統家庭的倫理氣氛。但這樣還不到一年，這位青年朋友也就完全失去了個人生活的任何自由，不要說戀愛約會，就連與同性友人較長時間的敘談也會造成兩位老人的寢食不安。兩代人的關係，因不必要的交錯滲透而變得彼此敏感，僵持不下。
在中國這樣一個儒家傳統源遠流長的社會環境中，這種硬把老人拉入主體結構的悲喜劇隨處可見。大家幾乎公認，在這件事上顯得特別殘忍的例子是電影界，只要有稍為重大的儀式，代表中國電影界上場的居然都是離開影壇達四十年之久的龍鍾老人。不是表彰他們四十年前的辛勞，而是請他們代表當代，這實在是對他們的糟踐。這些老人本來應該是坐在舒適的居所里，偶爾打開電視稍稍地看幾眼這種儀式就足夠了，他們有這種資格，早已不必再麻煩他們粉墨登場。同樣的事例，有一次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及林懷民先生的「雲門舞集」在當今亞洲舞蹈界的領先地位，有一位舞蹈研究者撰文表示異議，說我如此評價一個中年舞蹈家，把我國老一代的舞蹈家往哪兒擺?對此我沒有回答，但在心裡卻想，老一代舞蹈家已經這麼年邁，何苦再推着他們到中心舞台上揚臂抬腿，去與中年人爭勝?請放了他們吧。
把老年人推到第一線的習慣，對很多老年人產生了嚴重的誤導。有的老年人果真到那裡起勁地排名爭勝了，當然往往是越排越氣，越爭越恨，結果使整個晚年變得牢騷滿腹、怒氣沖沖。他們有時忍不住也會破門而出，大聲發言，中國社會對於白髮老人的顫聲控訴一般是不會予以反駁的，除了我的朋友魏明倫先生曾經據理力爭過一次之外，大家都躲讓着，不置一詞，留下了一個又一個半生不熟的怪異事件，不明不白地擁塞在當代文化的縫隙間。
其實，老人的年齡也有積極的緩釋功能，為中青年的社會減輕負擔。不負責任的中青年用不正當的寵溺敗壞了老人的年齡，但老人中畢竟還有冷靜的智者，默默固守着年歲給予的淡然和尊嚴。多年前我本人就遇到過這樣一個事件，所受的誣陷全然由於年齡的差距而不想洗刷，但又由於這種年齡差距被對方反覆強調而引出了一大批不知真相的老人，顫巍巍、氣咻咻地一起上陣，怒目而視，頓使形勢十分緊張。正不知所措之際，突然收到了年齡比對方所有的人更加高得多的黃佐臨先生寫自醫院的一封信。這是他生命的最後年月，老人躺在病榻上突然聽到了一片蒼老的叫罵聲，卻沒見到我答辯，便推斷我遇到了年齡上的麻煩。他知道只有拿出他的高齡才能有效地幫我，便向護士要過紙筆抖抖索索地寫起信來。也許他還擔心自己一個人的高齡還不足以在我心中消解一群人的年齡包圍圈，居然又抬出了他的老師蕭伯納。
他在信中說，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正在英國留學的他決心回國參加抗戰，便到自己的老師蕭伯納家裡去告別。坐在蕭伯納的壁爐前，猛然看到壁爐上刻着三行字??
他們罵了，
罵些什麼?
讓他們罵去!
黃佐臨先生在信中對我說，蕭伯納真不在乎別人罵嗎?那倒不見得，如果真不在乎，為什麼要把這樣的句子刻在壁爐上?但他故意鐫刻，時時自警自嘲，表明他的精神狀態確實要比別人健康一點。
收到這封信的那一天，我沒有吃飯，一個人長久地坐在龍華公園中出神。再淡的口氣在特定情境下也會變得很濃，當時老人這番話的實際濃度簡直無與倫比。我立即就不在乎自己的處境了，一味想着高齡的特殊魅力。年齡本不該被太多利用的，因為它帶有天然的不公平性和無法辯駁性，但一旦真被利用了，出現了霉氣十足的年齡霸權，那也不要怕，不知什麼地方銀髮一閃，冷不丁地出現一個能夠降伏它們的高神。煙塵散去，只剩下這位高神的笑容隱約在天際，而此時天下，早已月白風清。一雙即將握別世界的手，向我指點了一種詩化的神聖。
由此想到，中青年的世界再強悍，也經常需要一些蒼老的手來救助。平時不容易見到，一旦有事則及時伸出，救助過後又立即消失，神龍見首不見尾。這是一種早已退出社會主體的隱性文化和柔性文化，隱柔中沉積着歲月的硬度，能使後人一時啟悟，如與天人對晤。老年的魅力，理應在這樣的高位上偶爾顯露。不要驅使，不要強求，不要哄抬，只讓他們成為人生的寫意筆墨，似淡似濃，似有似無。
談老年，最後避不開死亡的問題。
不少人把死亡看成是人生哲學中最大的問題，是解開生命之謎的鑰匙，此處不作評述，我感興趣的只是，有沒有可能讓死亡也走向詩化?
