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一生第三卷3.3我能聽到》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我能聽到是余秋雨寫的一篇散文，出自借我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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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一家報紙的記者打來電話，說在前一天上海的分區文藝匯演中，我們學院的一些學生對不滿意的節目喝倒彩，破壞了劇場氣氛。報紙準備就這件事評述當代青年社會公德的淪喪，希望我也以院長的身份嚴辭批評幾句，使學院不至於太被動。
我問：「對於滿意的節目，我們學生叫好了嗎?」
記者說：「叫了。喝倒彩和叫好，都很大聲。」
我說：「那麼請你報道，我院長和學生完全站在一邊。劇場不是辦公場所，不是居民社區，本來就應該接受公眾的強烈反饋。莎士比亞怎麼出來的?就是由倫敦環球劇場的觀眾一年年歡呼出來的。整部世界戲劇史，都是由觀眾的叫喊聲篩選出來的。連戲劇學院的學生到了劇場也變得正襟危坐、不苟言笑，那還辦什麼戲劇學院!等着吧，過些天稍稍空閒一點，我會親自帶着學生到劇場去活躍活躍……」
記者在電話那頭沉默了好一會兒，終於輕聲說：「說得好，真沒想到!」
那篇評述當代青年社會公德淪喪的文章，終於沒有發表。
過了不久，一件真正的大事發生了。我接到報告，舞台美術系的一批學生到浙江一座小島上去寫生，與當地居民打群架，打不過，受了傷，已被羈押。當地有關部門要學院派人領回這些學生，並承諾對他們嚴加處分。
「當地有關部門的意思，拿着處分決定去，他們才放人。」學生處的負責人沮喪地說：「打架是互相的，我們也不能處分得太重……」
「不，這裡有鬼。」我說，「小島上，打群架?當地人多還是我們學生人多?我敢肯定是我們學生受欺侮了。立即向上海公安和浙江公安報案。根本不考慮處分，對於學生，我們的第一職責是保護!」
果然，是我們的學生受了欺侮，儘管欺侮他們的人群與當地政府有密切關係。在這種情況下，學院如果聽命於當地政府，那學生們就真的是求告無門了。因此我和同事們決定，以最親切的慰問儀式，到碼頭上迎回學生。那些纏滿繃帶拄着拐杖的學生本來是準備接受處分的，看到這番情景，熱淚盈眶。
從這件事情之後，我們學院的幾個領導人只要出現在學生聚集的場合，總會聽到一片歡呼聲。
這些事情，都牽涉到一系列觀念的轉變。我們自己的青春，已經在一系列陳腐的觀念下犧牲殆盡，因此，當我們稍稍擁有一點權力的時候，最知道要為觀念的轉變作出示範。時不我待，若不採取響亮的行動，一切都會來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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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在我擔任院長之前，社會上還曾掀起一個「左傾」的小運動，一些「文革」時期的大批判專家又在報刊上點名批判一個個
作家和一部部作品了。與此相呼應，不知哪個部門又嚴厲地管束起年輕一代的服裝、髮式來，例如規定男學生不准留鬍子，女學生不准留長髮，說鬍子和長發都屬於「資產階級自由化」，有的學校還請來了理髮師，要強行剃剪。但是「文革」畢竟已經結束，大家不願俯首帖耳了，我的一位女同學在南京任教，居然領着一些不願剃鬍子的男學生舉着鬍子茂密的馬克思、恩格斯的畫像在校內遊行，以示抗議，上級倒也是無可奈何。
上海的話題主要是集中在牛仔服上，一度居然有那麼多官員和文人堅信學生穿牛仔服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嚴重事件，強烈呼籲以嚴禁。翻開報紙，一篇又一篇雜文、小品文、隨感錄把批判的矛頭直指牛仔服，那種冷嘲熱諷實在嘆為觀止。有的說美國牛仔有大量犯罪記錄，搶掠淫蕩近似日本侵略軍;有的說牛仔服直接標誌着「垮掉的一代」，中國青年穿上了，證明杜勒斯「和平演變」陰謀正在實現;有的雜文家更是異想天開，說過去美國人把中國勞工說成是「豬仔」，現在又讓中國青年當「牛仔」，今後一定還會有「羊仔」、「驢仔」和「狼仔」;有的雜文家則獨闢蹊徑，說美國人自稱「約翰牛」，把中國青年當牛仔其實是想「討便宜」，用一堆勞動布換取了長輩的身份;也有雜文家比較抒情，提出了～個自以為很巧妙的口號：「喇叭褲吹不響中國人民新長征的進軍號角……」
就從這時候起，我對中國當代自稱繼承了「魯迅遺風」的不少雜文家，再也不敢盲目恭維。他們中的某些人，其實還是過去的大批判專家，只不過在腔調和形態上作了一點裝扮罷了。
這些大批判專家的共同結論是要大家堅決捍衛中華民族的服裝傳統，但他們又明確反對舞劇《絲路花雨》所傳達的唐代服飾的「妖冶」，因此只捍衛「中山裝」。他們所說的「中山裝」又不是孫中山穿的有很多紐扣的那一種，其實在我看來還是在捍衛「文革衣冠」。
這種大批判發展到後來連西裝也否定了，認為中國人流行西裝是崇洋媚外的「西崽相」。「為什麼不能讓歐美人士穿一穿孔子、屈原的服裝?」這是他們最得意的愛國主義語言。
