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一生第四卷4.3紅緞虎頭鞋》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紅緞虎頭鞋是余秋雨寫的一篇散文，出自借我一生。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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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長樂先生一見如故。鳳凰衛視龐大而有效的工作系統都以他為終端，他指揮若定，一步步推動着中華文化在全球範圍內的溝通和呼應。
他熱忱地歡迎我，並建議我在這次萬里歷險的電視節目中開闢一個叫「秋雨錄」的欄目，每天把沿途所見所感寫成一段散文詩式的語錄，以字幕加朗誦的方式播出。
他還告訴我，由於我的參與，海內外的一些華文報紙都要求連載我的考察日記。因此，我必須每天寫日記了，每篇一兩千字，與「秋雨錄」一起傳送到香港總部，再由
他們分別傳到世界各地。
一段語錄，一篇日記，每天要寫，不能中斷，這比主持節目的工作量還要大得多，但我立即就答應了。因為一聽便知，這是很好的構思。我歷來願意在很好的構思中勞累，而不願意在缺少構思中閒散。既然參與了一件事情，那麼，多給我幾個着力點，反而能讓我定下心來。
我去了一次書店，買了一本中英文對照的世界地圖，卻找不到更多能幫助我的書籍。當時，連導遊各國的小冊子都還沒有在中國大陸出版。在自己家的書架上翻了半天，找出商務印書館尚未出齊的《世界文明史》第一卷，是兩個美國人寫的，覺得可能有用，便塞進了行李。
就這樣，一個穿着紅緞虎頭鞋在中國浙東農村下地的人，要去尋找國土之外的遙遠廢墟了。埃及文明、希伯萊文明、阿拉伯文明、美索不達米亞文明暨巴比倫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河?恆河文明……一個個都縹緲而又神聖。這些文明與中華文明加在一起，我想不起世上還剩下哪一種文明曾像它們那樣宏大、活躍，並給全人類的進程帶來重大影響。因此，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是去踏訪人類祖先的全部輝
整個過程已有日記《千年一嘆》出版，不必重複。需要補充的是這個過程中的我，以及我的思考脈絡。
2
先去希臘本土和克里特島考察，到埃及開羅才坐上自己的吉普車開始萬里歷險。也正是在埃及，我遇到了三種「巨大」，就像三把重錘敲打在自己心上。那就是：巨大的遺蹟體量、巨大的千古啞謎、巨大的現實恐怖。
每一種巨大，都是以往在書頁中無法想象的。
那天我們第一次拒絕周圍所有人的勸阻，堅持駕駛吉普車從開羅橫穿七個省到盧克索，一路上槍口密布、碉堡林立的情景，我已作過描述。第二天看了一整天宏偉無比的古蹟之後我十分睏乏地回到旅館寫日記，妻子與女主持人許戈輝等人去逛小街上那些旅遊商店了。過一會兒妻子回來，說：「多數是假冒偽劣商品。有幾個老闆知道我們是中國人，居然用蹩腳的英語向我們求婚，還掏出皮夾子來證明自己很有錢。有一個還追着我走了好一會兒。他們也太小看我們中國人了，因為我注意到，他們並沒有向歐美女性這麼做。」
妻子當然不會對那些無聊的老闆生氣，她敏感的是，在這種與中國一樣古老的地方，人們如何看中國人。
妻子還在說下去：「你記得上午在女王殿前的那個講解員吧，他先說，盧克索可能是古代東方最偉大的都城，然後又加了一句：當然要除去長安。為此我還高興地多看了他一眼。」
「這我也聽到了。」我說，「經這位講解員一提醒，我整個下午好幾次想到長安，想到秦始皇。」
「秦始皇?」妻子感到有點奇怪。
「秦始皇。你注意到太陽神殿上那些象形文字了吧?誰也不認識。辨認古埃及留下的各種文字，是少數考古學家的事情。古代戰爭那麼多，一個族滅了另一個族，連它的文字、記載、歷史也滅了。一截截文獻都不能讀了，歷史也就成了啞巴。古埃及文明的中斷，離不開這個技術原因。所以，我在這裡才明白秦始皇統一文字的重大歷史意義。」
「他自己可能只是為了一時霸權，預見不到這麼重大的意義。」妻子說。
我說：「用現在的話來說，秦始皇使中國文字成了一種『通碼』，既不會在空間上遺失，也不會在時間上遺失了。這就是當年妖安高於盧克索的地方。秦始皇燒過書，這不大好，但卻讓我們今氏能夠那麼順暢地閱讀千年前的古籍，這又太好了。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古老文明都遇到讀不懂古文字的問題，但中國沒有這個問題，連甲骨文者都艮快認出來了。」
「確實應該來實地考察。你看你，一見太陽神廟的石柱，一聽人家說長安，就會產生這麼重要的感受。」她說。
妻子在白天為了尋找一九九七年十一月恐怖分子射殺數十名外國旅客時的藏身處，在女王殿周圍的山坡上辛苦攀援，累得要命，先睡了，我還有不少東西要寫。
以後幾天，還是在盧克索考察，然後進了荒無人煙的東部沙漠即阿拉伯沙漠，直抵紅海。從紅海岸，再穿越沙漠返回開羅，一路所見，枯寂猙獰，如不在人世。我的系統思考，便從沙漠中開始。
我朦朧覺得，自己對中華文化的把握又進入了一個新的境界。寫一部部文化史論時已經覺得自己在力求宏觀了，寫(《文化苦旅》和《山居筆記》時加入了學術研究所不可能有的感性整體，但到了埃及，才發現都還不夠。以前，還缺少對比。這種對比，不是衡量埃及文明和中華文明誰更偉大，而是區分它們不同的生存形態。
如果硬要比偉大，那麼我從內心承認，在金字塔和太陽神廟時代，埃及文明肯定比中華文明偉大。它的歷史更悠久，它的體量更雄偉，它的技藝更精巧。
但是，與中華文明不同的是，它的所有重要部位，都難以解讀。
