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的當代價值(何小手)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五四」運動的當代價值》是中國當代作家何小手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五四」運動的當代價值
五四運動已經過去90年，按照中國人的習慣，逢十便要大操大辦，今年的《讀書》第五期刊登了幾篇有關五四的文章，從法律等角度闡述了這樣一次影響深遠的文化運動。應該說，90年過後，人們對於五四運動仍然有着足夠的熱情，一方面，對於此次運動的內涵與意義仍然津津樂道，尤其是「民主」與「科學」、「救亡」與「啟蒙」等老話題。一個民族在面臨彷徨不安時，往往會回過頭來，看看那些曾經引以為傲的歷史事件或經歷，如今，當幾乎所有人對當下的文化氛圍表達着不滿、渲染着社會轉型期的困惑與不安時，五四便成了他們心中的圖騰，他們從過去解決類似不安時的方法來思考當前的不安。事實上，90年過去了，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將中國的問題粉飾模糊不清，其實質卻和90年前相差無幾，稍加分辨便可發現，90年前，先人們力圖實現的「民主」、「科學」以及「人權」等諸理想，如今卻化作「體制性的先天缺陷」，而成為擺在眼前的難題。雖然沒有救亡那般迫切，力圖解決這種「體制性的先天缺陷」卻無時不刻不在進行，也正是如此，五四的參照物作用才得以體現，被蔡元培視為洪水的五四新思潮才有了現實意義。
另外，還有一種反思五四運動的角度值得關注，那就是所謂五四時期的世界主義精神。09年是經濟不景氣的一年，全球大多數國家都感受到了經濟全球化帶來的風險，因此產生的新貿易保護主義也就成了少數國家自救的手段，但是，正如多數人所堅信的那樣，全球化將是未來的趨勢，地球只會變小，而不會像宇宙那樣時刻在膨脹，站在世界角度而非單純國家利益的角度考慮問題已經成為多數人的共識。那些拋棄國家、民族的成見，而將人類信奉為新的偶像且自封為「世界公民」的人們，其中便有人從五四中尋根，找到那個曾經將人類奉為偶像的五四世界主義精神。
從制度上講，五四時期毫無民主根基可言，無論是歷史教科書還是前人對後人的口耳相傳，「半封建半殖民地」被打上深刻的烙印，所謂半封建，指的是自上而下的極權統治，所謂半殖民地，則是指外敵入侵，喪權辱國。在內憂外困的背景下，想要獲得制度性的民主保障，必定比登天還難，而袁世凱的短暫復辟無不表明，皇帝的夢想在那時還並未從時尚中脫胎。應該說，五四時期的民主是一種生活化的民主，儘管民主並未獲得制度的保障，但在現實生活中，特別是在高級知識分子中間，民主卻獲得了足夠的支持。如今我們回憶發生在民國時期的韻事時，它們無一不滲透着濃烈的民主氣息，這其中就包括如蔡元培別具一格，破格聘用沈從文為北大教授，劉文典拒絕蔣介石來校視察，並詰問「你就是蔣介石嗎？」這樣的狂人狂事。除了力求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從社會環境上講，民主的氛圍更突出在對公共事務的關心，當然，這其中有民族主義的成分，民主變相為外敵入侵、國破家亡刺激下的孤注一擲，但是也要看到，當時大眾對公共事務的關心已經成了社會風氣，在巴金、老舍的文學作品，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平民老百姓對國家前途的擔憂已經成了集體性心理，也正是有了這樣的心理，教育才被放在前所未有的崇高位置上。今天，我們再看老百姓與國家的關係時，我們更多的是關心農業政策，醫療改革，人被化分為無數個獨立的群體，這些群體彼此之間有時找不到共同點，甚至有着矛盾的利益訴求，從這個角度講，國家已經四分五裂。儘管五四時期的民主訴求並未上升到選舉權的布局、個體權益的分配等制度性層面，但是它更是一種徹底的民主革命，當民主成為一種習慣而非一種工具時，這就意味着它已經深入人心，成為社會生活的一部分。如果說，民主是對公共生活的讚許，那麼在公共生活這樣一個「充滿燈光的舞台」（阿倫特語），五四時期的中國毫無疑問具備這樣的品質，起碼對於那些占據着公共資源的人來說是如此。
