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我一生第一卷1.5獨身的叔叔和姨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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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全家搬到上海後，叔叔來得多了。從蚌埠到上海，畢竟比到鄉下方便。
我們剛住下三個月，他又來了。三個月前他與爸爸商量，這麼多人到上海過日子，開銷大得多，能不能讓他每個月補貼一部分。爸爸說：「算過了，大致平衡，不夠時再問你要。」
叔叔說：「小哥你這就不對了。媽在，我也是兒子。再說，我還獨身，經濟寬裕。」
爸爸笑了：「正因為你獨身，要多存一點錢準備結婚。」
這次他來，是要看看三個月來的家庭生計，尋找他可以補貼的理由。
我放學回家，看到他正在和爸爸聊天，祖母和媽媽在準備飯菜。我高興地叫他一聲，他立即異樣地看着我，問我一些問題，我一一回答，卻不明白他為什麼這樣看我。
吃飯了，他終於說出了原因。
「小孩就是小孩，才來三個月，秋雨的上海話已經講得非常標準，我從他進門叫我一聲就聽出來了。」他說。
我當時，對祖母和媽媽還是講餘姚話，但一見不會講餘姚話的爸爸和叔叔，已經不由自主地講上海話了。
「真可惜，一轉眼，我以前熟悉的侄子不見了。」他說。
「但他的上海話還是有點生。」爸爸說。
「倒是生一點好，」叔叔說，「千萬不能太熟。」
他這句話有點奇怪，全桌都停住了筷子，看着他，等他說下去。
叔叔也不看大家，說了下去：「北京話熟了就油，蚌埠話熟了就土，上海話熟了就俗。」說着他用手指在桌面上劃了一個「俗」字，因為在上海話的發音里，這個字與「熟」字差不多。
「怎麼叫熟?是說得快嗎?」我好奇地問。
「不是快，是模糊。」叔叔說，「生的時候，口齒清楚，一熟，嗚里嗚嚕。就像煮麵條，熟透了，變成了爛糊面。」
大家都笑了。上海里弄里聽到的，很多確實是爛糊面。
爸爸問我：「聽阿堅說，你不大和同學們一起玩?」
「阿堅是誰?」叔叔問爸爸。
「是我單位的同事，也是朋友，他兒子與秋雨在一個年級。」爸爸說。
「同一個班嗎?」叔叔問。
「同級不同班。我二班，他四班。我們學校大，同一個年級有十二個班。」我說。
「為什麼不和同學們一起玩?」叔叔又問。
我說：「圈子不一樣。我參加了美術小組，一有空就到外面寫生。」
爸爸和叔叔都不太在乎美術，所以我沒有細說。實際上，我因為鄉下「堂樓頂」小書房裡有一本《芥子園畫譜》，日日臨摹，打下了一點基礎，進了中學很快被美術老師發現，指定為美術課的「課代表」，還被邀請參加了學校的美術小組，完全沉迷在繪畫裡了。我從圖書館尋找繪畫教本，先是費新我先生的，再是哈定先生的，認真地邊讀邊畫，還不斷地到長風公園(當時叫碧蘿湖公園)寫生。
出去參加過一次美術比賽，被人看中，結果被邀去畫大幅宣傳壁畫。一九五八年普陀區廢品利用展覽會入門大堂的主題畫，就是我一個人畫的，每天放學後去畫，畫了六天。於是小有名氣，又被請去畫了安遠路錦繡里大牆上的全部衛生宣傳畫。我爬在木架上畫這些大壁畫的時候，下面總是有大量的路人駐足觀看，不是因為畫得好，而是因為畫畫的人太小。那時，我十一歲。