一種古老文明難以解讀，這就意味着這種文明難以傳承，意味着生活在這種文明疆域裡的後代難以獲得文明自覺。
文明的延續是生命化的。有時乍一看只是無生命的木石遺存，但它們與一代代的生命都能建立呼應關係。如果一種文明的遺蹟只能面對後代全然陌生的目光，那麼它也就真正中斷了，成了最深刻意義上的「廢墟」。
考古學家們發現，古埃及文明的存活時期，早期和晚期發展不大，可見它一直處於保守狀態，既向空間封閉，也向時間封閉，它對兩方面都不開放。
與它相比，中華文明就顯現出了一種「生生不息」的獨特精神，而且，這種精神又作為歷史過程被記載和傳播，與社會的溝通，成了一個延綿的活體。
但是，一個龐大的文明畢竟不同於一處景點，幾千年還活着，這從現代的發展觀念來看，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我在國內時，總是越考察越感到步履沉重，因為歷史留給我們的垃圾實在太多了。
尤其是看到許多歷史不長的民族和地區反而能大刀闊斧地構建現代文明，快速走向民主和強大，內心更偏向於對歷史重擔的擺脫，覺得太古老的文明理應死亡。
但是，徘徊在埃及文明的遺蹟間，我產生了另一番感覺。
產生得早又死亡得早，並不是什麼也沒有留下。留下了當年創業的地盤和腳印，留下了似真似假的神話和傳說，留下了遠方參觀者的驚訝和嘆息。但是，一切最重要的東西都沒有留下，包括精神，包括理念，包括氣勢，包括那種埋藏後代身心深處又能隨時激發出來的神奇力量。當這一切都沒有留下，後代就步履失措了，他
們徒擔虛名又喪魂落魄，沒有理由的自傲，不着邊際的回憶，使他們無法用正常眼光來看待現實世界，結果成了最脆弱的一群。
更何況，當年遠祖開發這個地方並獲得成功的地理原因、氣候原因還在，因此必然會招來大量的侵略者。結果，最脆弱的一群叉成了最容易導致危險的一群。你看埃及，一會兒是羅馬時期，一會兒是阿拉伯時期，鐵騎狼煙，人種混血，而且每一個時期者都很漫長。到頭來，不僅埃及的文字讀不懂了，連埃及的血緣也找不到了。聽說還有一個角落有比較純淨的法老血緣，我專門去看了，由於長期的封閉和近親繁殖，智力和體力都非常萎弱，而且，他們信仰的也是入侵者的宗教。這種情景使我明白，有過古老的文明而又戛然中斷，很可能產生更不好的結果。
那麼，中華文明究竟是怎麼才不中斷的呢?
這是一個真正的大問題，我在以前自己寫的史論著作以及《文化苦旅》、《山居筆記》中都沒有認真分析。那是因為，在國內容易產生一種錯覺，好像文明的延續是必然的，要討論的只是今後怎麼延續。在埃及才真正體驗到，不延續是必然的，延續千年倒是一種罕見的奇蹟。
我的這次萬里歷險，從此也就有了思考的脈絡。
3
概括起來，在埃及，我對中華文明產生的強烈感受有以下三項：
一、幾千年的文明能夠不中斷地延續至今，不是常例，而是奇蹟，極其罕見，極其艱難;
二、中華文明延續至今，在傳導技術上的原因在於早早地建立了一個既統一又普及的文字系統;
三、中華文明延續至今，在傳導狀態上的原因在於早早地建立了一個對社會、對歷史的開放式對話系統。
以下的歷險路程，便是這些感受的延續。
在以色列、巴勒斯坦，我的考察重點挪移到生息空間和精神空間上。我從這兩個方面進一步來尋找中華文明延續至今的原因。先說生息空間。從埃及穿越極其遼闊卻又寸草不生的西奈沙漠去以色列，這是《聖經》中的意境，「出埃及記」。一種宗教文化產生於生命最貧瘠的邊緣，一不小心便是生命的滅絕。從那裡到中東，宗教發生了分化，又產生了另一種紮根於沙漠行旅的宗教。
遼闊無垠的沙漠給了他們以氣魄，都想建立雄偉的王國，但再遼闊也是沙漠，他們必須去爭奪那些足以生存的不多空間，爭奪那條又淺又窄的約旦河，那座不知被戰火毀滅了多少次的耶路撒冷。而且，永遠沒有和解的時日……
爭奪各方，都有千年悲情，都有萬條理由，都出現過大智大勇的領導者，因此，都以為有必要也有能力撲滅對方。這種恩怨，時間一長，如果出現在空曠的地域，本也容易淡化，但在這裡，空間那么小，距離那麼短，用我的話來說，把彼此的傷口結在一起了，誰拉動一下就會彼此痛徹心肺。於是，只好一代代地爭鬥下去。
那天在耶路撒冷的哭牆前，看到不同年齡的猶太人眼淚汪汪地吻着牆磚，把頭抵在牆磚上默默祈禱，情景十分感人。正好當時有一個「中國農民參觀考察團」也在那裡，他們大概是去學習以色列著名的滴灌技術的吧，其中不少人是我的讀者，認出了我，便圍
着我說：「相比之下，我們中國人的民族感情真不如他們，很少看到有人把頭抵在萬里長城上眼淚汪汪，這是怎麼回事?」
我想了想，便說：「一個曾經建立過強大王朝的民族，居然被驅逐得兩千年沒有自己的國土，家鄉只剩下這一堵當年宮殿的殘牆了，他們怎能不哭?中國雖然也多災多難，但從來沒有淪入到這般田地。我們沒有哭牆，我們不哭。」
說完我與他們握別，便與妻子一起拐入一條嘈雜、擁擠的舊街。據說，耶穌就是戴着荊冠、背着十字架從這條小街被押到刑場的，沿路還有很多聖跡。我們找了一家極舊極小、牆壁上滿是塗畫的咖啡館坐下，喘一口氣，便討論起剛才的感受。
我想，大文明是需要大空間來承載的。空間小了，原來的大文明也會由大變小，如果不變小就會被撞碎，或者流逸別處。希臘文明很大，但空間太小，後來只能流逸在外，由阿拉伯學者和意大利神職人員保存、尋找、連輯，最後在佛羅倫薩復興，復興在一個大空間之中。眼前在耶路撒冷互相衝撞的幾種文明，本來也很大，但為了衝撞的需要都把自己削尖了，因此也由大變小。
妻子說：「大很重要，但還要適合生存。從埃及這一路過來，到處是沙漠，綠色總是窄窄的一條。過去總覺得中國的自然環境比不上歐美，但與這裡一比，中國還算好的。」
我說：「環境不良，生存艱難，大家都把文明當作了武器，因此連文明也走向了極端。一切極端化的東西都大不了，尤其是那些宗教極端主義。我們在這裡可以進一步讀懂中庸之道。」