幸好後來從可敬可愛的胡耀邦先生開始，多數中央領導人出場也穿了西裝，那些大批判專家才一時語塞。但是，中央領導人沒有穿牛仔服，大批判專家們依然對牛仔服惡語滔滔。我當時還不大了解牛仔服，但太了解這些大批判專家，又堅信時代已經變了，便到靜安寺的一家百貨公司買了一套穿上，再動員學院內外一些年輕一點的教授一齊穿上牛仔褲在各個校園裡大搖大擺，人稱「牛仔教授」。當時教授人數少、威信高，那些大批判專家也奈何不得。
這樣的事，等到我擔任院長，就不必做了。既然掌了一點杈』就用不着採取抗議形態，只須在行政行為中表明取捨愛憎就行。例如有一次在院長辦公會議上，一個幹部說到舞台美術系某青年女教師行為不端，居然在學生宿舍里與男友擁抱接吻，被一個學生在鑰匙孔里看到，這就為學生做了反面示範，應該批評。我對大學裡某些幹部喜歡查緝年輕人戀愛的嗜好最為反感，認為這種中世紀修道院式的變態窺視心理最容易扭曲校園裡正常的青春氣韻，因此除非不讓我聽到，只要聽到，我總會抓住不放，予以呵斥。這次我又一次抓住了，而且與往常一樣問明了真相，然後在辦公會議上說了一段話，這段話後來在校園裡引起很大的反響。我說：「女教師談戀愛，天經地義。我作為院長無法分配給她一間單獨的宿舍，恥辱在我，而不在她。對於那個在鑰匙孔里偷看人家的擁抱接吻並來匯報的學生，應該給予口頭警告處分，責令今
後不准重犯。如果重犯，必定嚴加懲罰。哪個教師或幹部如果唆使學生去偷窺別人隱秘，也將受到處分。請把我的這段話，傳達到全院所有的中層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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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系列做法終於被一些學生誤解了，他們以為我總會偏袒他們的一切調皮搗蛋行為，於是，活躍了的校園漸生邪惡，而且傳染速度很快。
這便是我一直擔心着的一個悖論。「又打群架了!」學生處負責人向我報告。這個「又」字，使我回想到浙江小島。
這次的事情發生在女生宿舍。一間宿舍里住了六個表演系的北方女學生，五個已經有了男友，談笑不離戀情，一個沒有，無法參與談笑，卻與帶班老師有過幾次長談。五個女生懷疑她去「告密」，聯想到我反對學生窺探他人隱私向老師報告的往事，以為可以不必麻煩院長，應該由她們來懲罰，便把拳頭伸向了那位無辜的女生。
五人一旦出手，也就變成了一場顯示拳腳功夫的比賽，結果，那位被打的女生被送到華東醫院，醫生一看那累累傷痕便驚叫起來。
我一聽就憤怒極了。毫無理由地五個打一個，而且出手如此兇狠!當事情越出了人道的邊界，我怎能寬容?
更何況，她們才入學不久，而我們學院根據藝術專業的特殊性，第一年本屬試讀。表演系主任看出了我內心的決斷，不斷求我網開一面，只作違犯紀律處理，「記大過」、「留校察看」都可以，卻不要……
我知道他們的意思，只要不開除，怎麼都行。理由是，她們都還年輕，不要影響她們一生。
我搖頭。從事藝術的人竟泯滅天良，恣意傷害，這個風氣不予阻止，整個學院在人文層面上將不可收拾。我們走過無力抵抗傷害的漫長歲月，現在要以行動證明，這個歲月已經結束。
我與學院的其他領導人反覆商量，一致同意：五個打人女生全部開除。考慮到表演系提出的「不要影響她們一生」的請求，我們又規定，開除的處分不記入檔案。
開除這五個女生之後，我專向全校學生作了一次報告，主要不是說學校紀律，而是論述藝術和人道主義的關係。
在這之後，我還簽署開除了一名男生。
那天傍晚，我到學生食堂用餐，無意中看到一個無法容忍的場面：一個男學生與食堂賣飯的一位年長女工發生了爭執，這個學生竟然把一碗滿滿的稀飯，蓋倒在女工頭上!
幾天後，我在大會上向這位男生講述開除他的理由：「第一，你是青年，她是長輩第二你是男人，她是女人;第三，你是大學生，她沒有文化??憑着這三點，你還這樣做，非開除不可。」
在一次次處分學生的過程中，我陷入了深深的苦惱。我們過去多麼希望年輕的生命能夠排除一切高壓強力，勃發出燦爛的生命光輝和藝術光輝啊，但當我們千辛萬苦地做到了這一點，竟發現勃發出來的有一半是邪惡。在校內我暫時有權整治，在校外呢?邪惡既然已形成了一種勃發的勢頭，靠我們的處分能夠阻遏得了嗎?如果這些新起的邪惡與社會上殘留的歷史邪惡合流交會，將會出現什麼情景?如果這些邪惡不以拳頭或稀飯的形態表現出來，又將會形成什麼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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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苦惱的是，我們的處分那么正義，卻也保留着一些疑問。
很多年後的一天，我在北京一個傑出人士雲集的場所喝酒，一為可愛的女士恭敬地稱我院長，並把她的丈夫介紹給我。暢談中，他們思路清晰、體察世情，讓我精神陡振，便向那為女士是哪一屆從我們學校畢業的，她說：「院長，我就是被您開除的五個女生中的一個。」
一次去上海，朋友到機場來接，順便說起還有我的一位學生細細追問，終於明白，他就是被我開除的那個男生，現在是一家公司的本分職員。
我在交談中問過他們對當年開除的看法，他們都說，那個處當然，沒有錯。
但是，就在與他們「重逢」的前後，我還遇到了當時學院裡的幾個優秀學生，與他們一對比，心情就複雜了。
例如，那個依然英俊的學生我給他頒過獎，畢業後多年不見，卻在飛機上遇到了。他很繁忙，也很得意，沒說幾句話就已經告訴我，他在省文化廳負責創作。問他參與了I哪些創作，他報了八九個劇名。
我問：「這樣的戲，聽起來都比較『左傾』保守，能做好嗎?
