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名譽》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關於名譽》是余秋雨寫的一篇散文，出自於余秋雨的散文集《霜冷長河》。
原文
好人自殺
世間最悲痛的事，莫過於好人自殺。
好人自殺，原因很多。有些名震國際的作家、藝術家也走這條路，是出於對生命的特殊感悟，雖然高貴卻畢竟罕見，不宜作為普遍現象來討論。我感興趣的是古往今來大多數普通好人的自殺原因。
只要稍稍閉眼一想，有一個原因就會立即浮現出來，並且幾乎毫無爭議地占據主要地位，那就是：為了名譽。
為了名譽，這麼多善良無辜的軀體居然願意撕裂自己、殞滅自己，結束自己的存在狀態，細細想來，實在讓人震顫。有時在電視中看到世界某地一些動物在海灘邊上或密林深處自殺，已經使我們難過得說不出話來，何況我們說的是人，而且是好人。逼迫好人自殺的一定是邪惡，但好人既然連死都不怕，為什麼要去怕邪惡?可見還有一種比邪惡更為恐怖的力量橫亘其間。
一九三五年阮玲玉自殺留下的遺言是「人言可畏」，「我不死不能明我冤」。我們未成年時從書上讀到這個遺言十分困惑，心想面對一些閒言碎語何至於此，不予理睬，或大聲抗辯，不就結了?後來隨着年齡增長才慢慢知道，人世間有一種東西你即便不理，它也在盈縮消長，你如去對抗，則往往勞而無功，甚至適得其反，而它又是那樣強大而恆久，幾乎能夠決定你的社會地位和人際關係，那就是所謂名譽。對於閒言碎語，阮玲玉可以怒目而視，但對它，阮玲玉只能瑟瑟發抖。因此，並不是人言可畏，而是名譽可畏。人言是純粹的客體，名譽卻可以籠罩自己，如果坦直地說名譽可畏，就會分不清自己該承擔多少責任，它成了一種神秘而巨大的恐嚇。
在阮玲玉自殺四十餘年後的一九七八年，我家鄉的一位女青年在邊疆農場受到嚴重毀謗，而在當時，我國還沒有建立反毀謗機制，喪魂落魄的她就在一次射擊訓練中把槍口指向了毀謗者。她成了殺人犯而理所當然地被捕，並且必將重判，這是她意料中的，因此她的舉動至少有一半也可算作是自殺。沒有想到的是，當這個案件的來龍去脈在報紙上以整版篇幅公布之後，她在獄中收到了難以計數來自全國各地的同情信件。那時人們剛從「文革」浩劫的陰影里走出，對於人身毀謗、名譽侵害，有普遍的切膚之痛。無論是她還是同情者，都把名譽看得比生命還重。
我原先一直想用遠眺或俯視的目光來看待這個問題，因為近距離的刺痛往往不適合文學情懷，但事實上卻很難做到。你看，就在我寫前面幾段文字的時候，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又一顆高貴的靈魂為了捍衛自己的名譽而殞滅了，那是日本繼黑澤明之後最傑出的電影導演伊丹十三。伊丹是一位勇敢的文明鬥士，他與妻子宮本信子拍攝的電影強烈地抨擊時弊，揭露黑社會，並號召人們與之鬥爭，因此引起黑社會各暴力團伙的刻骨仇恨，一再威脅恐嚇、襲擊騷擾，但是，這一切都沒有使他屈服。怎麼也沒有想到，他像戴安娜王妃那樣遇到了以追蹤偷攝為業的「狗仔隊」，一家雜誌刊登了他與一位年輕女職員一起走路和交談的照片，並藉此說他們有不正當的男女關係。伊丹原定就此發表聲明，不知怎麼突然改變主意，決定自殺，他在遺書上寫道：「新聞界各位，我願意以死來證明我的清白，除此別無他法。請諸位今後多多關照官本信子，她是日本最好的妻子、母親和演員。」在放着這份遺書的辦公桌上，電腦屏幕仍顯示着宮本信子的照片，他是看着愛妻的照片寫遺書的。