從咖啡館出來，我們到猶太人的一個商業區用餐。坐下一看，周圍走動的都是黑帽子、黑制服、黑鬍鬚而又面無表情的人，相當密集。記得前兩天路過這一帶時聽人說，附近經常發生爆炸，特別是在人群最密集的時間。於是匆匆吃完，趕快離開，來到一個人數不多的高尚社區，走一條古老而又雅致的路。
我在《千年一嘆》中說過：「耶路撒冷風景太多太密，就我個人的興趣而言，最喜歡的一條路是從雅法門到錫安門，再經杜門進入其特倫山谷。」那天走的就是這條路。這條路上看到兩處古蹟發掘現場，一處大，一處小。伸頭一看，挖掘出來的地坑裡，一層又一層，每一層都是兩千年前的毀城記錄。我看了一會兒就對妻子說：「真希望他們不要挖了。每挖出一點東西，都是增加一番現實仇恨。我在這兒第一次感受到，古文明也會有那麼大的現實灼傷力。」
妻子說：「一有仇恨，連博物館也變成了火藥庫。我的理想，整個耶路撒冷應該成為一個宗教博物館、和平博物館。像我們看西安的兵馬俑博物館，已經沒有半點火氣。」
這麼邊走邊說，等到進入其特倫山谷，我心中已增加了對中華文明何以延續至今的兩項感受，排在埃及產生的三項感受之後，成為第四、第五項：
四、中華文明延續至今，在生息空間上的原因在於一直沒有失去過一個遼闊而穩固的承載地域;
五、中華文明延續至今，在精神空間上的原因在於一直以中庸之道避免了宗教極端主義的嚴重灼傷。
好，已經有五項了，我很滿意。我知道每一項都可以伸發出千言萬語，例如這兩項，足可以建立起「文明空間對應論」、「集體精神灼傷說」之類。但我現在要尋找和梳理的，只是大綱節目。
大綱節目的邏輯結構還沒有完成，我還要繼續我的路程。
只是，前面的路，越來越兇險了。
4
僅僅走了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我們已覺得每一步都充滿了危險。旅館門口有安檢設備，街口的垃圾筒每隔一會兒就有人來翻看有沒有炸彈，過任何一個關口都要花費六七個小時，甚至還要舉手宣誓，大聲表示自己沒有帶槍支武器……這樣的氣氛，對我們來說已經大大出乎意料之外，但是誰能想到，正是早就適應這種生活的當地人，大聲警告我們千萬不要再往前走。
他們說，伊拉克斷斷不能去，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邊境地區受塔利班極端主義分子控制，更不能去。
在埃及已經需要靠裝甲車來維護普通旅客的安全了，但埃及電視台的同行們聽說我們居然要往前走完這些地區，肅然起敬，特地在金字塔下開了一個歡送會，把我們當作「東方英雄」一個個介紹給他們國家的電視觀眾。
我問當地一位先生：「這裡已經出動裝甲車了，那裡還會危險到什麼程度?」
這位先生回答說：「這裡的裝甲車是政府的軍隊派出的，可以信任，但一到伊拉克，最不可信任的就是共和國衛隊。可怕的區別就在這裡。我認識的一個司機去那裡，不知道應該提前為共和國衛隊讓路，竟然抓在地牢里關了八個半月，折磨得死去活來。最後能活着出來，還是因為通過政府部門的艱難交涉。」
聽了這話，站在一旁的妻子快速地瞟了我一眼，卻又把眼光收回，看着腳下的沙地。
一位英語很好的約旦老人說：「你們可能不知道，前面有些國家，城市之外的地區，政府就完全無法控制。坐飛機去還不敢到郊區，你們坐吉普車去，而且還要全部走通，可能性僅僅比零稍大一點。」
說着他伸出一個粗而短的手指，敲着另一隻手的手掌，繼續說下去：「不是我恐嚇你們，販毒集團、反政府武裝、宗教極端主義組織，包括一些地方武裝，都想綁架外國人質，與他們政府討價還價，與你們的使館討價還價!」
在約旦開飯館的杜月笙的女婿蒯茂松先生，已經第三次詢問我們：「能不能不去了?要考察，等局勢安定一點再去不好嗎?那可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地方啊!」
那天晚上在安曼一家不大的旅館裡，幾天來一直很少說話的妻子給我倒了一杯茶，要我坐下。
她笑一笑，說：『『我從來不害怕什麼，總會生生死死陪着你。只不過，現在一想，在這麼一條路上冒險，年紀更輕一點來就好了……」
她總是用最委婉的方式來表達很深的憂慮。
我說：「就我而言，應該是這個年齡。如果年輕了，我怎麼可能讀得完那麼多中外文史典籍，經歷過那麼多社會和人生的災難，讓我一路上對那麼多大課題作出思考呢?」
她說：「如果早十年來呢?那時候你已經懂得很多了。」
我說：「那個時候還沒有寫完《文化苦旅》和《山居筆記》，世界各地的華文讀者還不認識我，因此也不可能有那麼大的文化牽動度。牽動華文文化，是這次行動的另一半。」她說：「那麼，只能現在?」我說：「對我來說，只能現在。」她笑了，說：「這就更讓我自豪了。不坐飛機，冒着生命危險斷斷續續地走完這條長路的記者和職業探險家，可能還會有幾個，
但像你這樣的教授，只會是你一個了。」
我說：「這是肯定的。從很久以來，到以後十年，都會由我保持這個紀錄。」她說：「這個記錄由中國學者保持，心裡覺得很痛快。」
5
第二天，在佩特拉，隊長郭瀅召集大家開會，傳達香港總部決定的隊員輪替名單。
不進入伊拉克，當天就要從約旦回國的人員中，有我的妻子馬蘭，所有的機票也已預購。
妻子一時驚得說不出話來了。
她失神地想了一會兒，不知所措。她早就想好，陪着我一起闖蕩險境，但這事無法爭取，因為讓她陪我一陣，本是鳳凰衛視的一種特殊照顧，我們無法要求這種特殊照顧在如此艱難的情況下一直延續下去。而且，從另一個角度考慮，如果真正遇險，妻子陪着並無用處。何況要離開的人有好幾個，機票也已經買好。
我心裡知道，這與我在北京時和王紀言台長的約定有關，我當時就不希望妻子一起闖蕩最危險地區。但這一點，現在不能對妻子說。
佩特拉有一條巨大的山裂，我們在裂縫的底部走着，都不說話。
今天就要告別了。以前是經常告別的，但沒有一次像今天這樣，完全不知凶吉。難道，這條巨大的、不再彌合的山裂象徵着什麼?我的心在劇烈跳動，但山裂深處，有一座玫瑰色的古老宮殿。
剛剛走完這條山裂，一位朋友奔跑過來通知，回國的人出發時間提前，此刻必須立即坐車趕往安曼機場!