他說：「幾乎所有的大獎都得了。全省的，全國的。」
我問：「有觀眾嗎?」
他說：「也有一些。以送票為主。」
我問：「有自己來買票的觀眾嗎?」
他說：「這很少。」
我問：「多少?」
他遲疑了一下，說：「每場十五六個吧。」
我問：「每場戲演幾場?」
他說：「兩三場吧。」
我問：「每個戲該有多少投資?」
他說：「幾十萬。最花錢的是那麼多人要浩浩蕩蕩進北京，去演一場，這要另行撥款。」
我問：「為什麼非去不可?」
他說：「為了評獎啊。去北京前，還要把那麼多評委一個個請來『預審預看』，一個個伺候，那也很花錢。」
我問：「這麼多的錢從哪裡來?」
他說：「政府的文化經費，再加上政府指定的企業贊助。」
我問：「這樣的事，你為什麼不阻止?」
他奇怪地看着我說：「老師，這沒法阻止。得獎是部長、廳長他們的政績啊，每個省都是這樣。」
我看了他一會兒，心想這也是他的「政績」。在文化經費缺乏，戲劇瀕於消亡的情況下，他們卻一年年堂而皇之地聯手抽取巨款，去騙取「政績」，這與巨貪劇盜何異?他剛才分明還說，這次他是去承接一個「藝術節」的幾個演出項目，款項巨大……這便是我的優秀學生。這樣的學生還有多少?他說了，每個省都是這樣。
正因為是優秀學生，畢業分配之後立即獲得重用，管轄着一個地區的創作;正因為是優秀學生，熟悉專業話語，給一大堆文化欺騙行為以專業支持……
我們當初開除的，是另外一些學生。
那天在飛機上與那個學生談完話，我產生了一種幻滅感。其實我對近年來各省的文化行為已有強烈的負面感知，卻一直不敢承認，有我的很多學生混跡其間。現在，在一萬米的高空，終於把真相揭開。
仍然是一個包含着巨大自嘲的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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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悖論發生在教學中。
在當時，中國大陸高等教育面臨的各種兩難境地，是現在的大學校長們無法想象的。
首先是必須把所有的高校教師從長久的災難和屈辱中解救出來，提高他們的地位，恢復他們的尊嚴;但另一方面又必須同時告訴他們，由於幾十年的耽誤，他們絕大多數未曾建立起正常的專業知識結構，又不知道當代國際學術走向，因此基本上不符合高校教師的標準。
我知道，這種「拉一下又打一下」的手法有點殘忍，卻是歷史轉折處兩種需要的必然碰撞，無可避免。我幾乎不敢正視很多老師的眼神，其中包括許多我自己的老師。
於是，上午，我在全校大會上明確宣布，學校的主角是教師，而不是幹部，更不是工人，強令今後學院的上下班校車內，所有的青年工人必須為教師讓座，特別是為中、老年教師讓座;下午，我卻以同樣嚴厲的口氣在教師大會上宣布，全校在業務上基本不合格的教師，超過五分之四。
我說這些重話的時候，眼睛先看禮堂遠處的牆壁，然後虛虛地掃一眼全場，便把目光掃到講台的桌面上。桌面上其實沒有講稿，但我要假裝有一份講稿存在。我的口氣很權威，但心裡還是很脆弱，怕在會場裡看到什麼。
其實，五分之四這個比例是經過嚴密調查計算出來的，但總有不少教師、幹部覺得不可思議。後來在報紙上看到中國科學院院長周光召先生說，連堂堂的中國科學院內，合格的研究人員最多也只有五分之一，我的心就踏實了。
在報上看到這樣的報道時，我就強烈地感到，世上最驚人的是真實，最感人的是說出真實。中國已經有人敢於這樣說了，一切都有了希望。那麼，我又何必躲避老師們的眼睛呢?
合格的教師不可能從天上掉下來，不合格的教師更不可能全部請出去。因此，當時睢一的辦法是讓全院所有的課程全都經受檢驗，讓教師們知道自己所開設課程的差距，然後重新學習，重新開課。
誰來檢驗呢?我覺得首先是學生。我相信，任何不好的課程在根本上是不可忍受的，除了強力安排外，青春的生命不可能一年、兩年地忍受貧乏與無聊。我更相信，在人文科學領域，一切出色的作品、觀念和課程具有一種天然的吸引力，足以控制大量稍稍低於自己的接受者。因此，我決定學習國外，由以前永遠處於被考試地位的學生，為每門課程打分。
但是我當然知道，課程光讓學生來檢驗是遠遠不夠的。在改革的聲勢已經形成之後，我又快速地組建了一個「老教授聽課組」，聘請那些剛剛退休的教授、副教授，每天來聽課，也給予打分。被聘老教授白髮蒼蒼夾着打分圖冊列隊進入教室最後一排坐定的情景，成了一種威嚴的儀仗，對講台上的教師和講台下的學生都形成壓力。我想，這種壓力可以與學生評課的壓力構成制衡。其實，「老教授聽課組」的設置，更出於我的一種心理機謀，
當時不能公開，現在說出來也不大好聽。簡單說來，這是一種「利用」。我當時就明白，退休的教授、副教授根本不可能聽遍全院的課程，哪怕是重點課程;我更明白，這些老教師大多專業偏窄、知識陳舊，很難成為其他老師開設課程的裁判者。但是，我看上了他們在「教學倫理」上的輩份。當我們的教學改革措施1央速推出，廣大教師已經從吃驚、緊張發展到抱怨，他們的心理承受能力漸漸接近極限，一旦有人帶頭反抗，教學改革很可能崩盤。在這種情況下，讓學院裡輩份最高的老教師們夾着打分圖冊在校園裡轉悠，客觀上成了我們的一支派遣隊，穩住了學院的輿論。我相信他們能發揮這種功能，因為教改的本質是向昨天挑戰，而這些老教師卻比其他教師更有資格代表昨天，甚至前天。如果其他教師為了捍衛昨天而反抗，這些老教師就會站在他們的背後輕易地讓他們繳械。這個設計有點「陰險」。