為什麼面對暴力團伙能夠如此堅強的硬漢子，會在捕風捉影的照片和謠傳前消滅自己?因為暴力襲擊不僅無法損害他的名譽反而會使他大大增光，而那個看來十分無稽的謠傳卻是一切仇恨他和熱愛他的人都會密切關注的，在這種關注中，無論是他，還是他的妻子，以及那位女職員，都不具備讓人信服的闢謠身份，不管怎麼說都尷尬，而除了他們三人，又有誰能說話?按照我以一個男人立場的猜測，伊丹自殺未必全然為了自己單方面的名譽，他太愛妻子，生怕妻子因此落入一個被人指點、嘲笑而有口難辯的可怕境地，只得用自己的生命做個名譽的救生圈拋給她。
那家雜誌在伊丹死後成了人們指責的對象，只好發表聲明，一是對伊丹之死表示深切哀悼，二是宣稱本雜誌沒有違反新聞法。是的，這未必構得成犯法，但由於按動了社會神經網絡中有關名譽的按鈕，其惡果遠遠超過了那些暴力團伙。在名譽問題上，越高貴的群落往往越脆弱，要傷害他們太容易了。
以命相搏，畢竟是一種極端形態。在尚未抵達這條邊界線之前，天地間又有多少人為了名譽在輾轉反側、夜不成寐、徘徊海濱、飲泣山角，或者血脈賁張、怒火填膺、親族支離、老友反目?
名譽，婷婷裊裊地飄浮在世間上空的名譽二字，給人類帶來過多少心靈的重壓!
雙刃劍
針對名譽的重壓，有些放達瀟灑之士提出了一張消散的方劑，曰：「名譽值幾個錢?你為別人活着還是為自己活着?把名譽扔開，什麼也不要在乎!」
這種聲音，帶着一種可愛的悍氣和賴氣，對於即將尋短見的人無異是一聲重喝，容易使他們摹然止步，霍然驚醒;對於那些滿腦子愁雲慘霧的人也會有快速的療效，使他們突然輕鬆起來。但是如果細細品咂，又覺得不是味道，其間疑惑甚多。
突然輕鬆起來了的人們走向何方?他們也許會立即聯想到一部電視劇中某個角色的台詞：「嗨，做小人真痛快!」漠視名譽當然未必做小人，但如果完全以放棄社會名譽來換取自身輕鬆，就難免會進入一種「失重」狀態，飄到哪裡都不知道，這種滋味也是不好受的。更重要的是，如果大家都不在乎名譽，人與人的交往失去了最起碼的精神前提，整個社會就會變得跌跌撞撞。置身於這樣的生態環境中，就像在黑夜裡誤入中世紀一個破殘的乞丐城堡，哪一級石階都踩不着實，哪一個轉彎都鬼影幢幢，什麼怪事都會發生。
其實，人類最初需要名譽，正是為了擺脫黑暗和無序。最初的名譽不是個人所能爭取的，這是人們在黑暗中猛然聽到一種強健聲音之後的安靜，安靜之後的搜尋，搜尋之後的仰望，仰望之後的追隨，追隨之後的效仿，效仿之後的傳遞。名譽是對個人品行的社會性反饋，如果這種反饋廣泛而持續，就能起到協調關係、統一觀念、整頓秩序的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名譽實際上已成為一種權利，一種在政治權利和軍事權利之外的精神權利，而且在很多時候，政治權利和軍事權利也要藉助於它。