我在外面寫生、畫壁畫的事，沒有告訴同班同學，但美術課的陸老師知道。美術課在初中里早已是一門不被大家放在眼裡的邊緣小課，他卻想鬧出一點名堂來，決定開始人體寫生，由我這個課代表作模特兒，只穿內衣站在講台上，讓大家畫。畫下來的結果讓我大吃一驚，男同學畫的我，多數是裸體，女同學畫的我，幾乎都塗了口紅，而且都用很大的字體寫着我的名字。滿嘴大蒜味的陸老師笑着對我講了一段很哲理的話：「美術不同於照相，畫你，其實是畫每個人自己。我會給這些畫打分，那分數不屬於你，只屬於他們。」
這段話，幾十年以後我還拿來送給那些把文化聲譽說成是「文化口紅」的評論者，笑他們怎麼做起了我初中女同學們早就做過的事。
繪畫上的着迷，使我沒有時間來對付其他功課，初中二年級的數學考試，竟然沒有及格。成績單上出現了用紅筆填寫的一格，我不敢拿給爸爸、媽媽看，一直熬到小年夜。
小年夜，叔叔回上海過年來了，姨媽也帶着益勝哥來「拜早年」，我上樓時，家裡非常熱鬧。我還沒有來得及向長輩們一一稱呼，爸爸就嚴肅地叫了我一聲，整個屋子都靜了下來。
「為什麼不把成績單拿出來?」爸爸說，「不及格，還想不讓家長知道!」
這是爸爸對我第一次發火，當着祖母、媽媽、叔叔、姨媽、益勝哥和自己家幾個弟妹的面，我簡直無地自容。
祖母一向疼我，衝着爸爸說：「剛進門還沒有坐下呢，慢慢說不行嗎?」
姨媽是客人，也立即滿臉笑容地打圓場：「一次不及格不要緊，用用功，下次就及格了。這次益勝的成績也不好，秋雨又剛從鄉下出來……」
叔叔則一直看着爸爸，問：「你是怎麼知道的?」
「阿堅告訴我的，」爸爸說，「他兒子全部及格。」
「不懷好意。拿着兒子的成績單比高低，哪有這種朋友!」叔叔說得很乾脆，然後轉頭問我，「不及格的同學多嗎?」
「超過一半。」我說，「這兩個學期老師和高中同學都在校園裡煉鋼，我們天天要到外面去撿廢銅爛鐵，還要參加消滅麻雀的運動，沒多少時間做功課，而我還要畫畫。」
叔叔一聽更有把握了，對爸爸說：「超過一半的學生不及格，那麼誰的不及格也不會成為新聞，他兒子又不與秋雨同班，一定是他指使兒子專門去打聽的。」
「但他兒子全部及格了，因此也有理由驕傲。」爸爸說。他被叔叔一攪，已經不對我生氣了。
「這就是我不喜歡上海的地方，你來我往都是小眼睛。」叔叔說。
這個年過得很窩囊。
二
我初中進的是陝北中學，原來叫晉元中學，是紀念抗日名將謝晉元的。一九四九年以後可能考慮到謝晉元是國民黨部隊的將領，就改以共產黨的聖地陝北命名，而且附近又正好有一條陝西北路。其實，它真正的坐落地是新會路，玉佛寺北面的一條小路，離我家很近，步行時間六分鐘。
正在我數學不及格的關口上，陝北中學嫌校舍小，把高中部搬走了，留下一個初中部，叫新會中學。這事使爸爸有點沮喪，他原來千方百計是想讓我上一所重點名校的，怎麼轉眼變成了一所毫無歷史的初級中學?但很快他也就認命了，我的數學不及格，也許只配進一所差一點的小學校。姨媽一直說的上海與鄉下的教育差距，確實不能小看，他想。
大人們忘記了的是，中小學生對一門課程的好惡親疏，主要決定於任課老師。過完寒假開學第一課正是數學，年輕而靦腆的徐新榮老師走進教室才講了十分鐘，我就知道，自己要與數學這個冤家結親了。從此，我們班好些男同學的主要遊戲，就是在吵吵嚷嚷間蹲下身去，隨手撿一塊石子在泥地上畫幾筆直線、斜線和圓弧，比賽誰能把這道平面幾何題證明得更快、更簡捷。我兩個星期就完全「開竅」了，只抱怨課本上的題目太少，每天放學鑽到新會路、西康路口的普陀區圖書館去借數學書，逮住題目就做，就像一年前對繪畫的着迷。