記得龍應台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有關民主的話題，當時她在四川大學做了一個題為《我的市民主義》的演講，演講中她講到許多有關市民與政府的關係問題，演講結束後，一位同學提問，問她為什麼沒有提到「民主」，而實際上，按照她的說法，她的整個演講其實都與民主有關，在演講中多次提到要把「政府變小，市民變大」，她舉了一個例子，說如果一個農民可以很理直氣壯得與一個警察爭辯的時候，那我們的社會就進步了、民主了。民主可以很具體，很生動，而不一定是革命鬥爭的結果，今天，當我們孤注一擲講民主視為靈丹妙藥時，卻忽略了民主的實際內容，而將其視為一種儀式，類似於列寧說資本主義議會時定義那樣的「清談」。今年距離五四運動將近百年，我們回過頭看上個世紀初的中國，就可以發現，當時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卻擁有着最實際最純粹的民主氛圍，如今，我們所聒噪的民主，卻如同皇帝的新裝，許多人一味講究衣服的好看，卻忘了衣服的職責，那就是保護自己的臀體不裸露，不受傷。五四時期對潛規則的叛逆，對社會正義的強調，是對民主臀體的保護，反觀現在，儘管好不容易從文革的泥潭這掙扎出來，許多人卻仍然保留着文革思維，繼續從文革式的大民主中找尋自尊。
五四運動真正誕生了中國人「世界」的觀念，這不是指地理上大發現，而是另一種大身份的確認。近百年的民族屈辱導致了長時間的民族主義情緒，並且終於爆發出足夠的能量，直至中華民國的誕生，但這顯然不是一個理想的國度，對內傾軋不斷，對外喪權求和，一個新政府的誕生並未改變屈辱的現狀，倒是加劇了「世界公民」身份的形成。在這樣的形勢下，對愛國心的質疑就變的更為普遍，陳獨秀在他的《愛國心與自覺心》一文中這樣說到：「國家者，保障人民之權利，謀益人民之幸福也。不此之務，其國也存之無所榮，亡之無所惜。」這不是對民族的叛逆而是對國家的叛逆，國家並非生來就是民眾的偶像，只有當它為民眾服務，取得多數人的認同時，才有可能維繫人們的信仰，個人與國家才能達成一致。在民族主義的氛圍中，這樣的立場儘管未成為主流，但無政府主義的一度盛行，卻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世界公民」身份的認同也得到了多數人擁護。對於民眾而言，一個國家對內缺乏足夠的威信，不能保障人民生活，對外畏首畏尾，唯唯諾諾，就必然遭遇民眾的質疑，傅斯年說到：「我只承認大的方面有人類，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實的，『我』和人類中間的一切階級，若家族、地方、國家等，都是偶像。我們要為人類的緣故，培養一個『真我』。」從類似的立場可以看出，五四運動不僅是愛國主義的，更是世界主義的，在世界主義成為新的信仰的五四時期，梁啓超所謂的「世界的國家」獲得多數青年人的認同，後來的實踐也證明，基於國家的狹隘偏見的民族主義只是一時之用，往往在民族危亡之際能爆發出足夠的能量，而一旦作為生活的個體時，世界主義才是當時的潮流。
相對動亂的時期更容易造就人的理想，而富貴的理想往往並不需要富貴生活的栽培。五四時期，中國敞開懷抱接受了外來思想，新的社會思潮紛至沓來，國家的式微造就了大眾的強勢，當國家政府還在為一己之利斤斤計較時，它的民眾卻展示了寬廣的胸懷。與此相對應，如今「國進民退」被無數人重複提起，國家之強盛沒能帶來人民的強盛，人們在面對經濟的快速發展時，仍然顯得惴惴不安，於是總是期待用一些宏大敘事來樹立自我的信心，先是北京奧運會，到512四川大地震，再到今年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無論是喜是憂，人們竟如出一轍地從中找到了自信，即便是512，一個國家的大悲劇，仍然被「多難興邦」四個字化身為民族自信。當大批人流在天安門前呼喚着「中國，加油」時，這樣的呼喊儀式已經完成了蛻變，不再是對死者的悼念，而是對民族自信的呼喚。
與其期待民族自信，我更相信，現在需要的是大眾的自信，大眾的自信表明的是一種大眾的處境，當社會有着相對寬闊的發揮空間時，民間智慧和草根思想就能得以彰顯。一個優良的社會結構，無不建立在發達的市民社會的基礎之上，在這樣的結構中，每個人的價值能夠得到最大程度的釋放，國家不能為所欲為，五四運動處在一個國家相對式微的時期，民眾不能因為國家是否強盛而改變其地位，這正是五四為當前提供的價值意義正在於此。[1]
作者簡介
何小手，男，原名：何起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