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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愁最苦」(李漢君)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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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愁最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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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愁最苦」中國當代作家李漢君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閒愁最苦」

我的一位姓朋友,是個劇作家。前些日子,收到他的一封來信,說道:

「我雖然也算在文壇上,但如你所知,知音甚少,深感寂寞。即便是所謂文壇友人,也絕少共同的話題。至於所謂文學上的『聞人』和『大師』,亦無交往。好在已經寂寞慣了,日子便也這樣過下來……(你信中)所引我的話,都是心裡話,在這樣的時代,自是生不逢時。很多作品難以面世,但也沒有什麼解困的辦法。好在衣食無憂,一切皆過眼雲煙。對一架圖書,一棵花草,一地月光,一杯清茶……也自有品咂的人生樂趣,所以苦悶瞬間就過去了,對於所謂『成功』,也就看淡了許多。」

朋友的感嘆不無緣由。想當年,他的一齣戲很是轟動了一陣子,作者也一時名動戲劇界,頗受曹禺的青睞。假若他趕上了那個一本書、一齣戲甚至一篇文章、一首詩都能紅透中國的「計劃經濟年代」,那還了得!可他卻「生不逢時」,只能行走在這文采不如金錢的「市場經濟時代」。現在,有錢才是硬道理,一齣戲又算得了什麼呢?我們已經生活在這樣一種氛圍里:除了拜金,人們無信仰, 社會無敬畏,道德無底線,價值取向和行為準則發生了嚴重扭曲。當「潛規則」變成了「鄉規民約」,當彼此無信成為了人們的「自覺」,那麼,各種醜行便會大行其道,而且相互心照不宣。雖然人們物質生活水準日益提高,但人們的精神世界卻正在沉淪。且來看看那些在職場上打拚,整天疲於奔命的白領藍領,那些失業大軍中東一頭西一頭的毛頭小伙和冷艷丫頭,那些商海中的錢掌柜、利經理們,以及機關單位里整天忙着經營人脈、上下鑽營的袞袞諸公,他們一齊擠在一枚大錢眼兒里窺視世界,恨不得眼睛裡伸出個小巴掌來撈錢,哪還在意什么小說家戲劇家「掉頭髮、尿黃尿,省老婆、費燈泡」寫出來的勞什子「作品」!更為悽慘的,是「純文學」的那一套,現在簡直就是死路一條。世人熙來攘往,哪個還管你文不文采藝不藝術呢!文采,賣不出錢來也一文不值;藝術,只有當它換來錢時,才能令人賞識,否則,白紙黑字,寫得再多,也是頂不了飯吃,當不了錢花,而掙不來名賺不來錢,還寫它作甚?

我的這位朋友身處窘境,本已讓人同情,不想更可悲之處還在於,他不僅沒有經濟頭腦、發家之道,偏又不肯放棄「純文學」,硬是要為其「盡忠盡節」,斷不肯學了別人,為鈔票而寫,進市場打拚,或為人去作筆傭。尤有甚者,他還受了良心的驅使,聽從了社會責任的召喚,竟然發表了若干這樣的文章:《國家權力需要進入農民的私人生活嗎》、《為最底層的百姓主持公道和正義》……他的文章有沒有道理姑且不論,僅看題目便能知曉,這並非文學作品,作者所觀照的,則是民生問題。他不想一想,時下,那些「有意思」的文學作品尚且賣不出錢來,這種論說文,哪個肯來問津呢?不為賣錢,寫它幹什麼呢?其實,對於我的這位朋友來說,倒也沒什麼特別的理由。他這樣做,決不是因為事關個人利害,更不是圖名圖利,他只是覺得自己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應該接受「文人良知」的驅使,應該聽從「作家使命」的召喚罷了。據我所知,他是個社會責任感很強的公民,面對當今社會上的種種弊端,忍不住就要發出自己的聲音。這也再次證明,自古至今,「關心國家大事」,是歷代知識分子「死不悔改」的「通病」。這些人自從讀了經史子集和蘇格拉底、柏拉圖,便自覺自愿地背上了代言人與衛道士的「責任」,所謂「鐵肩擔道義」,遇事便非要說說不可;而且,民不畏死以求忠,一言興邦以求用,標新立異以顯奇,直道「此地不可無我音」。正所謂「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些人,就是那些具有社會良知的知識分子了。但那些號稱有知識有文化的人,卻並不一定都是具有社會良知的人。良知一但占據心靈,就會成為一個人的精神債務。有良知的人往往被良知所累。他們為社會道德的淪喪、思想的禁錮、愛心的泯滅而悲哀、哭泣、掙扎、搏鬥。倒是毫無良知的人心安理得,無所知也不必知,精神上無所求也無所累,飽食即可終日,像頭「快樂的豬」。