我的數學成績很快已是全班第二名，第一名是張翊鈺同學，他太厲害了。後來每次數學競賽，徐老師不讓他參加，只要他幫着出題目，閱卷，因此我也就永遠是第一名了。不久上海舉辦全市分片數學競賽，我獲北片第七名。這事不太痛快，徐老師的不痛快是，那天張翊鈺同學病了，不能去參加;我的不痛快是，我失分在第一題，不是因為運算，而是不知道試題中所說的「燕尾槽」是什麼。否則，穩進前三名。
我沒有把自己在數學上翻身的事，告訴爸爸。
一天吃中飯時，爸爸的態度又有點嚴肅，問我：「學校里發生了什麼事情?阿堅好幾天不太理我了。」
我想了想，說：「可能是學校重新分班的事吧，我昨天在校門口見到他兒子，他也愛理不理。」
「什麼叫重新分班?」爸爸問。
「一個年級的十二個班級，全部按照成績重新分班。」我說。
「你分在幾班?」爸爸問。
「一班。」我說。
「他呢?」
「九班。」
「你怎麼還有那麼大的差距?困難到底在哪裡?」爸爸有點急躁。
我告訴爸爸，這次分班，不是越大越好。
爸爸聽完我的說明，對我在數學上的徹底翻身極其驚訝，但很快又嚴肅了。他說：「這樣分班是錯誤的，傷害多數學生的自尊心，又容易造成對立。我這就去學校找老師說。」說着他就轉身下樓，傳來推腳踏車的聲音。
一個小時後他就回來了，樂呵呵的。原來學校的教導主任接待了他，說他的意見是對的，下次不再這麼分班了，這次只是為了應試輔導時對症下藥。教導主任還大力誇獎了我，說我在數學和語文的綜合成績上名列全校第一，高中能考上全市任何一所名校，讓爸爸做一個選擇。
爸爸充滿了成功感，與我商量，問我是考格致中學，還是育才中學?
「我想好了，考離家最近的培進中學，步行不到五分鐘。普通的學校也有優秀老師，而最重要的是學生本人。」這是我這一年來的切身體會，對爸爸有說服力。
更大的說服力沒有說出來。當時已經進入「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家裡早就吃不飽了，我不可能每天餓着肚子步行很久上學、回家，更沒有錢坐公共汽車。
於是我就進了培進中學。這個學校是新搬來的，後來又搬走了。當時就在我家南面江寧路、康定路口的一個舊巡捕房裡，原來叫戈登路巡捕房，戈登是一個英國將軍的名字。
二
果然，不太知名的培進中學頃刻之間就把我帶進了人文學科的「狂歡節」。
高雅而美麗的刁攀桂老師每次一上作文課就興高采烈地問大家：「大家猜猜看，我又要朗誦誰的作文了?」
當時的男女同學還不會齊聲叫喊一個人的名字，他們用目光代替了叫喊，我立即紅着臉低下了頭。
刁攀桂老師的朗誦，是一種最神奇的語文教學法。乍一看，她似乎沒有怎麼教我，卻用聲調告訴我，哪一段寫得不錯，哪一段寫得平泛。有些字句不妥，她略有頓挫，似又微微皺眉，但這只是一瞬間，很快她又眉飛色舞地朗誦下去了。她給了我一種有關寫作這件事的無限喜悅，這比表揚和糾錯都重要得多。這種喜悅自她植入之後，一直浸潤於我的生命深處，直到今天。
緊接着她，端然肅然的汪穆尼老師又把我們帶人了古典文學天地。當時正好育才中學的老校長段力佩先生出任靜安區教育局副局長，下令「每個中學生肚子裡必須爛掉五十篇古文」。這是一個帶有競賽性質的辛苦事，汪穆尼老師除了課本中的古文外還補充印發了一大堆，不能少了五十篇。我由此通讀了《論語》，背熟了《離騷》和大量詩詞。一九六二年我在上海市作文比賽中獲得大獎，獲獎作文立即被收入語文補充教材，於是又要紅着臉，低着頭聽汪穆尼老師逐字逐句地分析這篇課文了。
他問：「請同學們回答，在這一段里，作者運用了哪幾種修辭手法?」他把眼睛掃向全班同學，只是不看我。