這種精神權利，由民眾執掌;其執行方式，只是對榮耀感或恥辱感的激發而已，別無其它手段。但它的強度，有時超乎想象。去年在台灣，經常在電視裡看到黑社會各級幫派頭目向警方登記的報道。其中有些老人已與幫派脫離多年，即便不登記也算不了什麼大問題，但他們卻滿臉無奈地對着電視鏡頭說：實在受不了周圍人群對自己的鄙夷，僅僅對自己倒也罷了，但連兒子、孫子的名譽也受到污染，因此寧肯拼着老臉在電視上清洗一次。
然而必須看到，名譽的裁斷一旦產生，便是一把寒光逼人的雙刃劍，正面功能和負面功能同淬一身。
好的一面，它使無數醜類惡行聚焦示眾，使不同的道德等級各自歸位，使高尚的品格受到四方濡養，使可疑的行止遭遇懷疑的目光;但是，這種威力的發揮卻嚴重地缺少查訪核實機制，只靠口口相傳來完成，因此必然夾雜着大量的誇張、錯位和顛倒。這種情況常常使好人驚心、君子皺眉、壞人暗喜、小人活躍。
我不相信人類到哪一天能夠徹底解決這個麻煩。這是名譽的灰色傳播本質決定的，再激憤也沒有用。能夠看到這一點，心也就寬了。經過多年的觀察與思考，我終於領悟，在這個問題上，關鍵不在於要不要名譽，而在於要哪種名譽。
名譽的等級
在名譽問題上我們最容易進入的誤區是超敏感度的全方位把守。
好些年前我在學校工作時曾不止一次地處理過學生宿舍的打架事件和教師之間的積年陳怨，有機會冷靜地觀察了這類矛盾的爆發和延續過程。總的說來，無論學生還是教師之間的惡性衝突，起因都很小，小到他們都不好意思再複述一遍，但都覺得有涉名譽，一下子怒不可遏，過後還越想越氣，無法罷休。然而有趣的是，把學生宿舍的衝突說給教師聽，教師淡然一笑，覺得那是孩子們的無聊遊戲;把教師間陳年爛芝麻的爭鬥說給學生們聽，學生更是不屑，覺得那是迂腐老人在無事生非。他們作為旁觀者都非常清醒，作為當局者卻完全迷失，這種近乎荒誕的強烈對比說明，人們在名譽的爭奪中最容易降低自己的生命方位，降低到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
在很低的方位上爭奪名譽，其實是在爭奪不名譽。記得在盛行「階級鬥爭」的年代，不少人喜歡在自己的家庭出身上做文章，竟然有那麼多出身成分已經很「革命」了的人還要一個勁地硬說自己的父母親是乞丐，而且幾乎都被地主的狗咬過。但奇怪的是，如果他們的父母親突然來到同事們面前，他們又會覺得太土氣、太寒酸而百般掩飾，把父母親說成是「鄉下親戚」。這裡就出現了兩種很矛盾的名譽，實際上都因為等級大低而成了不名譽。
我們一生都在不同的名譽等級里打轉，要始終清晰地分辨出它們的輕重主次還真不容易。
據我視野所及，古今中外公認不名譽的行為大致有以下四項??
一，違背全人類的生存原則，傷害無辜，欺凌眾生，參與黑幫，投靠法西斯，協助侵略者，成了漢奸或其他什麼奸;
二，觸犯普通刑法，如偷盜、詐騙、貪污之類;
三，出賣朋友、背叛友情、忘恩負義??這是在日常生活中最容易發生，因此也最具有廣泛敏感度的不名譽行為;
四，因嫉賢妒能而造謠誹謗、製造事端。
世上的壞事多得很，但有些壞事，哪怕是帶有拳腳氣的壞事，名譽上的損耗並不大，而只要牽涉到以上四項，名譽的裂縫就難於彌補了。此間差別，關及人類心靈深處的一些微妙顫動，深可玩味。
同樣，若要找出不受時空限制的名譽原則，大致也只有以下四項而已??
