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的特性》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中國文化的特性是余秋雨寫的一篇散文，出自何謂文化。
原文
中國文化的特性(1)
講了文化，就要縮小範圍，講中國文化。
中國文化的特性究竟是什麼?很多學者發表了各種意見，我大部分不贊成。原因只有一個，他們所找出來的「特性」，並沒有區別於其他文化的真正特殊性。
例如，「剛健有為」、「自強不息」、「海納百川」、「尊師重教」、「寬容忍讓」、「厚德載物」等成語，一直被輪番用來概括中華文化的特性。看起來好像並沒有錯，但一旦翻譯成外文就麻煩了，因為世界上絕大多數民族的經典中都有類似的說法，我們只不過是用漢語文言來表述罷了。
這表明了中國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可貴一致，卻也表明，我們不能以這些一致性來說明中國文化獨特性。
更重要的是，這些美好的語彙，大多是古代思想家對人們的教誨和宣示，並不能說明大家已經投之於實踐。有一些，恰恰古代思想家是看到大家沒有做到，才提出這種訓誡的。因此，所謂文化特性，還必須具有廣泛而長久的實踐性。
按照獨特性和實踐性的標準，我把中國文化的特性概括為三個「道」——
其一，在社會模式上，建立了「禮儀之道」;
其二，在人格模式上，建立了「君子之道」;
其三，在行為模式上，建立了「中庸之道」。
用這三個「道」來說明中國文化與別的文化的根本區別，外國人能接受嗎?
我從六年前開始，就應邀分別在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馬里蘭大學、華盛頓國會圖書館以這樣一條思路進行演講，反響十分積極。每次演講之後，我照例還會與當地的教授、學者作一些討論。大致可以肯定，這樣的思路比較容易被國際學術界認可。
下面，我想用最簡單的話語，對這三個「道」略作說明。
先說「禮儀之道」。我們的祖先早已發現，文化雖軟，但要流傳必須打造出具體的形態。從原始社會傳下來的各種民間文化，大多是以陋風惡俗的強硬方式來推行的。那麼，思想精英們試圖推行的仁愛、高尚、溫厚、互敬、忍讓、秩序，也不能流於空泛，而必須設計出一整套行為規範，通過一定的儀式進行半強制化的傳揚。例如，出於親情倫理的孝文化，年幼的孩子尚未獲得深刻認知時，也必須學會每天向父母親請安。這種請安就是半強制化的行為規範，也是孝文化得以延續的纜索。因此，所謂「禮儀」，就是一種便於固定、便於實行、便於審視、便於繼承的生活化了的文化儀式。設計者們相信，只要規範在，儀式在，裡邊所蘊藏着的文化精神也就有可能存活，否則，文化精神只能隨風飄散。因此，荀子說，「禮者，人道之極也」。意思是，禮儀是人文道德的根本。禮儀當然也會給每個個人帶來很多不自由，這一點孔子早就看出來了，因此說「克己復禮」。正是孔子和其他先師們的努力，使中國在不少時候被稱為「禮儀之邦」。
把「禮儀」當作社會模式，也使中國文化在幾千年間保持着一種可貴的端莊。缺點是，「禮儀」太注重外在形式和繁文縟節，限制了心靈啟蒙和個性表達，更阻礙了大多數中國學者進行超驗、抽象的終極思考。
再說「君子之道」。儒者企圖改造社會而做不到，最後就把改造社會的目標變成了改造人格。起先，他們設定的行為程序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是出發點，誰知辛苦到後來，治國、平天下的計劃基本落空，因此，出發點又變成了目的地。他們修身的模型，就是君子。
中國文化的特性(2)
把君子作為人格理想，是中國文化獨有的特徵。在這裡我們不妨作一個宏觀對比：在這個世界上，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為「覺者」，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為「先知」，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為「巨人」，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為「紳士」，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為「騎士」，有的民族把人格理想定為「武士」，而中華民族的人格理想是「君子」，不與它們重複。
我們的祖先沒有給君子下一個定義。但是比下定義更精彩的是，他們明確設定了君子的對立面——小人。而且，在一切問題上都把君子和小人進行近距離的直接對照。這種理論方式，形象鮮明，反差強烈，容易感受，又琅琅上口，非常便於流傳。