比語文更花精力的是英文。孫鈺老師抗日戰爭期間畢業於復旦大學外文系，隨即進入了美軍翻譯訓練團，解放後要在履歷表上填寫這段歷史的證明人，他覺得應該揀大家知道的填』，就填了「蔣中正」。這件事讓他後來在「文革」中多吃了不少苦頭，但已經足可證明，這是一個多麼不諳世事的天真人物。我現在還想不出來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中他如何通過非法途徑弄到了英國剛出版的教材和練習冊，印發給我們當課本的。他把英語教學當作了一場近乎瘋狂的遊戲，不斷出英語牆報，演英語劇，唱英語歌，還在幾個公園裡設下了一個個十分恐怖的英語路標，叫我們去尋找。現在想來，沒把他當作美國間諜抓起來真是萬幸。
對語文和英文如此投入，我高中時的數、理、化成績就一敗塗地了。想到初中時能夠讓數學在幾星期之內徹底翻身的奇蹟，因此沒太當一回事，但越來越發現翻身的希望已十分渺茫。難為情的是，刁攀桂老師的丈夫劉啟鈞老師正好在教我們物理，我醜陋的物理成績怎麼對得起刁攀桂老師的優美朗誦?為此，我也曾下狠心用過幾天功，換來劉啟鈞老師在試卷上方的一行字：「士別三日，當刮目相見。」可惜到第四日，他又不得不閉目了。
報考大學的過程，我已在《長者》一文中有過詳細敘述，不再在此處重複。當時渾身充溢的，是高中畢業生才有的那種不知天高地厚的驕傲。我堅信自己能輕易地考上任何一所我想考的文科大學，因此完全不在乎名校，只在乎「最難考」。那年全國最難考的文科高校就是上海戲劇學院，而且，恰恰又是離我家最近的高校。
近，對我至關重要。為了我讀書，全家都跟着搬來了，我再遠離，這算什麼事兒呢?
當時的大學，還嚴格地實行班級制。入學後我的同桌叫李小林，她是著名作家巴金的女兒，於是我也就很快見到了巴金先生。早年在鄉間那個黃鼠狼出沒的小書房，我就讀完了他的《家》、《春》、《秋》。
我們的帶班輔導員，是復旦大學畢業的古典文學教師盛鍾健先生，他主修唐代文學，是朱東潤、王運熙先生的弟子。但在整個上海戲劇學院，推崇的是英、法、俄文化，而且講究的是感性面對，而不是抽象概括。儘管當時的社會氣氛，已瀰漫着一片極左思潮。
四
叔叔最高興的，是我的作文獲得全市大獎。他要我多買幾本獲獎作文集寄去，好送給單位同事。不久，他又來上海了。
爸爸也高興，但讀完我的那篇作文他沉默了。為什麼來了上海好幾年，寫來寫去還是鄉下的事呢?
他倒不完全是怪我。連評審委員們也這麼喜歡鄉下，這是什麼緣故?
他把這個想法說給叔叔聽，叔叔只是淡淡地說：「來一下上海也可以，以後不知會到哪裡去。」
爸爸對叔叔的這種口氣，總是不太理解。
我到後來才明白，他們之間的這類差異，問題主要出在叔叔身上。
叔叔由於自己對上海的脫離，總是有意無意地看淡我們全家對上海的進入。這種心態，已經明顯地有失公正。對此，他自己其實也感覺到了，卻一時無法點破，成了隱隱的一塊心病。
以我為例，他已看到，上海這座城市以一種多年沉積的文教力量，對一個鄉下孩子進行了全方位的塑造。如果說他覺得那些功課在小城市裡也能完成，那麼在一個人的整體文化素養上就不是這樣了。他每次來上海，總會很饑渴地先看一些外國電影，卻發現我幾乎已經和同學們一起看過全部當時被允許放映的蘇聯電影、意大利電影、美國電影和法國電影，可以很知心地與他討論銀幕上的《白夜》、《白痴》、《上尉的女兒》、《奧賽羅》、《第十二夜》、《偷自行車的人》、《百萬英鎊》、《天堂里的笑聲》、《紅舞鞋》……這隻有在上海才有可能。他很清楚，談論這些作品和它們的背景、作者，也可以在各地大學的課堂里，但最適合的地方還是在上海的落葉梧桐、斑剝洋樓間。