一，對人類的由衷慈愛??有了這一項，人們可以原諒當事人的其他缺點;
二，在一時不被人們理解而遭受攻擊的時候，繼續為社會的未來作出貢獻;
三，面對世間邪惡，敢於抗爭;
四，勇於維護群體的體面和尊嚴。
其他名譽，大多由這幾項派生出來，如果全然無關，就不必過於在意了。
我知道作這種一二三四的羅列在散文寫作中十分犯忌，但不這樣又難以說明，在名譽上值得我們認真考慮的問題並不太多。
舉例李清照
從名譽羅網中掙身而出的過程，很可能貫穿人的一生。有的人，終其一生都未能全然掙脫，其中包括一些極其傑出的人物。這實在是有關生命本質的一系列悲劇故事。
我深知只有具體地體驗了這種故事才能真正領悟有關名譽的種種涵義，因此必須選一個這樣的人來舉例，選來選去選中了李清照??一個清純絕俗到似乎不應該有名譽問題的人。女詩人風華絕代又與世無爭，成天獨個兒佇立於西風黃花之中，又不招誰惹誰，會遇到一些什麼名譽問題呢?正是這種疑問，觸及了人生與名譽之間的險惡玄秘。
那末，就說她吧。
李清照是在與趙明誠結婚之後，開始目睹長輩們遭受的名譽災禍的。這種經歷像是一種試煉，讓她明白一個人在名譽問題上的乖謬無常。她的父親李格非與當時朝廷全力排斥的所謂「元?黨人」有牽連，罷職遠徙。這種名譽上的打擊，自上而下，鋪天蓋地，轟傳一時，壓力極大，但年輕的李清照還能承受，因為這裡還有另一種名譽??類似於「持不同政見者」的名譽。然而不幸的是，處理這個案件的恰恰是丈夫的父親趙挺之!這一下就把這對恩愛的年輕夫妻推入十分尷尬的境地：只要一方的父親能保持名譽，另一方的父親就必然失去名譽;而這種你死我活的格局壓在一個家族的頭頂，實際上連一半名譽也無法保持，只能是在眾目睽睽之下被別人看笑話，兩敗俱傷。李清照身在其中立即體會到了這種尷尬，曾大膽寫詩給公公趙挺之，要他以「人間父子情」為慮，顧及兒子、兒媳和親家的臉面，不要做炙手可熱、讓人寒心的事。
一個新過門的兒媳婦能夠以如此強硬的口氣上書公公，可見做公公的趙挺之當時在親友家族乃至民間社會中是不太名譽的，但實際上他很可能是一個猶豫徘徊的角色，因此最終也遭到打擊，甚至在死後僅僅三天，家產被查封，親屬遭拷問，兒子趙明誠也被罷免官職。事雖如此，他原先缺失於民間士林的名譽並沒有恢復，反而增加了一層陰影，人們只把他看成三翻四覆的小人。古往今來，很多勉強進入不同身份而又良知未泯的知識分子官吏，大多會在自身名譽上遭此厄運而百口莫辯。這時，李清照跟隨着落魄的丈夫趙明誠返回故里青州居住，對世間名譽的品嘗已經是澀然不知何味了。
我想，被後世文人一再稱道的趙明誠、李清照夫婦倆在青州十餘年的購書、猜句、罰茶的風雅生活，正是在暫離升沉榮辱漩渦後的一灣寧靜。他們此時此地所達到的境界，好像已經參破紅塵，永遠不為是非所動了，但事實並非如此。名譽上的事情沒有止境，你參破到什麼程度，緊接着就有超過這一高度的騷擾讓你神亂性迷，失去方寸。就像是催逼，又像是驅趕，非把你從安寧自足的景況中驅趕出來不可。
似乎是上天的故意，李清照後來遇到的名譽問題也越來越大，越來越關及個人，越來越無法躲避。例如那個無中生有的「玉壺事件」就很典型。事情的起因發生於趙明誠重病期間，曾有一位探望者攜帶一把石壺給這位病榻上的文物鑑賞家看過，沒想到趙明誠死後即有謠傳興起，說他直到臨死還將一把珍貴的玉壺托人獻給金國。當時宋、金之間正在激烈交戰，這種謠傳關涉到中國文人最重視的氣節問題，李清照再清高也按捺不住了。但她又不知道應該如何洗刷，想來想去選了一個最笨的辦法：帶上夫妻倆多年來艱辛收藏的全部古董器物，跟隨被金兵追得走投無路的宋高宗趙構一起逃難，目的是希望有機會把這些古董全部獻給朝廷。她的思路是，謠傳不是說我的丈夫將一把玉壺獻給了金國嗎?現在金國愈加兇猛而來延愈加萎弱，我卻願意把全部古董獻給宋廷，這是一切稍有勢利之心的人做得出來的嗎?已故的丈夫與我完全同心，怎麼可能叛宋悅金呢?