那麼這些老教師願意充當這樣的角色嗎?當然願意。對於一個退休群體來說，最看重的已不是觀念，而是自己是不是被尊重，特別是被現任領導的尊重。他們把參加「老教授聽課組」當作一件大事，更何況，我們還向他們支付不低的「聽課津貼」。
這件事當然不可能長期延續，因為老教師和新課程之間的隔閡只會越來越嚴重。我所需要的就是這一階段，只要讓全院度過教學改革的首度心理危機，以後就不可能再有崩盤的危險。
因此，這是一種名副其實的階段性利用。我知道在行政工作中為了某種目標可以使用一些計謀，只要這種目標正當就成;我覺得抱歉的是，居然一直沒有向聽課和被聽課的兩方面教師說明我的真正意圖。尤其是對那些白髮蒼蒼的老教師，只讓他們一天天在校園裡走着，還讓他們以為受到了特殊的尊重。那麼，諸位老師，請接受我十七年以後的道歉。學生打分和老教授聽課這兩種力量制衡了八個月之後，真正的權威登場了，那就是學院教務處制訂的「全院各專業應設課程總目」。一共九頁，印了很多，廣為散發。
所謂「應設課程」，是我會同各系主任和專業骨幹經過反覆研究精選出來的帶有理想性、引導性的課程結構，研究時參照了國外和台灣地區同類院校的課程設置。這些課程，學院能夠勉強開出的，大概只有一半，另一半要逐步建立。
所有課程，都按照重要程度標出學分。重要的學分高，不太重要的學分低。這就是學院對於學生自由選課作出的指導，使他們在自由中懂得主次，也使一個高等教育機構保持了應有的專業高度。有些課程艱深而又重要，很可能使不少學生怯於選擇，那麼就用很高的學分來吸引。
這麼一來，不久前還在為獲得選擇自由而歡呼雀躍的學生們開始皺眉，他們終於發現自由的選擇其實也就是艱難的選擇。艱難什麼?艱難於自由本身所包含的規則，艱難於他們對自由中的自我和規則中的自我，都不認識。
現在說這一些，也許很多學生和教師都會訕笑我對於學分制常識的嚕嗦表述，他們真是讓我羨慕。須知在當年，我們的試點在人文學科的教學領域似乎還是全國領先，因此風險重重。大多數教師不可能喜歡這一套，大多數學生也都從開始的喜歡轉向放棄喜歡，上級領導機構對這樣的問題不會具體表態，一切都靠我們這些人擔待着。我當時心中想的是，即便千難萬難，也不能走回頭路了。
我在大小會議上不斷向教師們論述，我們所採取的這些措施，看似針對他們，其實是針對着幾百年來中國文化的低效化迷誤，以
及幾十年來中國高教的傳染性衰變。如果不痛切阻斷，我們將會長時間陷於黑洞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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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不會因為這些悖論和艱難，否定自己這麼多年的任職。
我從來沒有後悔，把兩千多個大好時日投擲在自己的學術研究之外。
也許學院終究無法擺脫循環往復的悲劇宿命，而我，卻成了另一個人。
在擔任院長之前，我的經歷已經堪稱豐富，但還未曾有過一段完整的時間，幾乎不考慮自己的事情，而是承擔起一個龐大群體的全部凶吉禍福。不是像在農場時那樣僅僅帶着一隊人勞動，而是在冰河初裂、處處拮据的困境裡，實實在在把一個重要文化院落的大小事務都管起來了，把那麼多教師、幹部、職工和他們家屬的名譽、工作和收入都管起來了，把那麼多學生的培養、教育和前程都管起來了，這對一個自由知識分子而言，實在是一種難言的體驗。
那時我已搬到位於龍華的教師宿舍居住。分配時大家都不要二樓的房，說是全樓的衛生管道都在二樓轉彎，經常堵塞泛濫。我想，有問題總要解決，我是學院領導，最叫得動總務部門的修理工，應該由我要下大家都不要的那一套。沒想到問題的嚴重性遠遠超過我的預計，在我任職的六年間，每星期至少有兩次衛生管道的堵塞泛濫，不知修理過多少回都毫無辦法。這種情景現在想來簡直不可思議，但龍華宿舍的老住戶們一定都還記得。
為什麼就修不好了呢?真是奇怪。
我想過很多土辦法，例如一次次地用各種沙袋堵馬桶，但一遇泛濫次次失敗。那時我會敲幾家的門，請他們一起來搬運我底層書架的書，免使它們被淹。我也想過能不能底層書架乾脆不放書，就像把洪澇地區的居民永久搬遷?但我的書實在太多，清理不出其他地方安頓，而且我那時已經忙得完全沒有時間清理，只能在水漫金山時突擊搶救，搶救這些被主人冷落已久的可憐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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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裡已經裝了電話，時時鈴聲不斷，全是公事。
這天傍晚剛進門，就接到靜安區區長韓士章的電話，與我商討我們學院南京西路宿舍動遷的問題。韓區長也剛由醫生從政不久，腦子夠用，我們兩人都怕被對方看成是書呆子，互相開出的條件越來越苛刻，一個電話打下來十分勞累。
與韓區長通話中我發現，有幾個具體的技術數據必須問學院的房產科長。房產科長家當時還沒有裝電話，就在對面另一幢樓的六樓，我得立即親自上門去問，以便應付明天上午的正式談判。一層層爬樓要經過很多人家門口，過去我在樓道間習慣於低頭快步，現在不行了，成了院長見人都要打個招呼，還要停下來說一會兒話，說話的口氣又不能是敷衍。那年月，一句敷衍就會讓敏感而又老實的教師難過很久。