為天下蒼生請命,路見不平,拍案而起,這便是歷代有良知、有血性的知識分子的寫照,也是他們的宿命。

前些日子,聽到了一番高論,說得頗有道理。那是香港鳳凰台一位叫邱震海的時事評論員,他在一次訪談中,談到了什麼叫知識分子的問題。他說:「新聞記者首先應該是一個知識分子,一個公共知識分子。那我們要問:到底什麼是公共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不是讀過書的,也不是大學教授,或只是一個博士學位就完了,就可以稱為知識分子了。相反,按照以前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的兩句話:第一,知識分子就是關心跟自己的身邊事和利益沒有關係的事情;第二,當一個科學家,你今天在你的實驗室里搞核武器的時候,你只是一個核科學家。但你明天離開你的實驗室走上街頭,反對核武器的時候,你就從一個科學家變成了知識分子。前者,你在專業領域是一個專業人士,後者,你卻是個具有人文關懷的、具有世界終極關懷的一個人士了。」

他的這段話很精彩,清楚地說明了一般知識分子和公共知識分子的區別。

是一個專業人士還是公共知識分子,根本區別就在於是否能去儘自己的一份社會責任,參與到社會發展的進程中去。

其實,專業知識和文化之間,二者是有區別的。專業知識固然屬於文化的某一個門類,而文化本身作為一門知識,也是學術研究的對象之一,但僅僅掌握了某一門專業知識或專業技能,我們卻不能說他就具備了社會責任感和社會良知。這樣的人,我們只能稱其為專業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不能稱之為社會意義上的「知識分子」,即公共知識分子。這正如手藝再好的木工也不能稱之為建築師,描摹本事再高的畫匠也不能與畫家相提並論,是一個道理,而那些專為市場服務、粉飾太平的文字工作者,就更不能戴上「公共知識分子」這頂桂冠了。公共知識分子的核心價值正在於他的批判精神。

「有知識」是不是就等同於「有文化」?我以為二者不是同一個概念的東西,不應混為一談。知識只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則是個大概念,知識歸屬在文化底下。比如文學,它只是文化的一個分支,二者是「葉」與「樹」的關係。那麼,文化是什麼?歷來說法也不一致。有人這樣定義文化:「文化就是人們關注、探討感興趣事物的現象和氛圍。」余秋雨則把文化定義為:「文化,是一種包含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態共同體。它通過積累和引導,創建集體人格。」依據上述觀點,我們說,你可以致力於小說創作,那我們叫你小說家,你可以從事戲劇創作,我們叫你劇作家,你可以解決數學難題,稱之為數學家,能夠診治疾病稱之為醫學家,等等等等。技有專長,術有專攻,但我們卻不能說,這個什麼什麼家就是文化的全部內容了,絕不能把他所從事的某個行業直接等同於文化的整體,因為他所專注的只是文化的某一個部分。這也就是為什麼有的人既不是小說家,也不是戲劇家,更不是科學家,但我們卻可以稱他為文化學者的原因,因為他的目光已經超出了某一專科的界限,他所關注的,是各種文化現象所具有的本質的、共性的東西。

術業有專,掌握了某一學科知識的人,有的埋頭去算他的數學題,有的去寫他的風花雪月四六句或是編他的傳奇故事,抑或為攻克某個技術難題而大顯身手,但對於現實中的各種社會問題,他們卻多所不顧,甚至置若罔聞。這些人只歸屬於他那個領域的「知識」範疇,並不是社會的公共知識分子。至於當下某些人要麼只會塗脂抹粉,要麼昧着良心說假話,使「公知」形象蒙羞,那則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當然,一旦成了公共意義上的知識分子,煩惱自然也就跟着來了。因為,公共知識分子都是具有強烈批判精神的人,運用批判的武器去面對現實,這是他們的天性,也是他們的使命。他們的「知」和「責」,往往讓他們憂心忡忡。其所憂慮者,倒不是個人怎樣去發家致富,如何去光大門楣,而是國家的命運,人類的前途。這些事,沒一件是他能說了算的,此即所謂的「閒愁」——管不了又非要說,而且多半說了也是白說,你道這閒愁苦也不苦?

有道是「君子憂道不憂貧。」我的這個朋友,就是這麼一個人。[1]

作者簡介

李漢君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