這實在是只有世界上最老實的文化人才想得出來的表白方式，她顯然過高地估計了造謠者的邏輯感應能力，他們只顧捕風捉影罷了，哪裡會留心前後的因果關係?她也過高地估計了周圍民眾的內心公正，他們大多樂於聽點別人的麻煩事罷了，哪裡會感同身受地為別人辯誣?她更是過高地估計了喪魂落魄中的朝廷，他們只顧逃命罷了，哪裡會注意在跟隨者的隊伍里有一個疲憊女子，居然想以家庭的全部遺藏來為丈夫洗刷名聲?
宋高宗在東南沿海一帶逃竄時一度曾慌張地在海上舟居，李清照也從海路追蹤。這一荒誕的旅程最後在一位遠房親戚的疏通和勸說下終於結束，但在顛沛流離中，所攜文物已損失絕大部分。
付出如此代價，名譽追回來沒有?這真是天知道了。
至此李清照已經年近五十，孤孤單單一個人，我想她一定累極了。在國破家亡的大背景下，她頹然回想，父親的名譽、公公的名譽、丈夫的名譽，已經摧肝裂膽地折騰了大半輩子，究竟有多大實質性的意義呢?她深深喘一口氣，開始渴望過幾年實實在在的日子，她已受不住在寒秋的暮色里回憶那早已遠逝的親情抱肩而泣的淒楚，她想暫別往昔，她想尋找俚俗。於是，她在思慮再三之後接受了一個叫張汝舟的軍隊財務人員的熱烈求婚，又有了一個家。
她當然知道，在儒家倫理的重壓下，一個出身官宦之家的上層女子，與亡夫的感情彌深彌篤，而且又年近半百，居然公開再嫁，這會受到上上下下多少人的指責?我們今天還能看到當時很有見識的文人學者在自己著作里對李清照再嫁的惡評：「傳者無不笑之」、「晚節流蕩無依」……對此，我們的女詩人似乎有一種破釜沉舟般的勇敢。
如果事情僅僅到此為止，倒也罷了，李清照面對鼎沸的輿論可以閉目塞聽，關起門來與張汝舟過最平凡的日子。然而萬萬沒有想到，這個張汝舟竟然是不良之徒，他以一個奸商的目光，看上了李清照在離亂中已經所剩無幾的文物，所謂結婚只是詐騙的一個手段，等到文物到手，他立即對李清照拳腳相加，百般虐待。可憐的李清照，只要還有一點可容忍的餘地，是絕不會再破門而出公開家醜的，她知道一切剛剛嘲笑過她的正人君子們得知內情後會笑得更響，但她畢竟更知道生命的珍貴，知道善良高雅不應該在兇惡橫蠻前自甘滅亡，因此不顧一切地在結婚三個月後向官府提出上訴，要求解除他們的婚姻關係。
李清照知道宋朝法律，妻子上告丈夫，即便丈夫真的有罪，妻子也要被判兩年徒刑。但她寧肯被官府關押，寧肯審案時在大庭廣眾之下與無賴張汝舟對質，丟盡臉面，也要離婚。
沒有任何文字資料記載李清照出庭時的神態，以及她與張汝舟的言詞交鋒內容，但是可以想象那都不是我們願意看到和聽到的。為了達到離婚的目的她必須訴苦，但只要訴苦就把自己放置到了博取人們同情的低下地位上，這是她最不肯做的，更何況即便訴苦成功，所有旁觀者的心中都會泛起「自作自受」四個字，這些她全能料到。如此景況，加在一起，出庭場面一定不忍卒睹。讓這一切都從歷史上隱去吧，我們只知道，這次上訴的結果，張汝舟被問罪，李清照也被關押，但離婚是成功了。李清照沒有被關押太久，由於一位朝中親戚的營救，她在九天後出獄。出獄後立即給營救她的那位親戚寫信，除了感激，還是在擔心自己的名譽：「清照敢不省過知慚，捫心識愧。責全責智，已難逃萬世之譏;敗德敗名，何以見中朝之士」;「雖南山之竹，豈能窮多口之談?惟智者之言，可以止無根之謗」。