你們看，歷來中國人只要稍有文化就能隨口說出「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等。結果，兩千多年說下來，君子和小人的界限成了中國文化的第一界限。只要是中國人，即使失敗了也希望失敗得像個君子，而不希望轉變為成功的小人;即使被別人說成是壞人，也不願意被別人說成小人。如此深入人心，證明古代儒者確實已經把一切政治之夢、禮儀之夢凝縮成了君子之夢、人格之夢。
最後說「中庸之道」。簡單說來，就是中國文化在本性上不信任一切極端化的誘惑。「中庸之道」認為，極端化的言詞雖然聽起來痛快、爽利，卻一定害人害己。因此，必須警惕痛快和爽利，而去尋求合適和恰當;必須放棄僵硬和狹窄，而去尋求彈性和寬容。
「中庸之道」是一種整體思維方式。它反對切割，而提倡整合;它希望清晰，卻又容忍混沌;它要求結果，卻也承認過程;它知道是非，卻又肯定轉化……。它認為，互補、互動、互易的整體，是世界的真相，而極端化思維則是虛假思維。
中國歷史上也出現過不少極端化事件，就近而言，像義和團、「文革」等等，但時間都不長。占據歷史主導地位的，還是基於農耕文明四季輪迴、陰陽互生的「中庸」、「中和」、「中道」哲學。這種哲學，經由儒家和道家的深刻論述和實踐，已成為中國人的基本行為模式，與世界上其他地方一直在痴迷的宗教極端主義和軍事擴張主義形成鮮明的對照。我認為，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夠成為人類幾大古文明中唯一沒有中斷和消亡的倖存者，有很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秘密就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在一次次巨大的災難中起了關鍵的緩衝作用、阻爆作用和療傷作用，既保全了自己，又維護了世界。例如，中國的主流文化不支持跨國軍事遠征，這就和其他那些重大文明很不一樣。這種區別，連很多來華的西方傳教士也過了很久才弄明白，發覺根源就是「中庸之道」。二○○五年我曾在聯合國世界文明大會上發表了題為《利瑪竇說》的演講，以一系列歷史事實，從文化哲學上批駁了「中國威脅論」。
好了，三個「道」，社會模式、人格模式、行為模式齊全，而且組合嚴整，構成了一種大文化的「三足鼎立」。這尊文化之鼎，既是中國人精神凝聚的理由，又是中國人在地球上的一個重大建樹。別人如果不承認，那是他們自己沒有見識。
有些人，直到今天還經常拿着西方近代建立的一些社會觀念貶斥中國和中國人。不錯，那些西方觀念都很優秀，很值得我們學習，但我稍稍也有一點不服氣。因為在那些觀念產生之前，中國文化已經相當剛健地存活了至少五千年。「相當剛健」的證據，就是當同年的鄰居早已紛紛死亡，而它還生氣勃勃地活到了今天，活出了諸子百家，活出了秦漢唐宋，活出了人丁興旺。活得那麼久，活得那麼大，難道就沒有自己的精神價值麼?
幾個月前在台北，我與一位美籍華人政論者產生爭執。他說：「西方的價值系統，是我們討論全部問題的起點和終點。」我說：「是不是終點，你我都沒有資格判斷。但是，我有資格肯定，起點不在那裡。」[1]
《信客》作者余秋雨簡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餘姚人，我國當代著名藝術理論家、文化史學者、散文家。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教授，上海寫作學會會長。辭職後繼續從事教學和寫作。主要著作有《戲劇理論史稿》（1983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藝術創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識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山居筆記》（1998年，文匯出版社出版）。1997年被授予「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稱號，入載多部世界名人錄。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獲上海市出版一等獎，上海市文學藝術優秀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金石堂最具影響力的書獎。《山居筆記》獲海外華文文學最高獎──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第一名。此篇《信客》選自《文化苦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