本來，安徽的一切是他的彼岸，但這麼多年下來，他對彼岸已漸漸失望。結果，反而是上海成了他的彼岸。他不想承認自己當初「從舊世界突圍」的青春激情已經蛻變，只嘆息自己落腳的環境不太乾淨。
好幾次來上海，他都要我為他抄寫幾封寄給北京領導機關的投訴信。不是為自己的事，而是為安徽隱瞞下來的巨大災情。他說，老百姓太苦了，北京卻不知道，凡是安徽寫給中央辦公廳的信都被截留和偵察，因此他只得到上海投寄，又只得讓我抄寫。我在抄寫中看到了另一個叔叔，與平日溫和談吐的叔叔完全不同。
祖母知道我在為叔叔抄信，會問起信中的內容。我說了一些，祖母就嘆氣了。嘆完天災之重、人禍之深，便再嘆一聲：「他不會在安徽成家了!」
當時爸爸、媽媽也在一旁，爸爸就對媽媽說：「他成家的事，你明天隨意地問問他，我和媽不方便。」
那幾天叔叔在上海，住在福州路、浙江路口的吳宮旅館，他單位駐上海辦事處的所在地。第二天下午他回家，祖母到廚房做菜去了，媽媽就當着我的面與他談起了成家的事：「你給單位領導說說，以後就在駐上海辦事處工作吧，也好在上海成了家。上海人多，選對象方便。」
叔叔說：「嫂嫂，我比過，我們那裡，環境不好，人倒賢惠;上海相反，環境不錯，人吃不消。」他說的「人」，當然是指女性。
媽媽說：「那裡有看上的嗎?」叔叔看了我一眼說：「反正侄子也大了，我做叔叔的不用避他。是她們看上我。只要我的布鞋放在門外，我的工作服掛在門外，總有人搶着洗乾淨了……」
媽媽問：「猜到誰了嗎?」
叔叔說：「我叫幾個助手去打探過，是兩個本單位的女職工。這兩個女職工都已經有人在追求，我如果挨一下邊，會被那些追求者恨死。也有不少人給我介紹社會上的，其中有一個演員特別主動，但我想過，不合適……」
「其實上海有很多好女人，好像更適合你。」媽媽說。
「再說吧。」叔叔一笑，輕輕搖了搖頭。
他站起身，朝我揮一下手，要我跟着他去吳宮旅館，去認識他們單位的兩個人。
「今後家裡有事可以請他們幫忙。」他說。
五
我到吳宮旅館門口就笑了，上海舊書店就在邊上。當年叔叔在這裡買過《祭侄帖》，外公在這裡賣過《蘇東坡集》。斜對面，正是外公第一次請我吃飯的鴻運樓。
叔叔先把我帶進一個房間，是他這幾天的住所。他讓我坐下，然後很認真地與我商談一件事。
他先問：「你每個月向家裡要多少錢?」
「五元。」我說。
「怎麼這樣少?伙食費呢?」他問。
「伙食費有助學金。五元只是零用。」我說。
他說：「從下個月開始，你不要問家裡要錢了，我給，但要對爸爸、媽媽說是助學金增加了。你每月初都到這裡找我的同事領錢，我已關照過他們。另外，你還要留心家裡在什麼地方缺了錢，算一算數字，一起領，交給爸爸、媽媽時只說是你的稿費。全家已經那麼拮据，他們還是不讓我補貼，真沒有辦法。」
我知道家裡的困難，同意找個藉口，不拿家裡的錢了，但覺得「稿費」的說法太離譜。爸爸知道，那篇得獎作文的稿費是二元錢。
叔叔說：「反正你得過獎，有理由說稿費，他們也不會去查。」
於是，我在隔壁房間認識了叔叔的兩個同事。下個月，我從他們那裡領了十元錢，五元留給自己，五元試着冒充稿費，交給爸爸、媽媽。
爸爸沒有懷疑，只是說：「稿費買書，這要成為規矩。」立即把錢還給了我。
祖母則在一旁說：「還在讀書就掙錢了，真可憐。這錢大人不能要。」
我只得把這五元錢送回吳宮旅館。叔叔的那兩位同事說：「留着吧，當下個月的零用錢。」
其實，我當時所謂零用，也就是買書，好在書店就在隔壁。