年邁的曹禺照着鏡子說，上帝先讓人們醜陋，然後使他們不再懼怕死亡。這種說法非常機智，卻過於悲涼，悲涼中又帶着瀟灑。
見一位老人以雜文的方式發表遺囑，說自己死後只希望三位牌友聚集在廁所里，把骨灰向着抽水馬桶傾倒，一按水閥，三聲大笑。這是另一種瀟灑，瀟灑得過於徹底。
我喜歡羅素的一個比喻，僅僅一個比喻就把死亡的詩化意義挖掘出來了，挖掘得合情合理，不包含任何廉價的寬慰。
羅素說，生命是一條江，發源於遠處，蜿蜒於大地，上游是青年時代，中游是中年時代，下游是老年時代。上游狹窄而湍急，下游寬闊而平靜。什麼是死亡?死亡就是江入大海，大海接納了江河，又結束了江河。
真是說得不錯，讓人心曠神怡。
另一個把大海與死亡連在一起的比喻也很精彩，那是美國一位叫舒瓦茨的社會學教授在自己臨死前講給自己的學生聽的。舒瓦茨說??
海洋里的一朵浪花，漂流了無數個春秋，突然發現快要撞擊到海岸。它知道末日來臨，神情黯然。但它看到身邊的一朵大浪花面對末日依然興高采烈，便十分奇怪。
大浪花告訴它：記住，你不是浪花，你本來就是大海的一部分!
浪花是一種存在，又是一種虛幻，唯一真實的只是湧出無數浪花、又涌滅無數浪花的大海。這個寓言，意味深長。
死亡既是如此，由此回過頭去審視老年，能不詩意沛然?
這是一個終於告別了黃土峽谷、攔洪堤壩、功過恩怨、險情奇景的年歲，潮潤的海風已瀰漫於口鼻之間。
濤聲隱隱，群鷗翱翔。
一個真正詩化了的年歲。
賞析
人類最愛歌頌和讚美的是初戀，但在那個說不清算是少年還是青年的年歲，連自己是誰還沒有搞清，怎能完成一種關及終身的情感選擇?因此，那種選擇基本上是不正確的，而人類明知如此卻不吝讚美，讚美那種因為不正確而必然導致的兩相糟踐;在這種讚美和糟踐中，人們會漸漸成熟，結識各種異性，而大抵在中年，終於會發現那個「唯一」的出現。但這種發現多半已經沒有意義，因為他們肩上壓着無法卸除的重擔，再準確的發現往往也無法實現。既然無法實現，就不要太在乎發現，即使是「唯一」也只能淡然頷首、隨手揮別。此間情景，只要能平靜地表述出來，也已經是人類對自身的嘲謔。 ——余秋雨《關於年齡》
初讀這段話覺得有那麼點的道理。但是又不敢全部苟同。我覺得「初戀時我們不懂愛情」應該有一定的道理，在我看來每個人在年少時都會有一種朦朦朧朧的對優秀異性的好感和心動，其實那未必是愛情，初戀之所以很多時候除了甜蜜更多的是苦澀和無奈，也許緣於更多的人誤解了這種青春期固有的心理，把它當作了愛情，尤其在21世紀這個處處講自由的年代，如果你把人與生俱來的一種青春期的心理當作了終生要追求的愛情，結果可想爾知。試想一下中學時代談過的愛情就算修成正果，又有多少是真正的基於愛情而牽手一生，毫無怨言的。也許這就是余秋雨老師談到的「初戀由於年少選擇基本不正確」吧。但是我覺得如果我們的初戀是在成年時發生的，彼此是基於成熟心理下的情感選擇，我想這種選擇應該是正確的，當然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對與錯。至於現在有些中年人重新選擇愛情或者抱怨自己的婚姻或者愛人是一個錯誤，我想也難推藉口之嫌。當然我們並不排除由於相愛而走入婚姻，後來由於雙方發展的不同步，彼此產生了距離和隔閡，愛情在這種距離和隔閡中漸漸消亡的事實。如果人到中年事業和心理成熟後，終於發現了自己的「唯一」的人，能夠平靜地、淡然頜首、隨手揮別，也不失為無奈中的一種灑脫......[1]
《信客》作者余秋雨簡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餘姚人，我國當代著名藝術理論家、文化史學者、散文家。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教授，上海寫作學會會長。辭職後繼續從事教學和寫作。主要著作有《戲劇理論史稿》（198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藝術創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識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山居筆記》（1998年，文匯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稱號，入載多部世界名人錄。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獲上海市出版一等獎，上海市文學藝術優秀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金石堂最具影響力的書獎。《山居筆記》獲海外華文文學最高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第一名。此篇《信客》選自《文化苦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