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有餓殍」》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野有餓殍》是鄭振鐸寫的一篇散文。
原文欣賞
乞丐到處都是，而上海尤多。職業的乞丐是有組織的，收入相當可觀，絕不會餓死。非職業的乞丐，像黃包車夫的家屬，女人孩子們，偶然做着這一行「生意」，找些意外的收入，那也是絕不會挨餓的。但從「八一三」抗戰以後，乞丐的數量一天天地增多，許多非職業的乞丐也都成了職業的。盡有向來飽食暖衣的人也淪入了乞丐群中。他們競爭得異常激烈，而肯「布施」的人卻是那樣地少——一天天地少下去。原因是「施捨者」群自己也多半陷在「朝不保夕」的情形之下，如何能夠再施捨別人呢。
日本人向世界誇口說，北平的乞丐已經肅清了，市容很整潔。但從北平來的人告訴我們：乞丐在那城市裡根本不能生存;有乞的，沒有舍的。淪入乞丐群的人，不到幾天，或十幾天便都餓死了。
上海的情形也是如此。「餓殍」在一天天地增加。
中產階級在戰前吃慣杜米飯的，漸漸地改吃洋秈米，改吃麵粉製品，改吃雜糧。本來是兩餐吃飯，一餐吃粥的，漸漸地改作兩餐粥一餐飯了。改作兩餐小米粥或綠豆粥、紅豆粥之類，一餐面「疙瘩」，或是麵條，或南瓜餅之類了。敵人「以戰養戰」，把江南產米區種的米、香糯雪白的米，全都囊括而去。剩下的，小部分餵養着漢奸，極小部分才輪到百姓頭上。老百姓吃的是他們所不屑吃的碎米，發了臭的腐米，一半雜了糠粉的極壞的秈米，後來，爽爽快快地便連米粒兒也不見，除非用大價錢在黑市上搜求。
農人們自己吃不到自己的米，應該吃米的老百姓們吃不到向來吃慣了的米，這米，一粒粒，一顆顆，雪白肥大的，全都經由漢奸們的手，推到敵人的倉庫里去。
有一天，我在霞飛路的一家商店，見到一大批宣傳畫片，有幾幅題着「滿洲——東亞的穀倉」的，表現着滿車滿地的一袋袋的糧食。憤怒使我的臉漲紅，我的雙眼圓睜着，我想大聲疾呼道：不錯，「滿洲」是穀倉，可惜在那裡的人，種稻的人卻全都吃不到米糧，只有那批侵略者才有份大量地恣意地享用着。
聽說，在那邊，中國人是不許吃米的;即做着漢奸也不成。家有藏米的人都偷偷地吃着。兒童們上學，日本教師們突然地問道：你們昨天吃的什麼東西?有的說雜糧，也有的說白米飯。第二天，說吃白米飯的兒童的家裡卻被抄家了，把藏的白米全都車了去，還把主人帶了去治罪。從此以後，某家的人如果要吃大米飯，——這當然是萬分之一中的「幸運者」——便遣開了或摒除了兒童們才吃。
還有一個故事：一個漢奸到一個日本人家裡吃飯;喝醉了酒，在火車上嘔吐了。被發現在嘔吐物里有白米飯粒，立即把他逮捕了，追問下去，連那請客的日本人也受了處分。白米飯在東北三省是不許中國人吃的，雖然種稻的是中國人!
在北平、南京的偽組織里，也規定着哪一等官吏吃哪一種米。例如特任官可吃特號杜米，二三等的職員只好吃二等米之類。老百姓們呢，根本不配有米吃!說是實行配給制度，其實配給米的影子是難得見到的。
上海人的生活也不得好。所以，向來乞丐們在家家後門口可以拿得到的殘羹剩飯，漸漸地肯施捨的人少了，漸漸地成為絕無僅有的了。一家人家難得吃一頓飯，哪裡還有東西會剩下，就是剩下一碗半碗飯的，也都要留着自己吃，如何捨得布施呢。
上海的乞丐一天天地多，失業的人川流不息地加入這一群里，但也隨「生」隨滅。他們活不了多久。在最近的幾個月里，他們突然地減少，多半是很快地被餓死。
餓肚子的人有多少痛苦，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人所不會了解的。但每天聽着街頭「餓殺哉」那慘絕人寰的聲音，誰的心都不盪着一股怨氣，一腔悲憤，一縷沉重的郁恨!這是我們的敵人驅趕他們到這條「餓殺」的路上去的。
「戰前」的乞丐呼喊求乞的聲音是洪亮實大的，有種種的訴說，種種的哀怨之詞，種種的特別的專門的求乞的「術語」。但在這些時候，他們，餓了幾天肚子的人，實在喊叫不出什麼乞憐求憫的話了，只有聲短而促，仿佛氣息僅存的「餓殺哉」一句話了。
我看見一個青年人，瘦得只剩下一副骨和皮，臉上剩下一對骨碌碌的無神的大眼睛，臉色是青白的，雙腿抖着，掙扎地在扶牆摸壁地走着，口裡低低地喊道「餓殺哉!餓殺哉!」。我不忍聞地疾走過去，我沒有力量幫助他。就在那一天，或第二三天，那戰抖者的雙腿一定會支持不住而倒了下去的，成為一個無名的「餓殍」，戰爭所產生的「餓殍」。
這樣的「餓殍」天天在街頭看見，天天在不斷地倒斃下去。
我硬了心腸走過去，轉避了眼睛不敢去看他們，但我咬緊了牙關：這筆賬是要算在我們的敵人，我們的侵略者頭上的。[1]
鄭振鐸簡介
鄭振鐸（1898—1958）現代作家、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考古學家。筆名西諦、CT、郭源新等。原籍福建長樂，生於浙江永嘉。1917年入北京鐵路管理學校學習，五四運動爆發後，曾作為學生代表參加社會活動，並和瞿秋白等人創辦《新社會》雜誌。1920年11月，與沈雁冰、葉紹鈞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並主編文學研究會機關刊物《文學周刊》，編輯出版了《文學研究會叢書》。1923年1月，接替沈雁冰主編《小說月報》，倡導寫實主義的「為人生」的文學，提出「血與淚」的文學主張。大革命失敗後，旅居巴黎。1929年回國。曾在生活書店主編《世界文庫》。抗戰爆發後，參與發起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創辦《救亡日報》。和許廣平等人組織「復社」，出版了《魯迅全集》、《聯共黨史》、《列寧文選》等。抗戰勝利後，參與發起組織「中國民主促進會」，創辦《民主周刊》，鼓動全國人民為爭取民主、和平而鬥爭。1949年以後，歷任文物局局長、考古研究所所長、文學研究所所長、文化部副部長、中國民間研究會副主席等職。1958年10月18日，在率中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途中，因飛機失事殉難。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說集《家庭的故事》、《桂公塘》，散文集《山中雜記》，專著《文學大綱》、《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通俗文學史》、《中國文學論集》、《俄國文學史略》等。有《鄭振鐸文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