叔叔的那兩位同事還與我聊了一會兒天。他們很羨慕叔叔，說他技術出眾，又一表人才，永遠是女孩和媒人關注的焦點，但他總是推託說，在上海已有對象。有幾個媒人還托他們，在上海查訪一下他的女朋友，如果不怎麼樣，她們要想法換下來。
他們問我：「你叔叔在上海有沒有對象?」
我想說沒有，但又覺得叔叔這樣推託可能有什麼考慮，便改口說：「不知道。」
六
風風火火要給叔叔做媒的，是姨媽。
「再好不過的了，」她對祖母說，「當年要排法租界裡最體面的人家，十個指頭伸出來，這家一定在裡面。全家會英文，基督徒，這最小的女兒比志士小六歲，正好，人也本分……」
祖母說：「這樣的好人家，看得上我家志士嗎?」
姨媽說：「看上了!那天志士帶我們那麼多人坐輪船夜遊浦江，我放了消息過去，她媽、她姐和她本人也都買票上了船，一來一回看了三個鐘頭，結論是可以交往!」
祖母喜歡與姨媽講話，但總覺得她講話喜歡加油加醋，要打折扣。但叔叔年紀確實也不小了，祖母要我寫一封信到蚌埠，提幾句姨媽所說的事，希望他什麼時候有空來見個面。
給叔叔寫這樣的信我下筆有點為難，好在算是轉述祖母的旨意。
叔叔沒有很快回上海。姨媽來催問過好幾次，每次都抱怨：皇帝不急，急煞太監。
三個月後，叔叔回上海了。祖母通知姨媽過來，當面談談。
叔叔感謝姨媽的一片好心，卻說：「我不能讓我媽去面對一個滿口英語的老太太，而且，我們家信仰的是佛教。」
姨媽說：「這都不重要，關鍵是你們自己。現在我已經很少見到那麼有氣質的女人了。」
叔叔說，他相信那人很有氣質，但與自己不配。順便開了一句玩笑：「法租界，有點怕人。」
姨媽說：「其實法租界比英、美的公共租界講秩序，走出來的人也登樣。」她講起了老話。她自己，也住在原來的法租界。
叔叔笑着問我：「這你聽不懂了吧?」然後把臉轉向姨媽，說：「法租界確實不錯，不單講秩序，還講情調，這是英、美公共租界比不上的了。但是，我們中國人能夠學到一點西方的秩序已經不錯了，那情調哪能學得過來?硬學，就假了，有點裝腔作勢。所以法租界出來的中國人總有點奇怪，除了大姐你。」
這下姨媽笑了，「你是老上海，什麼也瞞不過你。但那個女人，不是你想象的那樣。」
叔叔說：「不管怎麼說，要我每年來往於淮河災區和上海法租界之間，反差實在太大。」
姨媽說：「不能調回上海嗎?」
叔叔說：「還沒有下這個決心。」
姨媽說：「等你下了決心，上海的好女人都嫁光了!」
叔叔說：「那就再下決心調走。」
七
姨媽給叔叔做媒的事沒有成功，但她為這事一趟趟來，倒讓祖母、爸爸、媽媽想起了她自己的婚事。
媽媽對爸爸說：「你弟弟的事我出面談;我姐姐的事，要你出面談了。」
祖母覺得對。
爸爸約來大舅和二舅，了解了姨媽的一些情況。
「三年自然災害」使姨媽不再端大戶人家的架子了，甚至也不隱瞞自己在菜場做營業員的事實了。在那飢餓的年月，她經常會急急地通知各家親戚：「後天有一批小帶魚到貨，要一早就去排隊!」或者是：「明天菜場關門前有一些豆製品要處理，不要錯過!」但每次親戚們趕去，總是人山人海，她也毫無辦法。
心態松下來了，但她依然漂亮，因此下班後還是會對着鏡子打扮一下，與益勝哥一起到復興公園散步。她堅持叫那個公園的老名：法國公園。
益勝哥上學時，她一個人去。
往日法租界的全部豪華，都退縮到了復興公園鋪滿青苔的小徑間。小徑邊有精緻的洗手座，安琪兒的雕塑斂着翅膀。姨媽這人堅強，並不多愁善感，她天天在那裡散步，只是為了享受一種舒適的氣息。
當時，這樣的散步者實在不少，每人背後都藏着一部歷史。他們都是禮儀中人，在小徑間相逢，雖素昧平生也會點頭示意，卻不會有太多的詢問。怕自己背後的歷史嚇着別人，還是怕別人背後的歷史嚇着自己?