女詩人就是在如此沉重的名譽負荷下，悄悄地進入了老年。由此我們可以更深入地懂得她寫於晚年的代表作如《聲聲慢》了，那就不妨再讀一遍：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悽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
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着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不知道為什麼我們許多寫李清照的影、視、劇作品都諱避了她如此劇烈的心理掙扎，可能也是擔心一涉名譽就怎麼也表述不清吧?名譽，實在是一種足以籠罩千年的陰雲。
結果，千千萬萬不知李清照命運悲劇的讀者，卻在心中一直供奉着一個無限優雅的李清照。這是一種虛假嗎?不是，這是一種比表層真實更深的真實。掙扎於身邊名譽間的李清照雖然擁有幾十年的真實反倒並不重要，而在煩悶時寫下一些詩詞的李清照卻因創造了一種東方高雅女性的人格美而光耀千秋。為此，真希望飽學之士不要嘲笑後代讀者對李清照命運悲劇的無知，這種無知正體現了一種歷史的過濾和選擇。那些連李清照本人也擔心「難逃萬世之譏」的惡名並未長久延續，真正延續萬世的名譽，在當時卻被大家忽視了，包括李清照自己。
至此已可看出，我花這麼多筆墨來談李清照，是捨不得她的故事對於名譽的全方位闡釋功能。名譽的荒誕性、殘忍性、追逼性、遞進性，以及日常體驗的名譽與終極名譽之間的巨大差異，都包含在其中。
其實，可以讓人們作類似體驗的典型還有很多，例如拿歐洲的小說家笛福、思想家伏爾泰、戲劇家維迦的坎坷經歷來解析名譽問題也會很深刻，但我最終還是選中了李清照，因為她是中國人，又是弱女子，當然，更因為她是中國古代第一女詩人。
什麼最珍貴
李清照的遭遇說明，我們一生最花力氣維護並始終為之奮鬥、為之苦惱的東西，往往並不是生命中最珍貴的東西。
那麼，最珍貴的東西在哪裡?靠誰來挖掘和鑑定?人們常常把希望寄托在同代或後代評論者身上。但事實證明，這種寄託很不可靠。即便是對那些與人為善、公正賢達的評論者，也不能指望太深、仍以李清照為例，儘管自宋以來有那麼多評論者抓住她再嫁之事大肆毀謗，卻也總有一些人為她辯誣，這些人學問高，聲望大，總該恢復李清照的真面目了吧，然而並不。例如清代的朱彝尊、王士?、俞正燮、李慈銘等大學者都努力否定李清照曾經再嫁，說那是一群小人為了毀損李清照的名譽造的謠。我不知道李清照如果獲悉她身後有那麼多傑出人物為她作這種辯護，將作何想。名譽好像是挽回了，但這是真的名譽嗎?
