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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6:荊天棘地》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事實揭露 揭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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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6:荊天棘地》是余秋雨寫的一篇文章。

原文欣賞

   今天離開德黑蘭向南進發。

第一站應該到伊斯法罕(Isfaham),第二站到設拉子(shir.)和波塞波里斯(Pe、e卯lis),都是歷史文化名城;下一站是向東拐,到克爾曼(Kerman),進入危險地區,一直到札黑丹(zahedan),乒襯主東就進人巴基斯坦。這一條行車路線,每站之間相隔五百多公里,大多是一天一站,全在伊朗高原上顛簸,其間辛苦可想而知;但焦心的是路途不靖,真不知會遇到什麼麻煩。

日前問過一位在伊朗住了很多年的記者,有沒有去過克爾曼、札黑丹一帶,他的回答是:「這哪裡敢呀,土匪出沒地帶,毫無安全保證。一家公司的幾輛汽車被劫持,車上的人紛紛逃走,一位胖子逃不下來,硬是被綁架了整三個月。更慘的是一位地質工程師,只是停車散步,被綁架了八個月,他又不懂波其社合,天天在匪徒的駐使下搬武器彈藥,最後逃出來時鬚髮全白,神經都有點錯亂了。

我問這是什麼時候的事,他說是不久前。

開始我懷疑他是不是有點誇張,但讀到此間伊朗新聞社的一篇報道,才知道事情確實有點嚴重。

報道所說的事情發生在今年十一月三日,也就是在二十天之前,地點是札黑丹地區。當地警方獲得線索,一些毒品販子將在某處進行錢物交割,便去捉拿。出動的警察是三十九名,趕到那個地方,果然發現五名毒販,正待圍捕,另一批毒販正巧趕到,共四十五名。於是,三十九名警察與四十五名毒販進行戰鬥,歷時兩個小時,結果讓人瞪目結舌:警察犧牲了整整二十五名,只有四人活着!我和幾個同伴反覆閱讀了那篇報道,怎麼也想不明白這場戰鬥為何打成這個樣子。警察缺少訓練,在這些國家是完全有可能的,但那伙毒品販子也太厲害了。另一篇報道則說,除了毒品販子,那個地區的匪徒劫持外國人質,索要贖金極高。

現在,我們就在向這個地區進發。

即使終于越過了這個危險地帶進人巴基斯坦,那麼,幾乎.所有的人都在警告我們,那兒的情況比伊朗更嚴峻,有很大一部分區域不在政府嚴密控制之內。

當然,再遠的事情更沒法想了。例如已有消息,今冬喜馬拉雅山雪鎖冰封、寸步難行;如果改道繼續向東,在雲南入境,那麼又怎麼通過緬甸?連著名的Discov柳探險隊也沒有走通,原路而回。

由此想起,我們出發至今,無論是每天的報道還是我的日記,基本上都是「報喜不報優」。一是怕給人留下「危言聳聽」的印象,二是麻煩未曾解決時不知如何來寫,一旦解決了又失去了寫的價值。結果給人的感覺是一路上消消停停,輕鬆自在。其實根本不是刀萬回事。到出來才知道,以前旅行時早已習以為常的安全保證和訴求網絡,在這些國家大多不存在。像我們這樣一個在性質上只屬於民間,在形態上卻引人注目的車隊,不尋求保護很危險,尋求保護更危險。

一些本來很遙遠的傳媒概念,如「極端主義分子」、「宗教狂熱分子」、「反政府武裝」、「扣押外國人質」、「製造國際事件」等等,雖非必定遇到,但肯定已從書報跳到我們近旁。文明的秩序當然也存在,但若即若離、時近時遠,很難指望,也沒有資格指望。

到了這裡才知道,許多政府雖然對外態度強硬,對內的實際控制範圍卻不大,自己政府首腦的安全都保證不了,怎麼來保證我們?我們每天走過的地方屬於什麼勢力控制,很不清楚,惟一清楚的是他們與國際社會長期脫離,什麼也說不明白。

以往我們也會興致勃勃地羅列自己到過世界上哪些地方,其實那是坐飛機和火車去的,完全不知道機翼下和鐵道旁的山河大地,有極大部分還與現代文明基本無關。但是,我們研究古老文明的興衰脈絡,顯然不能貪圖現代交通的方便,而必然要去面對。

寫到這裡,不禁又一次為身邊夥伴們的日夜忙碌而感動。每天奔馳幾百公里,一下車就搬運笨重的器材和行李,吃一口肯定不可口的飯,嘴一抹就扛着機器去拍攝。哪兒都是.人生地不熟,也無法預料究竟會看到什麼,鏡頭和語言都從即興感受中來,只想在紛亂和危險巾捕捉一點點文明的蹤跡。拍攝回來已是深夜,必須連夜把素材編輯出來,再由傳送技師傳回香港。做完這一切往往已是黎明,大家都自我安慰說「車上睡吧」,但車上一睡一定會傳染給司機,我們的司機大多是領隊、總務、攝像、技師兼的,昨晚也不可能睡足。於是就在渾身睏乏中開始新的一天的顛簸。前面是否會有危險,連想一想的精力都沒有。

我比別人輕鬆之處就是不會駕車,比別人勞累之處是每天深夜還要寫一篇短文、一篇長文,寫完立即傳出,連重讀一遍的時間都沒有。只能把現場寫作的糙析讓讀者分擔了。好在我的讀者永遠會體諒我,這是多年的交情了,我心裡最明白。[1]

《信客》作者余秋雨簡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餘姚人,我國當代著名藝術理論家、文化史學者、散文家。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教授,上海寫作學會會長。辭職後繼續從事教學和寫作。主要著作有《戲劇理論史稿》(198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藝術創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識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山居筆記》(1998年,文匯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稱號,入載多部世界名人錄。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獲上海市出版一等獎,上海市文學藝術優秀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金石堂最具影響力的書獎。《山居筆記》獲海外華文文學最高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第一名。此篇《信客》選自《文化苦旅》[2]

參考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