我在考察日記《千年一嘆》中只能用最平靜的筆調記述當時的情景：
告別是一件讓人脆弱的事情。原來說說笑笑遮蓋着，突然提前幾個小時，加上告別的地方不是機場或旅館門口，而是在探訪現場，立即感受到一種被活生生扯開來的疼痛。妻子一下子淚流滿面，連蒙古大漢高金光先生也泣不成聲，引得大家都受不住。
因為這個考察日記要在全球那麼多華文報紙上同時刊登，我不能加入太多的個人情感。事實上，當時車上車下一片號啕大哭。除了我和妻子之外，別人並無家庭親情的分離，回國的幾位反而是要回到自己家人身邊去了，卻為什麼都要哭得那麼厲害?只有一個原因，當時大家都不敢挑明，那就是誰都切身感受到了，此行實在兇險無比。
最脆弱、最傷感的焦點當然是我和妻子，但我們都不想讓別人過於注目，只快速地擁抱了一下，她就上車了。我繞到她坐的那個車窗口，那車窗是密封的，搖不下來，她的臉貼着玻璃看着我，我的手掌從外面劃着車窗。這裡風沙大，車窗上結滿灰塵，我手掌划過的地方就顯得很清晰。我再劃兩遍，涼涼的，玻璃裡邊，她淚下如雨，肩膀也抽搐起來。但她沒有哭出聲，耳邊全是幾個男人的粗獷號啕。
車開動了，我急忙伸出手去，手掌只劃到了一下車窗，車顛簸着走了。
後來她告訴我當時的感覺「我看着你，你還是沒哭，只是像一根木頭一樣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裡，別人走了，你還站着。直到看
不見你，我就從裡邊摸着你在車窗玻璃上留下的手掌印，然後用我的手掌貼着，很久很久。」
車開遠之後，我一個人站在山口，眼淚就止不住了。編導劉星光在背後不斷叫：「秋雨老師，不要太難過了，和大家在一起吧」我點了點頭，卻沒有回身。這在《千年一嘆》里也簡單記了一句：
在佩特拉山口我站了很久，看着遠處的煙塵和雲天，心中默念着一句告別時怎麼也不敢說出口的話：妻子，但願我們還能見面。
妻子離開後，我們還在約旦考察。等她回到上海，我們正好向伊拉克進發。她衝進家門就打開了鳳凰衛視的頻道。
但是，我們在伊拉克關口遇到了巨大的麻煩。伊拉克有關部門的無理、無知、無能，我已經在《千年一嘆》中有過憤怒的描述。他們不僅長時間地滯留我們，而且還封鎖、焊死了我們的一切通信聯絡系統，使我們以後很長一段時間成了聾子和啞巴，在漫長的「死亡之路」上奔跑，在奇怪的巴格達摸索。這整個過程，在香港總部看來是考察隊「整體失蹤」。他們通過外交部門和各國新聞網絡聯繫，也毫無結果，因此只能把這個可怕的消息在電視中播出了，全球華語觀眾震驚。
這就是妻子到家後立即打開電視看到的一切。
可以想象她的極度緊張。
她先發瘋似的打電話給香港和北京的鳳凰衛視的朋友們，每一個朋友都在勸她，說只要一有消息就會在第一時間播出，要她放心。但電視裡永遠在說，「還沒有聯絡上，還在尋找」。
她又一次拿起電話，想告訴我爸爸、媽媽，但一想到爸爸、媽媽的年齡，又把電話放下了。她也不知如何告訴她的爸爸、媽媽。
她不出門，不吃飯，不睡覺，不梳洗，成天趴在電視機前，面無人色，蓬頭散發。
鳳凰衛視的朋友們對她很不放心，不斷來電話探詢，她每次都急速地衝過去接聽，然後感謝幾句，沮喪地把聽筒放下。
她想還是應該聽聽我爸爸、媽媽的聲音，把電話撥通了，老人問起我，她說不錯，又說這幾天沒聯繫上。怕自己的聲調被老人聽出有異，快速結束通話。當然，她更不敢上門去看望老人家。
那段時間她幾乎垮掉了。她想象最好的情景是，我和同行者們一起被關押在共和國衛隊的地牢里，捆綁着，被毒打。
後來，我們終於在巴格達找到了中國大使館，用大使館的電話與香港總部聯絡上了。電視立即播出這個消息，所有的觀眾鬆了一口氣，包括我的妻子。
據她後來告訴我，到這時，她才哭出聲來，哭了很久。
我們與香港總部聯繫中斷那麼久，有太多的信息需要發送，用的又是大使館的通訊工具，因此不可能擠進去打一個私人電話。但我知道，妻子會在屏幕上看到我。
突然想到，這隻說明危險的升級，今後的危險必然更大。因此，還有一些更宏大的話語需要向她傾吐。這些宏大話語，在夫妻交談中顯得不太合適，但我又知道，她作為一個充滿理想化追求的藝術家，再宏大也能聽得進去。
正好接到王紀言台長的指示，要我為這次歷險考察寫一首主題歌，我就在一個彈坑邊上徘徊片刻，把心中要向對妻子傾吐的宏大話語寫了出來：千年走一回，
山高水又長。車輪滾滾塵飛揚，祖先托我來拜訪。我是崑崙的雲，我是黃河的浪，我是涅粲的鳳凰再飛翔。法老的陵墓，巴比倫的牆。希臘海濱夜潮起，耶路撒冷秋風涼。我是廢墟的淚，我是隔代的傷，恆河邊的梵鍾在何方?千年走一回，山高水又長。東方有人長相憶，祖先托我來拜訪。我是-屈原的夢，我是李白的唱，我是涅槧的鳳凰再飛翔!