見了房產科長，我問完要問的事情，他又告訴我明天法院開庭，有關我們學院與外單位的兩起房產糾紛，一起是被告，一起是原告，我是法人代表，因此法院門口的開庭布告上我的名字已經出現了兩次。我匆匆問了案情，又問了所請律師的名字，希望爭取勝訴。
說完回家，在門口就聽到電話鈴聲。趕緊開門，一聽是市政府辦公廳打來的，要求立即趕到康平路開會，朱?基市長要找幾位高校校長談話。司機在隔壁一幢樓的底樓，我去敲門，然後發動汽車。朱市長今天主要了解大學生的伙食管理問題，談完，又留下我詢問上海戲劇學院有沒有可能搬遷到浦東，因為浦東開發中還缺少一個響亮的文化項目。我說我們學院還受到北京國家文化部的管轄，估計他們不會同意。後來朱市長每次開會發現我不在，總會自己解釋一句：「哦，他是直屬北京的。」
從康平路回來，九點半。我正在翻閱學院內幾家校辦工廠的經營報表，電話又響了，拿起來一聽，聲音很輕，是我樓上的一位教師到四樓一個企業家家裡借電話打來的，他說：「院長，你說話輕一點，現在你的門口有三個女學生睡在地上，準備睡通宵，讓你明天早上開門一見受感動。」
「她們有什麼事要讓我感動?」我問。
「我已經問過了。她們中的一個，就是去年被你開除的，今年想重新報考，表演系不接受，只好直接找院長了。其他兩個，是陪她來的。我勸她們回去，勸不走。」那位教師說。
我一聽就笑了，心想這真是喜歡採取極端行動的一代。打人極端，現在用這種方式來懺悔，來表達對專業的虔誠，仍是極端。我準備立即開門勸她們回去，有事到辦公室再談，但人家已經做到這個地步了，我總得表示一個傾向性的意見啊。
一想意見，我的思緒就更加明確了。任何處分都有時限，去年我們規定開除的決定不進檔案，就是要免除一種沒有時限的懲罰。表演系的領導去年不同意開除，今年又不同意復招，都是沿襲了以往的思路，我們應該把這種思路扭轉過來。想清楚了，正準備開門找她們談談，不好，馬桶又泛濫了，而且勢頭很大。我連忙開門，拉起那三個睡在門口的學生，請她們幫我搶險，再去呼喚精熟此道的兩位鄰居。三個學生一見險情身手矯健，一邊通堵，一邊舀水，一邊搬書，鬧騰了一個小時左右，大致解決了問題。我對她們表示深深的感謝，並告訴她們，重新報考的問題我明天就會與表演系和教務處一起研究。她們高興地離開之後，我又聽到敲門聲，開門一看是一位老教師。他說，他家窗口的晾衣架已經鬆動，通知過總務處來修理卻一直沒來，「我人輕言微，只能麻煩你院長親自給他們打個招呼。颱風季節即將來臨，晾衣架一旦脫落砸在人家頭上可不是鬧着玩的，人命關天，人命關天啊!」他用誠懇的語調說得非常宏觀。
「是的，人命關天。我明天一定告訴總務處。」我說着把他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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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已是半夜十一時。我想明天上午事情一大堆，該睡了，但居然，又聽到了輕輕的敲門聲。
這次是一位年長的幹部，我剛開門他就迅速把身子閃了進來，而且回身把門關緊了，這使我覺得非常怪異。他抱歉地說：「這麼晚了，真不該打擾，但我看到你窗子還亮着燈，剛才又送走一個人，所以就來抽你一點空。因為事情緊急，事情實在有點緊急。」
說了半天才明白，原來他家住在底樓，有一個小院，隔壁住了學院後勤部門的一個工人，也有個小院。這幾天，那個工人天天晚上在院子裡挖洞，一直挖到深更半夜，現在還在挖，影響他睡眠。這道理很明白，但這樣的事情顯然不必直接來找院長;他感到緊迫的是，那家挖洞幹什麼?「日本人並沒有進村，肯定不是為了打地道戰。我在報紙上讀到過一個案件的報道，一個罪犯用挖地道的方式搶了銀行和金庫，因此我們也必須提高警惕。」
大家在鬥爭的年月生活久了，總能在別人身上發現大量疑點。前兩天一位女士向我報案，說她去華東醫院看病時看到她以前的一個戀人與醫生神秘地點了點頭，這個醫生開的藥她吃了以後發覺渾身不舒服，因此她懷疑有詐，要求驗方。醫院以她投訴的理由不充分，沒接受，她要求學院出面與醫院聯繫。怎麼辦呢?只能聯繫，驗方，當然無毒。
今天的事，照理確實應該交付保衛科處理，但我憑直覺和好奇親自敲開了挖洞人家的門，渾身汗水泥巴的工人見院長半夜來到吃驚不小，立即推斷是自己的施工聲騷擾了四鄰，連聲檢討。
我到他院子裡看了看，問：「有自來水，為什麼還要挖井?」
工人憨厚地笑了，說：「我是在自製空調。用井下的涼氣，家裡氣溫能降下八度，省錢，又環保。」
他結結巴巴地給我講這種自製空調的技術原理，但顯然不會表達，很難聽得明白。有一點倒是明白的：這是一位愛動腦筋的工人。我關照他夜間不要影響別人，然後與他握手告別，回家。
可以聽到哪家老式掛鐘的敲打聲，十二點。
我回到自家門口深深吐了口氣，摸鑰匙開門。一摸，糟了，剛才那位幹部神秘地踅進踅出，使我沒把鑰匙帶出來!
惟一的辦法，是從前面攀上二樓的陽台，砸碎一塊靠近門把手的窗，把陽台門打開。我下樓繞到前面細細查看了一番，發覺司以先爬上一個腳踏車的車棚頂，再跨上樓下宋光祖先生的院牆，最後翻上我家陽台。憑我的身手，做這一切並不難，但我又擔心爬到一半驚擾了誰，然後在陣陣喝問聲中被抓下來。披衣而起的鄰居們發現是我一定會萬分詫異，我在尷尬的姿態下所做出的尷尬解釋必然讓他們更加尷尬。
如果不是這樣，我悄沒聲兒地完成了全部過程，沒有被任何人發覺，那我又會覺得有點恐怖，因為這證明我日常的居住安全毫無保證。稍稍身手矯健一點的人都能快速地登堂入室，這倒是怎麼回事?