所以，在當時的復興公園，多的是眼光，少的是聲音。這種安靜氣氛，引來了更多冀求安靜的人。
二舅告訴爸爸，在復興公園，姨媽遇到過好幾個尾隨者。都是體面男人，在姨媽離開公園後還一直跟着。像是不良之徒，其實並不。
那些男人被姨媽的身姿和容貌所吸引，予以過分的注意，這很自然，卻為什麼要尾隨呢?原來，他們漸漸發現這個女人來散步時常常單身。有時身邊跟着一個男孩子在叫她「媽」，但從來沒有看見有丈夫陪伴。時間一長，其中有幾個男人越來越想弄清她究竟有沒有丈夫。這不是無聊者的好奇，而是一些在巨大社會變動中由於種種原因而淪為單身的男人，在探尋再次婚姻的可能。
尾隨者有好幾個，彼此心照不宣。
姨媽是見過世面的，對這種事情並不害怕，只是想知道他們都是些什麼人。她試過很多辦法，例如突然回身迎面走去，或者停在街角一家小店前靜觀
對方舉止，終於不得不承認，那都是一些懂禮貌、守分寸的正派男人，似乎就住在她家附近。
她出門更講究衣着和髮式了，不是看上了誰，而是為了任何女人都會在意的那一點自尊。
復興公園還是常常去，尾隨的事情有增無已。她漸漸有點生氣，Jb想這都是一群什麼樣的陳腐君子啊，連打個招呼都不會，就只會躲躲閃閃地跟、跟、跟!
有一天，她與益勝哥去公園，益勝哥被一群孩子的遊戲所吸引沒跟上，她東張西望地找了一會兒沒找着，後來發現益勝哥已經追上來，跟在她後面了，便趁機大聲說了一句：「你怎麼跟在後面，也不叫我一聲!」說完她又笑眯眯瞟了一眼後面的草樹間，讓更多的耳朵聽出一點更多的聲音。
第二天，她剛進公園大門，就看見一個男子迎面走來，大大方方地招呼一聲：「你今天來晚了。」
姨媽覺得應該鼓勵一下這種紳士風度，來嘲弄一下那些陳腐君子，就與他交談了一會兒。
兩天後，他們已經坐在長椅上聊天了。
這位先生姓楊，正好與姨媽住在同一條弄堂里。
不久姨媽發現，身後再也沒有尾隨者。難道是因為與楊先生坐在長椅上交談了幾次嗎?在一次閒聊中，她隨口說起這件事。
楊先生說：「都被我處理了。」
「怎麼處理?」姨媽奇怪地問。
「我告訴他們，這個漂亮女人的丈夫是一個帶槍的很兇的警察，正好是我的朋友。」楊先生說。
??二舅詳細地敘述了這件事，是姨媽自己講給他聽的，但現在不知道姨媽和這位楊先生的關係怎樣了。
祖母聽了，對爸爸說：「有苗頭。你找她談，就說這個楊先生。我在邊上添柴。」
八
姨媽被叫來了。
爸爸和祖母在外面一間與她談話，我和媽媽躲在裡邊一間偷聽。
爸爸開門見山，坐下就問：「大姐，那位楊先生的事，有希望嗎?」
姨媽說：「二弟告訴你們的吧?成不了。」
爸爸問：「為什麼?」
姨媽說：「他人很不錯，但只對我好，對益勝很冷淡。」
祖母在一旁輕輕應和了一句：「對。對孩子冷淡的，不能要。」
祖母的話雖輕實重，因為她自己就是帶着一大群孩子守寡下來的。
媽媽知道今天的談話不可能再有其他發展，便在裡屋喊一聲「吃飯了」，隨手把門打開。
姨媽看見我非常高興，拉着我的手說：「你上大學後還沒有到我家去過。益勝沒上大學，你可不能看不起這個表哥啊!」
我說：「怎麼會!真是很久沒見益勝哥了。」[1]
《信客》作者余秋雨簡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餘姚人，我國當代著名藝術理論家、文化史學者、散文家。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教授，上海寫作學會會長。辭職後繼續從事教學和寫作。主要著作有《戲劇理論史稿》（198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藝術創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識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山居筆記》（1998年，文匯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稱號，入載多部世界名人錄。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獲上海市出版一等獎，上海市文學藝術優秀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金石堂最具影響力的書獎。《山居筆記》獲海外華文文學最高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第一名。此篇《信客》選自《文化苦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