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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1:白鬍子、黑鬍子》是余秋雨寫的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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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於離開伊拉克了。
粗粗一想會覺得伊拉克之行令人失望,原先滿懷憧憬的巴比倫遺蹟尚且已經被糟踐成一個低劣的現代模型,更不必說其他了。但時間一長又覺得不能一概而論。例如昨天晚上我們被一位老人帶到一個神秘的地方,從小街刁、門進人,順階梯往下走,抬頭一看,是一個近似中世紀古城堡的昏暗所在,巨大而恐怖,卻坐滿了人。中間有瘋狂的樂隊和歌手,唱着淒楚而亢奮的阿拉伯歌曲,四邊很多狹小的洞窟式小間裡擺滿各個時期的文物供.人選購,中廳也可用餐。
我高一腳低一腳在角落裡探看,過來一個中年男子,用英語對我說:「你應該到樓上去看看。」淚旬頂着他的指點摸到樓梯,又小,又陡,又暗,真有點提心弔膽。樓上更是中世紀,看到很多洞窟卻沒有人,燈光全是底樓泛上來的,嚇得趕緊下樓,像做夢一般地與同伴一起割烤全羊、喝石榴汁。
這時我想,在白天單調的大街上,怎麼想得到會岔出一條小街,小街裡邊又隱藏着這麼一個令人發休的大空問?
伊拉克的社會結構也會是這樣的吧,各種各樣夜間的歌聲,地下的通道,隔代的收藏,奇怪的熱鬧,一定也都以自己的方式深潛着,誰也不敢說看透了這個地方。
今後中國人會以什麼方式出現在這個地方,也有多種可能。日前訓倒中國商船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經停泊在幼發拉底河河口,我特地到那個河口去了,一個先進的灌溉發電系統,正好是中國建造的,由於戰爭而朱能付款,幾億美元的債,留幾個人守着。有一天一對年輕的中國夫妻在街上攔住了我們的車隊,熱情邀請我們到他們家吃飯,他們是被另外一家公司派來『守債」的。等國際制裁解除之後,對於伊拉克石油資源的竟爭,很多中國公司不想袖手旁觀。因此,說不定哪一天,會有不少中國人出現在巴格達街頭。
但今大,我們還是為離開而高興。因為這意味着我們被封存的手機可以發還,海事衛星可以堂而皇之地開通,也意味着終於可以擺脫天天千百遍映現在眼前的同一個人的相片,擺脫車前車後無數乞討的小手。只是幾位女士有點發愁,因為我們即將進人的伊朗對女人在公共場所遮蓋頭臉的要求,比伊拉克嚴格得多,而我們這幾位女子,恰恰必須在公共場所拋頭露面地工作。
我們行駛在從巴格達去伊朗的沙漠公路上,心裡明白,這裡在兩伊戰爭中是激烈的戰場。戰爭已經結束,但戒備依然森嚴。八年的兩伊戰爭兩方面都損失慘重,僅伊拉克,隨意看到一個紀念碑就悼念五萬烈士,這樣的紀念碑全國有幾個?全國的總人口又是多少?
邊關到了。兩伊的邊關之間倒沒有什麼隔離帶,這與我們從約旦到伊拉克的那段路有很大的差別。兩國邊關都豎起一幅巨大的元首像,作為國家標誌,居高臨下地注視着對方的土地。由於都想「寸土必爭,,,因此兩幅畫像靠得很近,變成了四目相對。
這個情景很有趣味。一個是白色的大鬍子,一個是黑色的小鬍子,兩人都不笑,光靠眼晴做文章,一動不動地瞪着對方。全世界都看着他們打了很多年架,沒想到他們在這裡臉貼臉地親近着。從黃昏到月夜,這兒不會有其他.人跡,氣溫又低,只有這兩個上了年紀的男人,誰吐口熱氣都呵得着對方。[1]
《信客》作者余秋雨簡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餘姚人,我國當代著名藝術理論家、文化史學者、散文家。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教授,上海寫作學會會長。辭職後繼續從事教學和寫作。主要著作有《戲劇理論史稿》(198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藝術創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識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山居筆記》(1998年,文匯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稱號,入載多部世界名人錄。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獲上海市出版一等獎,上海市文學藝術優秀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金石堂最具影響力的書獎。《山居筆記》獲海外華文文學最高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第一名。此篇《信客》選自《文化苦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