想來想去，為了避免嚇着了別人或嚇着了自己，必須找一個人來「見證」這個爬牆行動。最合適的人選是住在前一棟樓里的院長辦公室主任葛朗。深夜敲門雖不妥當，但畢竟是院長叫院長辦公室主任「辦公」，勉強還能屬於「本職工作」範圍。
睡眼惺忪的葛朗一見是我立即清醒，我把他拉到爬牆現場讓他做個見證。葛朗堅決阻止我爬，說如果真要爬那一定是他的事。我說，他身體比我更胖、更高、更重，爬起來一定沒我輕捷。他說，身為院長辦公室主任竟然眼看着院長親自去爬牆，一定是最嚴重的失職，天理不容。說着他已經爬了起來。
可憐這位戴眼鏡的哲學教師在半夜時分貓着腰做起了近似竊賊的動作，我看他終於爬上了我家的陽台，又在陽台一角找了一塊磚，悶聲一砸，窗破了，倒也沒有鬧出太刺耳的響聲。他從破洞裡伸進手去，扭開門把，進去，把正門打開。我已快步奔到正門口，對他深表感謝。他搓了搓手，撣了撣農，說明天會派人把窗玻璃配上，就走了。
我關上門，本想洗洗就睡，卻坐在房間中央發起呆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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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房子，是家，只有我一個人，我卻當了一個很大的家。在
這最小的家和最大的家之間，我似乎遺忘了另一個家，爸爸、媽媽的家。
剛才在盤算要不要爬牆的時候，我倒是想過另一個方案，不爬了，回到爸爸、媽媽家去，那是我遇到麻煩時躲身的最後港灣。但是，這個想法立即就否定了。從龍華回海防路，沒有直達的公共汽車，可以坐104路，到新閘路下車後再步行三站地。104路倒是通宵有車，但午夜過後要隔很長時間才能開出一輛，我如果等到，搭上，到新閘路再步行，趕到爸爸、媽媽家大概要花一個小時左右。爸爸、媽媽家裡沒有空餘的床位，我這樣一去一定會把兩位老人家騷擾得不知所措、手忙腳亂。
我爸爸當了十年「打倒對象」，人家還以為是一個什麼級別的官員，其實最多也只是相當於科級罷了，比我現在取得的級別低得太多。但是這次他清楚地看到了，那個原來在他心目中簡直是山高水遠的「領導幹部」職位落到他兒子身上之後，還需要他花費多大的精力。
首先是分到龍華的住房後需要最簡單的裝修，例如需要在毛坯牆上糊一層紙，需要在水泥地上塗一層漆。當時整個上海還找不到裝修公司，一切必須自己動手。糊牆和漆地的事，由我、爸爸和小弟弟完成。當時，爸爸已經六十多歲，他用廢報紙做成尖帽戴在頭頂站上凳子去糊牆的一剎那，不知是不是想到了二十年前同樣戴着尖尖的紙帽站在凳子上挨斗的情景?
裝修完了是搬家。我書多，請幾個朋友一起綑紮了幾天，又向學校借了一輛大卡車，來回搬運。爸爸和幾個弟弟全在車上，這邊傳上去，那邊傳下來。爸爸仔細，不時點數查看，以防遺漏。當最後一車書運走後，萬航渡路一四。弄五號的舊屋裡只剩下我一個人在收拾廚具。看到幾個碗沾滿灰塵，想拿到自來水龍頭那裡洗一洗，誰知剛才搬書搬得太乏力了，一個碗沒抓住撞碎在自來水龍頭上，我下意識地伸手去接，立即在右手掌上割開一道又深又長的口子，血流如注，整個水池頃刻一片紅色。
我立即抓過一條毛巾，用左手捂住傷口，去找醫院。最近的醫院是華山醫院，但沒有公共汽車能夠抵達，而當時的上海很難叫到出租汽車，惟一的辦法是自己走去。應該奔跑，但我這個人受父母影響，從小怕驚擾別人，只以比普通行走快一點的步伐捂着手行走。到靜安寺附近遇見我們學院吳瑾瑜先生的夫人，吳夫人見我這個樣子關切地問我怎麼回事，我只輕描淡寫地說割傷了手，去醫院包紮，她問要不要陪我去，我說不必，她關照我幾句與我告別，但低頭看見一路上都是我留下的血滴，立即又轉身跟了上來。吳夫人陪我走了好一段，直到在烏魯木齊路口遇到了學院醫務室一位叫卜羊根的先生，交代好才離開。卜羊根把我直送到醫院急診室，不停地懇求醫生：「我們這位老師是寫文章的，一定要把他的右手保留住!一定要把他的右手保留住!」
我知道事情還遠沒有到這個地步，只是我的流血量把卜羊根嚇壞了。結果，右手掌縫了八針，留下了終身性的傷疤。縫完針的一段時間，我生活不能自理，只能住回海防路爸爸、媽媽家，由兩位老人家照顧我。
爸爸、媽媽從這件事，警覺到我在日常家務上的狼狽，過幾天總要來我的宿舍，替我買米買菜。我們宿舍雖叫龍華宿舍，離龍華小鎮還有不短的距離，因此爸爸、媽媽扛着買來的東西要走好一會兒。媽媽總是考慮到爸爸有糖尿病，讓他提較輕的菜籃，而她自己在肩上馱着米口袋。回到宿舍，爸爸洗菜，媽媽下廚，等我回家。
10
那個年代，中國大陸私人生活的窘迫是共同的。但是，又依稀出現了某種改善的信號。
當時還無法設想，一個人能夠靠自己的力量改變自己的生存狀態。我們總以為，只有集體改變了，個人才能改變。
為了提高全院教師的待遇，讓他們能在沒有後顧之憂的情況下安心工作，我們把不少精力花費在「校辦工廠」上。
校辦工廠，這是政府鑑於教育經費奇缺而倡導的一個補救措施，倡導的方式是免稅。可惜當時很多學校的領導和教師不知道「免稅」這個概念意味着什麼，心底里還瞧不起任何經濟行為，只是一味等待着北京撥款。
我和我的同事們倒是聽懂了，相信「免稅」的政策能吸引不少會辦廠的合作者。我自從上任以後就發現，國家撥給我們的辦學經費只能勉強發放教師和職工的薪金，其他什麼事也幹不了，這怎麼能夠有效地推進我們的改革計劃呢?因此必須在「校辦工廠」上下點工夫。
