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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有餓殍」》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事實揭露 揭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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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有餓殍》是鄭振鐸寫的一篇散文。

原文欣賞

   乞丐到處都是,而上海尤多。職業的乞丐是有組織的,收入相當可觀,絕不會餓死。非職業的乞丐,像黃包車夫的家屬,女人孩子們,偶然做着這一行「生意」,找些意外的收入,那也是絕不會挨餓的。但從「八一三」抗戰以後,乞丐的數量一天天地增多,許多非職業的乞丐也都成了職業的。盡有向來飽食暖衣的人也淪入了乞丐群中。他們競爭得異常激烈,而肯「布施」的人卻是那樣地少——一天天地少下去。原因是「施捨者」群自己也多半陷在「朝不保夕」的情形之下,如何能夠再施捨別人呢。

日本人向世界誇口說,北平的乞丐已經肅清了,市容很整潔。但從北平來的人告訴我們:乞丐在那城市裡根本不能生存;有乞的,沒有舍的。淪入乞丐群的人,不到幾天,或十幾天便都餓死了。

上海的情形也是如此。「餓殍」在一天天地增加。

中產階級在戰前吃慣杜米飯的,漸漸地改吃洋秈米,改吃麵粉製品,改吃雜糧。本來是兩餐吃飯,一餐吃粥的,漸漸地改作兩餐粥一餐飯了。改作兩餐小米粥或綠豆粥、紅豆粥之類,一餐面「疙瘩」,或是麵條,或南瓜餅之類了。敵人「以戰養戰」,把江南產米區種的米、香糯雪白的米,全都囊括而去。剩下的,小部分餵養着漢奸,極小部分才輪到百姓頭上。老百姓吃的是他們所不屑吃的碎米,發了臭的腐米,一半雜了糠粉的極壞的秈米,後來,爽爽快快地便連米粒兒也不見,除非用大價錢在黑市上搜求。

農人們自己吃不到自己的米,應該吃米的老百姓們吃不到向來吃慣了的米,這米,一粒粒,一顆顆,雪白肥大的,全都經由漢奸們的手,推到敵人的倉庫里去。

有一天,我在霞飛路的一家商店,見到一大批宣傳畫片,有幾幅題着「滿洲——東亞的穀倉」的,表現着滿車滿地的一袋袋的糧食。憤怒使我的臉漲紅,我的雙眼圓睜着,我想大聲疾呼道:不錯,「滿洲」是穀倉,可惜在那裡的人,種稻的人卻全都吃不到米糧,只有那批侵略者才有份大量地恣意地享用着。

聽說,在那邊,中國人是不許吃米的;即做着漢奸也不成。家有藏米的人都偷偷地吃着。兒童們上學,日本教師們突然地問道:你們昨天吃的什麼東西?有的說雜糧,也有的說白米飯。第二天,說吃白米飯的兒童的家裡卻被抄家了,把藏的白米全都車了去,還把主人帶了去治罪。從此以後,某家的人如果要吃大米飯,——這當然是萬分之一中的「幸運者」——便遣開了或摒除了兒童們才吃。

還有一個故事:一個漢奸到一個日本人家裡吃飯;喝醉了酒,在火車上嘔吐了。被發現在嘔吐物里有白米飯粒,立即把他逮捕了,追問下去,連那請客的日本人也受了處分。白米飯在東北三省是不許中國人吃的,雖然種稻的是中國人!

在北平、南京的偽組織里,也規定着哪一等官吏吃哪一種米。例如特任官可吃特號杜米,二三等的職員只好吃二等米之類。老百姓們呢,根本不配有米吃!說是實行配給制度,其實配給米的影子是難得見到的。

上海人的生活也不得好。所以,向來乞丐們在家家後門口可以拿得到的殘羹剩飯,漸漸地肯施捨的人少了,漸漸地成為絕無僅有的了。一家人家難得吃一頓飯,哪裡還有東西會剩下,就是剩下一碗半碗飯的,也都要留着自己吃,如何捨得布施呢。

上海的乞丐一天天地多,失業的人川流不息地加入這一群里,但也隨「生」隨滅。他們活不了多久。在最近的幾個月里,他們突然地減少,多半是很快地被餓死。

餓肚子的人有多少痛苦,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人所不會了解的。但每天聽着街頭「餓殺哉」那慘絕人寰的聲音,誰的心都不盪着一股怨氣,一腔悲憤,一縷沉重的郁恨!這是我們的敵人驅趕他們到這條「餓殺」的路上去的。

「戰前」的乞丐呼喊求乞的聲音是洪亮實大的,有種種的訴說,種種的哀怨之詞,種種的特別的專門的求乞的「術語」。但在這些時候,他們,餓了幾天肚子的人,實在喊叫不出什麼乞憐求憫的話了,只有聲短而促,仿佛氣息僅存的「餓殺哉」一句話了。

我看見一個青年人,瘦得只剩下一副骨和皮,臉上剩下一對骨碌碌的無神的大眼睛,臉色是青白的,雙腿抖着,掙扎地在扶牆摸壁地走着,口裡低低地喊道「餓殺哉!餓殺哉!」。我不忍聞地疾走過去,我沒有力量幫助他。就在那一天,或第二三天,那戰抖者的雙腿一定會支持不住而倒了下去的,成為一個無名的「餓殍」,戰爭所產生的「餓殍」。

這樣的「餓殍」天天在街頭看見,天天在不斷地倒斃下去。

我硬了心腸走過去,轉避了眼睛不敢去看他們,但我咬緊了牙關:這筆賬是要算在我們的敵人,我們的侵略者頭上的。[1]

鄭振鐸簡介

鄭振鐸(1898—1958)現代作家、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考古學家。筆名西諦、CT、郭源新等。原籍福建長樂,生於浙江永嘉。1917年入北京鐵路管理學校學習,五四運動爆發後,曾作為學生代表參加社會活動,並和瞿秋白等人創辦《新社會》雜誌。1920年11月,與沈雁冰、葉紹鈞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並主編文學研究會機關刊物《文學周刊》,編輯出版了《文學研究會叢書》。1923年1月,接替沈雁冰主編《小說月報》,倡導寫實主義的「為人生」的文學,提出「血與淚」的文學主張。大革命失敗後,旅居巴黎。1929年回國。曾在生活書店主編《世界文庫》。抗戰爆發後,參與發起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創辦《救亡日報》。和許廣平等人組織「復社」,出版了《魯迅全集》、《聯共黨史》、《列寧文選》等。抗戰勝利後,參與發起組織「中國民主促進會」,創辦《民主周刊》,鼓動全國人民為爭取民主、和平而鬥爭。1949年以後,歷任文物局局長、考古研究所所長、文學研究所所長、文化部副部長、中國民間研究會副主席等職。1958年10月18日,在率中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途中,因飛機失事殉難。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說集《家庭的故事》、《桂公塘》,散文集《山中雜記》,專著《文學大綱》、《插圖本中國文學史》、中國通俗文學史》、《中國文學論集》、《俄國文學史略》等。有《鄭振鐸文集》。[2]

參考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