既然要用作主題歌，我洗淡了內心難言的悲愴、斷殘的意象，儘量寫得通俗流暢，但是對自己這次出行的文化身份和考察視角，卻已經表述清楚。正是這種文化身份，使我義無反顧。我想，這一點，妻子一聽就懂。
這首主題歌，後來是由騰格爾先生演唱的。但妻子一直說，她一定會以自己心中的旋律再演唱一遍。
「夫妻雙雙把家還」，這是她唱給祖國大地的歌，但我們自己這對夫妻回家的路，實在繞得不近。
6
伊拉克讓我對文明的思考碰到了一個怪異的峰尖。
對於這個峰尖，我簡直不敢正視，但它已經無可躲避地出現在眼前。
這個峰尖由兩個坡面構成，都高聳入雲，卻互為牴牾。
第一個坡面是：我在這裡看到了全人類最古老、也最輝煌的文明遺蹟;
第二個坡面是：我在這裡看到了全世界最混亂、也最惡劣的社會現狀。兩方面都位居第一。那麼尖銳，那麼諷刺，那麼嘲謔。
我所無法違避的問題是，這兩個極端有必然的邏輯關係嗎?僅僅這個問題，就足以使我們對人類的文明事業產生驚恐。因此，大家似乎都不願意把這兩個極端連在一起談論。談論人類早期的底格里斯河、幼發拉底河這兩河流域的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哪怕是其中比較晚一點的巴比倫文明，人們都神采飛揚，卻不想提及今吞兩河流域的狀況;同樣，談論伊拉克的社會現狀，人們都會憤懣地爭論，語勢滔滔，卻不會想到這是人類文明最早開啟曙光的地方。
現在，我必須同時面對這兩個極端，一個也省略不了。伊拉克是一個艱深的課堂。它給我的第一番教育仍然是有關古老文明的中斷，卻比埃及更徹底，因為它連像金字塔、太陽神廟
這樣的古蹟都沒有留下;它給我的第二番教育仍然有關宗教極端主義的互灼，卻比耶路撒冷更峻厲，因為它不僅展示了不同宗教之間的極端主義對抗，而且還暴露了一個宗教內部的血腥內鬥(例如在卡爾巴拉等地感受到的什葉派與遜尼派的勢不兩立);它給我更重要的教育是有關軍事遠征對文明的葬送，這一點在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時已有感受，沒有整理，卻在伊拉克集了大成，又在伊朗獲得了重要補充。
這真是一片被征戰的馬蹄踩爛了的土地。一次次大規模的出征，又一次次大規模的入侵，一個個國家全都成了一部部軍事機器。這中間，有極其殘酷的亞述人，也有雄才大略的尼布甲尼撒、居魯士、大流士。耶路撒冷就是尼布甲尼撒去毀滅的，押來一大批「巴比倫之囚」，後來又是波斯王居魯士前來征服時釋放的;波斯王國又一直在與遙遠的希臘作戰，這便是我以前在研究希臘悲劇時常常遇到的所謂「波希戰爭」，即便用現代國際地理眼光看去，希臘和伊朗之間打來打去，距離也夠長的了;波斯王國的獨立地位，最後被亞里士多德的學生亞歷山大的軍隊所推翻，我甚至在巴基斯坦和印度還看到亞歷山大留下的足跡……總之，幾乎所有的文明古國都投入了漫無邊際的軍事遠征，更不必說後來「十字軍東征」這樣的無國界軍事行為了。
軍事遠征對於文明的毀滅，非常徹底。屠城、焚城、淹城，什麼也不讓留下。即使是勝利者，遲早也會遭到更殘酷的報復，或者引來更強大的第三者。
在軍事遠征中有沒有永久的強者呢?沒有。我在這次考察中發現，遠征中的強者，也就是那些不熱衷於搶掠燒殺，而擅長於戰後秩序恢復，甚至着力於戰勝者和被戰勝者雙方友好的國君和統帥，但他們，也沒有能夠維持和弘揚自身文明。他們依存的文明也許十分偉大，但一旦投入遠征也就被包裝成了軍事部件，背離了文明的自然生態。這中間最成功的要算是亞歷山大了吧，他的東方遠征拓伸了「泛希臘化」時期，但歷史證明，這也正是希臘文明的衰落期。由此可見，在古代，哪怕是站在發動者的立場上，任何軍事遠征也都是文明自殺。
我在作這些思考時，仍然以中國作對比。中國歷史上戰爭不少，但大多是內部爭權奪利或邊關防守進退，幾乎不作跨國遠征。成吉思汗的蒙古鐵騎西征，似乎是例外。但應該看到，在他的有生之年尚未滅金，至於他的後人滅宋建元，更是他去世幾十年之後的事，因此很難看成是中華文明的主體行為。我隨身帶來的那本美國人寫的《世界文明史》中有這樣一段話：
中國文明的形成儘管比埃及、美索不達米亞或印度河流域晚得多，但仍然是現存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它之所以能長期存在，其原因部分是地理的，部分是歷史的。中國在它的大部分歷史時期，沒有建立侵略性的政權。也許更重要的是，中國偉大的哲學家、倫理家的和平主義影響，使它的向外擴張受到約束。
這裡所說的地理原因，我想主要是指中華文明與那些互相征戰的古文明之間，有喜馬拉雅山脈、帕米爾高原、天山、崑崙山的阻隔。更重要的原因，是文明形態，其基礎，則是精耕細作、季節輪迴的農業生態。不好遠征的心理，與這種生態有關。
萬里長城是中華文明的象徵，一看就能明白，那是防禦性，而不是進攻性的標誌。
這個問題有待深入研究，但顯而易見，中華文明避免了遠征
即是自殺，被征服即是毀滅的命運。
那麼，鄭和下西洋比哥倫布早，卻始終沒有像哥倫布那樣對大洋彼岸產生領土要求，也不必讓我們覺得羞愧難言了。
我還曾以長城、鄭和，以及不好遠征的歷史，沿途反駁「中國威脅論」。
由此，我對中華文明何以延續至今的另一項感受，也就形成了：
六、中華文明延續至今，在外部關係上的原因在於一直因地理阻隔和農耕生態而並不過度熱衷於對其他文明的軍事遠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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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項感受中已經交錯着第七項感受，但第七項感受的完整獲得，要等到穿行過當時世界上最危險的地區之後。