我們學院的「校辦工廠」最多時發展到九家。最好的一家是玻璃試管廠。原來全國各中學的化學課都需要有實驗試管，每個學校需要量很小，品種卻很多，沒有一家玻璃廠願意承接這樣麻煩的小活兒。然而，如果把全國各中學的需要集中起來，再把各種試管進行分類歸併，找相應的玻璃廠，廠方就非常樂於接受了，它們本來也正找不到成批的訂貨。因此，我們學院的玻璃試管廠其實是一個中介公司，在當時，實在是一種迫切需要。我完全沒有從商經驗，但對於事情有一種最質樸的邏輯判斷，知道哪一種行為來自社會的真實需求，哪一種行為只是拙劣幻想。
政府鼓勵「校辦工廠」，除了試圖補充教育經費外，還想藉此分流教師隊伍，讓一些不適合講課和研究的教師去工廠。但是一系列事實證明，不合格的教師基本上也管不好工廠，一切大事還得由我們自己來作判斷。如果我不出面，也必須由副院長榮廣潤、孫福良和院長辦公室主任葛朗過問。人世間的大判斷，不分行業。
九家校辦工廠的經濟效益，除了學院留存外，主要以「獎金」的名義發給全體教師作為津貼。我們學院經濟最好的那些年月，教師每月的津貼是上海同類高校的兩倍，是北京同類高校的四倍。這種經濟優勢，使得所有的教師都不願離開，這就成了我們採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基礎。否則，人心渙散，大家想走，一切主動權都不在領導者手裡，哪裡還談得上改革?
11
我們學院終於成了全國高教系統中人均收入增長最高的學校。接下來，我們開始着力打造校園環境。這對教師而言，是對他們過於侷促的私人住所的變相衍伸;對學生而言，是對他們領受藝術氣質的環境營造;對我而言，則是對自己美學課程中關於各種審美因素互動理論的具體實踐。
在我們上任之時，校園的環境實在有點可怕。
校園本來不大，好心的各屆前任領導企圖把學院建成一個「萬事不求人」的完備小王國，各個部門趁機擴充自己的勢力範圍，結果整個空間很快就被臨時搭建的房舍撐足了，一片擁塞，滿目無序。
最為壯觀的是各色各樣的倉庫：這兒是課桌椅倉庫，那兒是金屬倉庫，轉彎是玻璃倉庫，背後是磚瓦倉庫，正在修理的是電器倉庫，剛在建造的是工具倉庫，而且每個倉庫都在擴充，例如課桌椅倉庫分成了新庫和舊庫兩座，新庫儲藏沒用過的課桌椅，舊庫儲藏有待修理的殘損課桌椅……
我一座座看去，身邊還有不少工作人員來求情，希望自己的倉庫擴充人員編制和資金投入，又有人要求新建別的倉庫。這種景象，讓我想到現代物理學中「熵」的概念。滿足一切無序要求的必然結果是製造更大的無序，直至漲死、亂死、纏死。
看上去最混亂的問題，其實最容易用乾脆的方法解決。我在察看過全部倉庫後找來總務處長談了一次，便與兩位副院長商議後作出決定=立即拆除在校園內搭建的八大倉庫和它們所屬的十幾個小倉庫，一個不留。
我在院長辦公會議上說：「離學院後門幾百米處就有金屬商店、玻璃商店和電器商店，我們隨時可以去購買，為什麼要自立倉庫?新的課桌椅，立即換到課堂里去，壞的課桌椅能修則修，不能修的立即當作廢舊木料處理掉，藏在那裡幹什麼?」
我還規定，八個大倉庫和卜幾個小倉庫拆除後，全部人員回到總務處競爭上崗，倉庫原址全部改建成草地和花壇。我說：「我們學院的舞台美術設計教師能把十七世紀的英國園林、十九世紀的俄羅斯莊園打扮得美不勝收，為什麼不能把我們自己的教學環境打理得更美一點呢?」
那天，校園裡充滿了轟隆轟隆的龐大建築物的拆卸聲，拆卸現場塵浪滾滾，蓋臉嗆鼻，但師生們並不躲避，只用手指遮着鼻孔聲聲歡呼。
一個月後，草坪、樹叢、花圃出現了。
三個月後，雕塑、石徑、庭廊出現了。
半年之後，我敢於請白先勇先生、栗原小卷小姐、郭寶岜先生、吳靜吉先生、王潤華先生遠渡重洋來玩玩了。
12
到這時，上至國家文化部、上海市政府，下至學院內的各部門，都一致認為我具有「極強的行政領導能力」了。
現在回想起來，我的行政能力，主要來自於「直接法」，即認清目標後立即抵達，一步到位，不為任何理由轉彎抹角，或拖延廝磨。
這種方法最能袒露行為的目的和本質，難以被無聊程序和複雜關系所遮蔽，因此也最能讓自己的內心被大家所透視。我認為，官員的親民舉動，有多種表現方式，但主要是靠每一個行為被民眾的直接理解、透徹感受。一個單位的凝聚力，也由此產生。
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堅持每次院長辦公會議都定時、公開，阻止任何人在會上長時間爭執，大家主要是聽我和副院長布置任務，然後是各系各處匯報完成任務的情況，解釋未能如期完成的原因，決定下一次完成的時間。決不允許出現各部門爭經費、爭名額的情景。
總之，從某種意義上說，我的行政方式比較「霸道」，但因處處直接、充分有效，大家全都沉浸在一種巨大的成功氣氛中，人人精神煥發。即便是我對他們說了幾句重話，他們也會像前線領命的將士，決不頂嘴，堅決執行，轉身之時毫無慍怏之色。
本來嘛，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起點性的常識問題，不存在太
多討論的餘地。而且已經急不可待，就像救災除疫，沒有磨嘴的時間。試想，如果我為了博取「民主」的美譽在要不要拆倉庫的問題上把八大倉庫和下屬十幾個倉庫的管理人員全都找來開會討論，結果將會如何?我想所有的倉庫大約到今天還巍然屹立，一個也拆不了。