因此，一切受到名譽侵擾的人應該明白，現在你在苦惱的事情，絕大多數無足輕重。這一點要看破很不容易，你看連那麼多極其智慧的人物也都沒有看破。但是，不看破畢竟是在犯傻，時間的力量什麼也不能抗拒，珍貴的生命怎能流失在無謂的自驚自嚇之中。
那麼，要不要動一點腦筋，來預見一下今後的名譽坐標呢?我覺得也完全沒有必要。
自身名譽的基點是生命質量的自然外化。這是追求不到、爭取不來、包裝不出的，同時也是掩蓋不住、謙虛不掉、毀損不了的。說到底，一個人在自身名譽的問題上是無能為力的。好就好在無能為力，一旦用力追求，便會弄巧成拙。在這裡正好可以引用十七世紀英國政治家哈利法克斯的一句話：
從被追求的那一刻開始，名譽就是一種罪惡。只有在那些人們能自然擁有而不必強求的地方，它才成為一種美德。
這話好像說得太硬了一點，但世間很多罪惡都從追求本來並不擁有的名譽開始，倒是確實的。
有時也需要追求。那就是在被誣陷和起鬨鬧得暈頭轉向的時候，應快速脫離簡單防守的前沿，去追求一種真正有價值的精神高度。這種追求放棄了反擊、聲辯和恢復名譽的權利，因此看起來不像追求，而實際上卻在默默追求那種最終毀損不了的東西。既然是最終毀損不了的東西，為什麼還去追求呢?為的是讓自己的身心免遭不必要的損耗，儘早獲得安頓。因此，損害別人名譽的人常常在發出一片喧囂後找不到預期中的回應，是對方害怕了嗎?可能性很小。喧囂者們此時應該慌張地憬悟一點什麼，看看自己所攻陷的那些名譽背後，是否還有更重要的名譽。他們或許也想對這種背後的名譽做點什麼，沒想到剛剛走近前去就不得不止步，因為一眼就可看出，那是一個無法喧囂的領地。
荒蕪的高處
最後，想順便談談已經取得名譽的人的心態問題。
已經取得名譽的人，一般被叫做名人。身為名人而做着不名譽的事，大家就會有一種受欺騙的感覺，這種心情很可理解，因為名人早已與大家有關。所謂「欺世盜名」的惡評，就很難用到一般騙子身上，因為只有真正出名才有資格欺世。鑑於此，人們在向名人喝彩、與名人套近乎的同時，往往又保持着潛在的警惕性、監視性乃至否定性，而且名聲越大，這方面的目光就越峻厲，因而產生了「樓有多高，陰影就有多長」的說法。對此，名人大多感到委屈，覺得本來名聲也是你們給的，怎麼一下我倒成了誰都可以指手畫腳的對象?其實一切受惠都是有代價的，不應該存在委屈心理。
並不是說，名人應該謹小慎微、寡言少語、處處賠笑地過日子，因為這種狀態不可能對事業有重大創造、對社會有像樣貢獻，而沒有創造和貢獻，何以還算作名人?因此，名人們總是進退維谷。常聽人說，名人太囂張，但據我觀察，出名後很快變得萎縮的名人更多。萎縮不完全是害怕，大多是應順和期待，應順着眾人炯炯逼視的眼，期待着眾人慾說未說的嘴。貝多芬在一篇書簡中說：「獲得名聲的藝術家常受名聲之苦，使得他們的處女作往往是最高峰。」這就說明了成名之後萎縮的普遍性。
不管是萎縮還是囂張，都是病態。要克服這種「名人症候」，唯一的辦法是在名譽上「脫敏、消炎」，平平穩穩地找回自己。我們原本是尋常的從業人員，周圍突然響起了喝彩聲，抬頭一看居然是針對自己的，不免有點驚慌，那就定定神，點頭表示感謝，然後繼續低頭做自己的事吧。如果覺得要為喝彩聲負責，那麼今後的勞作也就成了表演。但是，萬萬不可為追求喝彩而表演，因為一旦進入這種狀態，你就成了取悅於人、受制於人的角色，而譁眾取寵從來就沒有好結果。按一般規律，喝彩聲剛剛過去，往往又會傳來起鬨聲和叫罵聲，仍然不要抬頭堅耳，神定氣閒地把持住自己，好在未曾進入過表演狀態，你就沒有義務要去關注這種聲音。不想在喝彩中的獲益，就不必為叫罵去支付。
但是，儘管你不加理會，一陣陣聲浪使你漸漸孤獨。即便全是喝彩聲，這聲音也成了一道影影綽綽的圍牆，一種若有若無的距離，使你難於像以前那樣融入四周。這種孤獨並不是自閉，因為你心中還有終極原則，還有茫茫眾生，但終極原則無形無貌，茫茫眾生也不發出什麼聲音，更不會向你走近，因此你所把握的仍然是寂寞。一個人，如果能夠領悟名譽和寂寞之間的關係，兩相淡然，他也就走出了病態，既不會萎縮，也不會囂張了。泰戈爾說：
「我攀登上高峰，發現在名譽的荒蕪不毛的高處，簡直找不到一個遍身之地。」