那真是一段終身難忘的經歷，我想，還是先把第七項感受說出來吧，然後再補敘產生的原因。那麼：
七、中華文明延續至今，在內部關係上的原因在於一直沒有讓社會長期陷於整體性無序狀態。
我在那個地區，真正領略了整體性無序。這種無序對我是如此陌生，回憶自己以往的經驗，有過專制的秩序、極左的秩序、保守的秩序，我們一直努力想改變這些秩序，建立一種民主、理性、開明的新秩序，但從來未曾設想過，沒有秩序是怎麼回事。
我對整體性無序狀態的陌生，反證了中華文明的一個特徵。
中華文明的主體非常人世，因此總能伸發出一個個比較有效的社會管理網絡。這也許與農業社會的治水、管水有關，由於黃河、長江水系龐大，因此覆蓋廣遠，又由於水情年年有變，因此無可懈怠。後來，由農業水利生態上升為行政管理生態，產生了各種整合機制和監督機制，使整個社會不至於因無序而破敗。當然，中國人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例如接受極權、減損自由等等，利弊得失，各有短長。
這次我面對的無序，有些還與極權互為表里。那種極權並無建立秩序的力量，反而成了破壞別人秩序、最後破壞自己秩序的原因，從伊拉克到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都是如此。至於像伊朗、巴基斯坦那樣，對國土的管理能力薄弱，大片地域混亂不堪，結果成了恐怖主義分子、販毒集團的重要活動場所。我們眼前，由無序而上升為實實在在的恐怖的，是在伊朗南部，巴基斯坦北部，特別是阿富汗邊境這遼闊的地域。在德黑蘭工作的一位中國記者對我們說：「我在這裡已經十四年，也從來不敢到那個地區去。有一個北京的地質工程師和兩個外國同行坐飛機到了那裡，只是到郊外看地形，就被恐怖集團綁架，外國同行一個逃走了，一個在逃跑時被擊斃，他太胖，沒逃掉，在匪窟里搬了半年多彈藥，後來終於逃出來了，鬚髮全白，精神失常，現在還在北京養病。你們如果不信，我有他北京家的電話，可以打過去問問。」
當然，這位好心的記者沒有能勸住我們。我曾在伊朗的設拉子與妻子通過電話，她說，這個地名好難聽。但我沒有告訴她，在伊朗一般人心目中，我們接着要去的地方，更難聽，幾乎全是幢幢鬼影的所在，那就是克爾曼、扎黑丹等處，所有在伊朗工作的中國人都反對我們駕車過去。
到了巴基斯坦靠近阿富汗的奎達，我試圖與妻子通一個電話，
卻沒有接通。那個邊境小城的恐怖，現在是世人皆知了。
我當時在每天發表的考察日記中判定這是目前世界上最危險的地區，可能會有讀者認為是危言聳聽，直到「九一一」事件發生。
其實，我在日記中對這方面的描寫十分含蓄，一是為了保持住一個男子漢臨危不懼的筆底定力，二是怕嚇着了能夠在報刊間讀到這些日記的妻子。
但是，各地華文報紙的讀者還是能從我含蓄的文字間讀出一些端倪：
近兩個月內，在這條路上，已有三批外國人被綁架，最近一批是在五天前。剛剛又接到消息，就在昨天，扎黑丹地區三十二名警察被阿富汗的販毒集團殺害，作為對該集團一個首領被捕的報復。
上午五時起床，六時出發。克爾曼是個小城，剛離開幾步就是沙漠了。
這裡的沙漠從她形上就會讓人提起警覺：路邊有很多七八米直徑的不規則石墩、石台，像地堡。又有不少自然的石坑，像戰壕。
我們一直在這樣的一條路上行進，心一直懸着，設想着不久前三批外國人被綁架的各種情景。這些外國人現在都還關着吧，至少五天前綁架的那一批，他們會關在哪裡?
離開北姆不到一小時我們就遇到了沙漠風暴。只見一片昏天黑地，車窗車身上沙石的撞擊聲如急雨驟臨。
車只能開得很慢，卻又不敢停下，沙流像一條條黃龍一般在瀝青路面上橫穿。風聲如吼，沙石如瀉，遠處完全看不見，近處，兩邊的沙地上出現了很多飛動的小白氣流，不知預示着什麼。
處在這種風暴中最大的擔憂，是不知它會加強到什麼程度。車隊一下子變得很渺小，任憑天地間那雙巨手隨意發落。
沙漠風暴終於過去了，剛想鬆口氣，氣又提了起來：夜幕已臨，而眼前卻是一片高山!
兩邊的山巒猙獰怪誕，車道邊懸崖深深。沒有草樹，沒有夜鳥，沒有秋蟲，一切都毫無表情地沉默着，而天底下最可怖的就是這種毫無表情的沉默。
進入巴基斯坦後我們向一個叫奎達(Quetta)的小城市趕去。距離為七百多公里，至少也得在凌晨一時左右趕到。
這條路，據曼蘇爾醫生說，因為緊貼阿富汗，比扎黑丹一帶還要危險，至少已經險過緬甸的「金三角」，是目前世界上最不能夜間行走的路。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不可能等到明天，只能夜間行走。理由很簡單，邊境無法停留，而從邊境到奎達，根本沒有一處可安靜歇腳的地方，只能趕路。
危險的感覺確實比前兩天夜間趕路更強烈了。
這種感覺不是來自荒蕪人煙，恰洽相反，倒是來自人的蹤跡。
路邊時時有斷牆、破屋出現，破屋中偶爾還有火光一閃。
過一陣，這個路口又突然站起來兩個背槍的人，他
們是誰?是警察嗎?但他們故意不看我們，不看這茫茫荒原上惟一的移動物，因此故意得讓人毛骨悚然。
正這麼緊張地東張西望，我們一號車的馬大立通過對講機在呼叫：「右邊山谷轉彎處有人用手電在照我們，請注意!請注意!」我們朝右一看果然有手電，但又突然熄滅。
對講機又傳來五號車袁白的呼叫：「有一輛車緊跟着我們的車隊，讓它走又不走，怎麼辦?」
前面路邊有兩個黑色物體，車燈一照，是燒焦的兩個車殼。再走一段，一道石坎下蹲着三個人。這兒前不着村，後不着店，他們蹲在這裡做什麼?