我對這樣的問題只作一種選擇：一言既下，梁坍柱傾，灰飛煙滅。
13
這種選擇，也與爸爸有關。爸爸一生謹小慎微，在「文革」之前，不管有誰提出批評，明知不對，也不予辯正，只謙虛接受。結果怎麼樣呢?那樣的批評者越寵越嬌，變本加厲，直到災難一來，把你徹底打倒。
當謙虛和寬容模糊了基本是非，它們也就成了鼓勵誣陷和傷害的「惡德」。在「文革」中，我全看到了。
現在連爸爸也早已明白，在遠不健全的政治結構和思維模式中，那些永遠滔滔不絕又不斷變更立場的激昂言辭，絕對不能當真，不管它們是不是打出了旗幟，戴上了袖章，占據了傳媒，裝成了學問。如果有誰把它們當成了一回事，結果只能是一地雞毛，無處下腳。
此外，也有一些是民眾間的閒言碎語，雖然沒有那麼討厭，卻也不能多聽。社會封閉已久，缺少思維資源，處處積習難改，事事坐井觀天，能產生多少有價值的意見?最現成的例子就是我家的經歷：「文革」十年，「群眾專政」，那麼低層的單位，那麼熟悉的人群，卻從來沒聽到一個人提出，應該釋放我爸爸。既然如此，還多聽作甚?爸爸的這個人生教訓，換來了我的乾脆利落、心無旁騖，因此也換來了上海戲劇學院的精彩歲月。
14
這次又受到表揚了。國家文化部的一位副部長對我說，我們學院的工作，在文化部直屬高校中已遙遙領先，希望我能總結「治校經驗」，以便推廣。
我說：「我的經驗很難推廣，因為容易產生誤讀。」
副部長說：「不至於吧?說說看!」
「我的經驗是：苦難產生蔑視，蔑視產生強硬，強硬產生高效，高效產生輕鬆。」
副部長聽了這四個句子果然開始沉吟，終於說：「別的都好，就是『蔑視』有點不妥吧?」
我讜「這恰恰是關鍵所在。我們的歷史教訓，在於寵壞了本該蔑視的一切。」
我所要蔑視的，並不是上海戲劇學院裡哪幾個具體的人，而是超越任何具體單位的一種全社會的構成，一種悠久的歷史沉澱，一種頑固的思維債陛。因此我所說的四個句子，也是一種泛化了的歷史哲理。
後來我在美國一位傳媒巨匠的書中讀到一句話，不禁啞然失笑，覺得遇到了異邦知音。那句話是：「所謂偉大的時代，也就是誰也不把小人放在眼裡的時代。」不放在眼裡，就是蔑視。想來想去，除了蔑視，我們別無選擇。
美國傳媒巨匠的意思很明白：沒有蔑視，就沒有偉大。「文革」十年的教訓也很明白：當我們停止蔑視，那麼，世上正常的一切都會被蔑視，包括偉大在內。
記得戲劇文學系的徐聞鶯老師聽了我的這類表述後曾為我擔心，說：「如果形勢有變，當社會上那些被你蔑視的一切聯合起來對付你的時候，你該怎麼辦?」
我回答說：「那我仍然將用蔑視，來證明他們即便聯合起來也真該被蔑視。」
「如果他們採取了更惡劣的手段呢?」她問。
我說：「那就讓他們知道，中國還剩下一些男子漢。」
其實在那個時候，事情還沒有這麼悲壯。恰恰相反，似乎到處都是勝利的信號。一個院長的驕傲和蔑視直接影響了整個校園的集體人格。大家都不難回憶起，那個時候上海戲劇學院的上上下下是多麼驕傲啊，即便不能說沒有蚊叮鼠咬，但它們哪裡敢發出一點咬嚼之聲?
有時我想，如果時間倒轉，把現在報刊間那些蠅營狗苟的言行放回到那個年代，不必說別的地方，只說在我們小小的校園裡，換來的也只能是一陣鬨笑：哈??哈一!
那真是偉大的年月，高貴的蔑視。
一位英國學人說：「以前，高而不傲被看成偉大，但在道德革命之後，偉大的特徵是傲而不高。」(蘭多：《想象的對話》)
我們不是高大的偉人，但我們有資格驕傲。歷史留給我們的權利並不太多，但災難畢竟教會了我們嘲笑。
我的散布在全國各地的學生們，如果你們讀到這段文字，不妨在心底招回幾聲昔日校園裡的那種笑聲。那是我播種的，我能聽到。[1]
《信客》作者余秋雨簡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餘姚人，我國當代著名藝術理論家、文化史學者、散文家。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教授，上海寫作學會會長。辭職後繼續從事教學和寫作。主要著作有《戲劇理論史稿》（198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藝術創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識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山居筆記》（1998年，文匯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稱號，入載多部世界名人錄。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獲上海市出版一等獎，上海市文學藝術優秀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金石堂最具影響力的書獎。《山居筆記》獲海外華文文學最高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第一名。此篇《信客》選自《文化苦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