名譽的高處找不到遮身之地，這種說法真好。人們常常誤會，以為那裡也像平地一樣，總會有一些草樹和別人的身軀可以為自己阻擋一點什麼的，其實正是高度把這些遮蓋物全都捨棄了。因此，要求接受高度就要準備接受難堪。但是難堪也只是心理感受罷了，如果你自知腳下的高度不是勉強堆壘而成，為何要躲避別人的目光?為何要掩飾自己的缺點?不把難堪當難堪，難堪也就不成其為難堪。
如果實在消受不了名譽的重壓，那還不如悄然從山巒爬下，安頓於人間萬象的濃蔭里。高峰對大地而言是一種景觀，對自己而言卻是一種犧牲。何必人人都去參加登山運動呢，你看連銀髯飄飄的泰戈爾都有點懊悔了。
余秋雨《關於名譽》賞析
余秋雨在《霜冷長河》一書中寫了一篇《關於名譽》的文章，既然他把「名譽」這個東西拿出來談，那就表明它影響了很多人，有值得思考的意義。
現代社會中的人們大都很看重自己的「形象」，常常認為「總要給別人留下好的第一印象嘛」，這是什麼現象?重名譽。沒錯，每個人都想擁有好的「名譽」，雖然是個無形的東西，可它與有形之物比起來毫不遜色!有人為它奮鬥一生，也有人為它甚至結束了自己的生存狀態。普遍人為名譽自殺基本上都是出於對現實輿論的抵抗，他們認為也只有一死才能表明「我」的清白。真有這樣嚴重麼?是的，俗話說「人言可畏」。假如把那些自殺的人放在與暴力搏鬥的環境中去，我看也未必會輸，可他們就偏偏死在「名譽」上，這當然嚴重了!那些造謠的人不分青紅皂白隨便給一個人弄條流言出來，小則就氣氣人，大則就威脅到好端端一個人的生命啊!那些人到底有良心沒有啊?!
仔細想想為什麼我們這樣看重名譽，其中確有明白之處啊。你看，人與人之間相處不就是依靠「信任」嗎?商家和消費者之間不就是依賴「信譽」產生關係嗎?有了信任和信譽，我們就會與他人相處容易的多，和諧的多，誰不想這樣啊!也正因為這樣，久而久之，「名譽」在大家心目中的威望就高了。為它陶醉的人也就更多了，自殺也就見怪不怪了。
可話又說回來了，如果不看重名譽，小人也就越來越多了，因為他們根本不在乎啊!管他得罪誰，傷害誰，反正又不需要別人對自己有好印象。所以說，這個「名譽」是一把雙刃劍。好的方面，它能端正人的品行，壞的方面，又能讓人肆無忌憚。說到這個問題的時候，我也就只有說，關鍵不在你有無名譽，而在於你看重的是那種名譽。
追求名譽當然免不了要承受相當大的壓力，但我相信，為了它，即使沉默一生也是值得的。如果真到了實在承受不了的程度，我想這樣說，人啊!只要對自己做的事表現出心理上的坦然，又何必管他人加於自己身上的「名譽」。[1]
《信客》作者余秋雨簡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餘姚人，我國當代著名藝術理論家、文化史學者、散文家。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教授，上海寫作學會會長。辭職後繼續從事教學和寫作。主要著作有《戲劇理論史稿》（198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藝術創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識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山居筆記》（1998年，文匯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稱號，入載多部世界名人錄。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獲上海市出版一等獎，上海市文學藝術優秀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金石堂最具影響力的書獎。《山居筆記》獲海外華文文學最高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第一名。此篇《信客》選自《文化苦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