正奇怪，前面出現了一輛嶄新的橫在路邊的小轎車，車上還亮着燈，有幾個人影。我們的心一緊，看來必定會遇到麻煩了，只能咬着牙齒衝過去。
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我們還沒有來得及沖，只聽驚天動地一聲巨響，五號車的車輪爆了。車輪爆破的聲音會響到這種程度，我想是與大家的聽覺神經已經過于敏感有關。其他四輛車的夥伴們回過神來，當然也就把車停了下來。這架勢讓那輛橫在路上的小轎車緊張了，立即發動離去。……
在我們換輪胎的時候，走來兩個背槍的人，伸出手來與我們握。我抬頭一看，是兩個老人，軍裝已經很舊，而腰上纏着的子彈帶更是破損不堪。
竟然是這樣的老人警衛着這個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段?我默默地看着這兩個從臉色到服裝都很像沙漠老樹根的老人，向沙漠走去。他們沒有崗亭，更沒有手機，有了事管什麼用呢?
我相信今天夜裡我們的車隊一定遇到了好幾批不良之徒，因為我想不出這麼多可疑人跡在這千里荒漠間晃動的理由。但我們躥過去了，惟一的原因是他們無法快速判斷這樣一個吉普車隊的職能、來源和實力，而車身上那個巨大的鳳凰旋轉標誌，又是那麼怪異。
半夜一時到達奎達，整個小城滿街軍崗，找不到一個普通人。
除了早晨在曼蘇爾醫生手裡拿到過一個煮蛋外，中餐和晚餐都沒有吃過。可能餓過了勁，誰也不想動了。
幾個夥伴一路在勸我，讓我一個人拐到某個城市坐飛機走。我說如果我這樣做，就實在太丟人。
夥伴們說：「你是名人啊，萬一遭難影響太大。」
我說：「如果被名聲所累，我就不會跨出歷險的第一步。放心吧，並不是所有的中國文化人都是誇誇其談，又臨陣脫逃的。」
我在這裡寫到的北姆，就是不久前發生慘烈地震的巴姆，成了全人類近年來死人最多的地方。當時我在那裡已感到極大的慌亂：一個除了灰濛濛一片泥土色便沒有其他顏色的所在，居所、道路、生態都像是剛剛從原始社會出來不久，十分簡陋，卻又已全然朽腐。無法想象是什麼樣的機構在進行着管理，遇到災難，幾乎是束手無策。
至於一路黑影、一路老槍、一路宵禁，現在知道，都與塔利班極端分子有關，與恐怖主義的基地組織有關。
我們能夠全身通過，十分僥倖，因為兩天之後，又有了激戰，
又有了外國人質被綁架。
回來後曾有人問「你們穿越這麼危險的地區，為什麼不帶武器?」
我回答說：「如果帶了一件武器，也算是武裝闖入，任何匪幫和地方集團就有了消滅我們的把柄。」
又有人問：「為什麼不向當地政府求助?」
我回答說：「他們那裡，警匪槍戰，很少有警察勝利的機會。連販毒集團都能輕而易舉地把幾十名警察全部殺害，更不必說像基地組織那樣的強勢武裝與僱傭警察之間的力量懸殊了。如果向當地政府求助，反而增加危險。何況我們根本不是什麼政府代表團，而是純粹的民間傳媒考察，沒有理由尋求特別幫助。」
「那可是毫無安全感啊!」提問者嘆息道。
我說：「平常的安全感靠什麼建立?靠我們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也能找到醫院、警局、旅館，或者通過電話找到相關的機構。但在那裡，完全沒有這種可能。即使見到一張笑臉，也懷疑是什麼恐怖組織的探子。」
在這種情況下，我每天都要在剛剛能喘一口氣的時候就見縫插針，既主持電視節目，又寫「秋雨錄」，還要寫一篇長長的日記發給世界各地的華文報紙，實在太難了，幾乎很少有睡眠的時間。往往是，我驚慌地看了一下四周環境之後剛剛拿筆，車隊裡的技師也在驚慌尋找安置衛星通訊設備的角落，然後滿頭大汗地調節。終於聽到他在叫我：「秋雨老師，通了，趕快!」我立即把才寫了一半的篇頁交給他，自己再屏住呼吸瘋了似的寫後面一半。
完全沒有時間看第二遍，更不可能鍛字鍊句。我想，這是由懸崖邊上的文化考察帶出來的懸崖邊上的寫作狀態。使命、知識、學問，連同文筆、修辭、節奏，全都逼迫成一種即時進發。即便可能有差錯或陋筆，也是來自於生命直覺的真實和寫作環境的真實，比躲在書房裡引經據典、反覆修改而得到的所謂「準確」，珍貴多了。幾個世紀前歐洲的探險家和考古學家遊歷非洲和中東，在記述上產生過很多差錯，但這些差錯的造成，本身包含着深厚的文化原因，所以也成了後代進行正面研究的重要課題。這麼一想，我也就放心了，只顧在生死一線間縱筆萬里。
說到這裡，我不能不再一次要對鳳凰衛視表示欽佩了。他們的許多精彩報道，都是以巨大的生命勇氣換來的。連沿途與我一段段合作的女主持們，也毫無畏怯。新時代最有力量的文化話語權，來自於生命邊緣的考察現場。
8
在印度，我集中考察的是佛教遺蹟，這又與中華文明有關了。佛教，不僅是古代印度的最高智慧，也是全人類宗教文化的極致形態。但是，早在十三世紀，佛教在印度已基本消亡。現在雖然還有餘緒可尋，但與土著的印度教一比，在體量上已到了微乎其微的地步，甚至還遠遠比不過外來的伊斯蘭教。
在一個地域之內，幾種文明的消長起伏不值得大驚/l、怪，但是偉大佛教的故鄉卻沒有能夠好生維護住佛教，卻是人間一大恨事，更是那片土地對文明的重大遺失。
細想起來，佛教所達到的智慧高度確實是一般民眾難以抵達的，茫茫人群由於時間的流逝漸漸對它敬而遠之，也屬正常現象。與它相比，作為中華文明主幹的儒家文化就出現了不同的後續狀態。
兩者幾乎產生於同時，兩千五百年前。後來，也都經歷過經院化錘鍊和權力化弘揚，成為氣勢如虹的東方文明標幟。但是，儒家文化遇到了一種聰明的社會設計，成為了全體書生問鼎仕途的惟一教材，於是演化成廣泛的生命化遺傳。
科舉制度有節律地選拔管理人才，這是中國社會沒有長時期失序的重要原因，也是絕大多數書生追求的人生出路。因此，作為惟一教材的儒家文化也就在無數人一代代的記誦、複述、闡釋中滲入大地，融入人格。這真是人類文明延續史上最不可思議的長篇傳奇。佛教以僧侶集團作為傳播網絡的格局，本也厲害，但與之一比，就顯得弱了。
由此產生了第八項感受：
八、中華文明延續至今，在固守精神主軸方面的原因是藉助於科舉制度使儒家文化成了一種廣泛的生命化遺傳。
然而，固守精神主軸，並不排斥多方聯動，包括與外來文化的聯動。在這方面，中華文明歡迎佛教文化的熱忱發人深思。事實上，現在佛教文化在世界範圍內的風光，主要還是集中在中華文明圈裡。
中華文明在正常情況下一般不會抵拒其他文明，更多的是努力尋找其他文明與自身精神主軸之間的同化可能。中華文明在吸納其他文明的時候，採取的是一種輕鬆的態度，不願意看到像「原教旨主義」那般的分毫必究、斤斤計較。以佛教而論，到了中國的信眾間就洗淡了走出家庭的色彩，或以藝術為魂，如敦煌、雲岡、龍門，或與山水為鄰，如五台、普陀、九華、峨眉，又有了禪宗那樣的中國智慧介入，成為一個很難脆折和斷裂的彈性結構。這種彈性結構，既是佛教文化的延伸，也是中華文明的延伸。這就隨之形成了第九項感受：
九、中華文明延續至今，在汲取外部資源方面的原因是採取了一種粗糙而又鬆軟的彈性態勢使各種文明成分大致相安無事。
任何「原教旨主義」都會抱怨，各種文化進入中國時間一長，都漸漸變得不純粹、不本真了。可能是這樣吧，但正因為如此，在中國也很難出現耶路撒冷式的「認真」。
9
就這樣，我在萬里歷險間獲得了有關中華文明的一系列感受。
如果要把這些感受再重新集中表述一遍，那就是，中華文明具有其他古老文明所不具備的一些綜合眭生命力，主要表現為??
在傳導技術上建立了一個既統一又普及的文字系統;
在傳導狀態上建立了一個對社會、對歷史的開放式對話系統;
在生息空間上沒有失去過一個遼闊而穩固的承載地域;
在精神空間上以中庸之道避免了宗教極端主義的嚴重灼傷;
在外部關係上因農耕生態而沒有過度熱衷於軍事遠征;
在內部關係上沒有讓社會長期陷於整體性無序狀態;
在固守精神主軸方面藉助於科舉制度使儒家文化成了一種廣泛的生命化遺傳;
在汲取外部資源方面採取了一種粗糙而又鬆軟的彈性態勢使各種文明成分大致相安無事。
很難說這些感受全部都是在考察途中形成的，但實地考察使
我淘汰了很多從小接受的讚美中華文明的慣用詞彙，在對比中找到了真正屬於中華文明的特質。對我本人而言，這是走向文明自覺的一項大工程。
不錯，我沿途見到的每一個古文明的廢墟都埋藏着各自極為深刻的玄機，我也試圖一一參悟，但參悟的終點，總是中華文明這似乎有點狹隘，卻又無可奈何。
我無法為了假裝胸襟無限，來掩藏自己的真情實感。
為此，我從尼泊爾的叢山間進入國境時產生了一個有關母親的聯想。本來，把祖國比作母親是一種做膩了的小學生作文題目，但我在如許年齡產生這種聯想，卻有另一番蒼涼之情。那就是，我們過去太不懂事，總是在左顧右盼之間責怪母親的諸多不是，一會兒是她缺少風度，一會兒是她不夠富裕，直到訪遍她同齡人的種種悲劇，才讓我從心底里默認：母親這一路走來真不容易!
中華文明的同齡者幾乎都找不到了，這次我只看到了他們潰敗的荒路、失蹤的山谷、隕滅的大漠，以及早已讀不懂前輩遺囑的成批遺孤，神色緊張而慌亂。這一切，延綿不絕，全在眼前，使我產生了對中華文明的遙遠認知，比寫《文化苦旅》和《山居筆記》時強烈得多。
這種認知帶有情感，而情感總是不公正的。因此，我至少還必須投入另一次大規模的實地考察，來矯正這次的不公正。新的實地考察，計劃尚未形成，地點卻已確定，那就是歐洲。這是一個能讓中華文明照見自身諸多短處的地方。我的考察重點仍在古代，因為只有古代，才能將各大文明的自在形態作互相比較。
中華文明只有在兩種不同坐標的輝映下，才能顯出立體而完整的形貌。
突然，從母親的比喻，我聯想到了自己真實的媽媽。媽媽，真是好久沒見了。她怎麼恰恰會在我萬里歷險之前，把我出生後穿的第一雙鞋子送給我的妻子呢?莫非，這裡真有某種宿命?多麼漫長的路啊，煙塵瀰漫、槍林密布，卻始終晃動着一雙軟軟的中國紅緞虎頭鞋。[1]
《信客》作者余秋雨簡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餘姚人，我國當代著名藝術理論家、文化史學者、散文家。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教授，上海寫作學會會長。辭職後繼續從事教學和寫作。主要著作有《戲劇理論史稿》（198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藝術創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識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山居筆記》（1998年，文匯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稱號，入載多部世界名人錄。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獲上海市出版一等獎，上海市文學藝術優秀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金石堂最具影響力的書獎。《山居筆記》獲海外華文文學最高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第一名。此篇《信客》選自《文化苦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