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N SO，我们的兄弟(李锡文)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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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SO，我们的兄弟》是中国当代作家李锡文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JOHN SO，我们的兄弟
“睿智干练，为人平易”，这是20年前我见到苏震西先生的第一印象。那时他还不是市长，是议员。
当时墨尔本市议员中曾有两位是华人：一位是生长于澳大利亚的李锦球，另一位就是来自香港的苏震西。他们以饱满的热情活跃于商界和政界，赢得人们的信赖。
在当地华人报纸中，经常看到“苏震西”这个名字。我以自由撰稿人身份，去拜访苏先生。那次约见有一个小插曲：我们电话预约，我竟没听清楚他那夹杂着香港话的英语，他可能感觉到我的英语差劲，才加进来不少的香港话，但这更糟糕了。后来我得知，那天他白等了我一小时。
那是一个星期天，我按照预约，晚8点到唐人街“龙舫皇宫饭店”与苏震西先生进行了第一次交谈。这位老板兼议员十分热情，像好哥们一般。他把我领到一个比较幽静的类如茶座的地方，招呼服务员送一些饮料，因正值用餐时间，服务员忙碌些，他自己竟然两次跑去服务台，拿来小吃之类。老土的我差点说“您还亲自端盘子”，头一回见面，幸亏没说，在那里州长随便干点体力活都不新鲜，嘿！他向我简要介绍了他的工作及个人经历，“我来自香港，在这上完学之后留下来。”他说他“访问过天津，是随市长戴维森先生去的，天津是座美丽的城市。”
苏先生讲话不快，粤港口音的那种慢条斯语，确有意思，但他没有那种尾字长音；而更吸引我的，是他的人生经历，于是采访也由开始的好奇，变为内心的敬重。
一、经营之道
位于唐人街的龙舫酒家Dragon Boat，苏震西起家之地。这是笔者首次采访他的地方。
苏震西，英文名字叫“约翰苏”（John So），墨尔本大学毕业，澳洲龙舫集团总裁，太平绅士，曾获“拿破仑杰出人物奖”，并曾兼任维多利亚州少数民族协会主席等职。他祖籍广东顺德，其祖父年轻时不安于平淡生活，开始闯荡，先是迁移到云南昆明，后又从昆明迁至越南，最后在香港定居下来。苏震西从小就是个不满足于现状的有志气的人，他通过刻苦读书，考入澳洲颇负盛名的墨尔本大学。毕业后，被皇家理工学院聘为工程数学讲师。
正当他事业如日中天，步入辉煌之际，却无端受到时代的困扰，命运的捉弄。那是1960年代中期，澳洲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期，澳洲公民成为继美国之后全世界生活水准最高的人。据资料显示，1950-1960年代，澳洲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分别排在第四位和第六位。但自从澳洲卷入越战后，人们高枕无忧的平和日子开始发生动摇。一些现役军人被送上前线，死讯不断传回国内，给许多家庭和社会的正常秩序造成冲击。日益高涨的妇女运动、性解放运动和汹涌的学潮，使人们的道德观念悄然改变，加之后来国内经济衰退，失业率居高不下，校园里形成一种自我放逐、醉生梦死的风气，玩世不恭的嬉皮士寻机滋事，作为一名亚裔教师，苏震西的日常工作受到严重干扰，几乎无法上课，并经常受到侮辱。
这时，他毅然放下手中的教鞭，从大学讲台上走下来，在弗林德斯大街上开了一家中餐馆，厨师、老板一人全包。从此他与饭店和餐饮业结下了缘份。经过20多年的艰苦创业，苏震西从一个小餐馆的老板发展成为掌管30多家饭店的“龙舫集团”的大老板。在墨尔本的唐人街，“龙舫酒楼”、“龙舫皇宫”、“银座”等一座座豪华典雅、洋溢着民族气息的饭店极为引人注目，龙舫集团终于发展成为墨尔本最具实力的餐饮集团。不仅如此，“龙舫”的触角还延伸至新西兰的奥克兰等地，在这些地方开办分店，经营规模不断扩大。
健谈的苏震西说起经营来，条理清晰，且自信满满，他说：“我有我的经营之道。”他认为，首先，在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要想取得发展，最佳途径是搞融资经营，滚动发展，而不能靠简单的原始资本积累办法。采取股份制经营，融资合股，赢得地盘，扩大市场。融资的过程也是增强海外华人凝聚力的过程，唐人街上许多著名华人都持有“龙舫”的股份，集团内主要员工均参股入股，共同管理企业，因而，“龙舫”的成功也是许多华人共同创业而得来的。其次，讲究品种多样和网点布局。顾客消费层次不同，口味不同，因而饭店设置的消费档次和品种、风格也多样化，主营中餐，并兼营日餐、韩餐、泰餐、马来餐，风格迥异，并以不同建筑装饰风格分布于唐人街不同地段上。人们走进唐人街，便能找到适合自己口味的美味佳肴。第三，极强的竞争意识和敬业精神是成功的必备条件。1986年，苏震西把他的饭店“搬”到了唐人街，一展鸿图，在这块寸土寸金、竞争激烈的地盘上“安营扎寨”，显示了富于冒险精神和敢夺必胜的胆识。“龙舫”不仅以精美完善的正宗粤菜风味奉献给顾客，而且以其独特的建筑风格、经营特色和服务质量向各国来客展示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苏震西在澳洲求学时曾经在餐馆打工，切菜洗碗，他十分有心计，几年下来，不仅完成了专业学习，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中餐烹调。这无疑是他日后成为饭店管理专家的一个资本。
苏先生成名后，特别是从政之后，尽管公务活动繁忙，但仍以极大精神关注和推动“龙舫”事业的发展，经常工作到深夜回家。
二、从政之路
我们的话题转向了政治。我知道，苏震西具有十分强烈的参政意识。他深有体会地说：“华人参政，才能打入主流社会，才能提高华人在海外的社会地位！”
苏先生的参政经历大约始于1960年代。当时澳洲仍在奉行“白澳政策”，对非欧洲血统的留学生移民问题采取歧视性政策。针对歧视性移民政策，苏震西与另外4名香港同学发起成立了“香港同学会”，并联合其它华裔组织，多次到堪培拉游说各政党，要求取消“白澳政策”，同时致函联合国人权组织，陈述“白澳政策”的不公平性，并要求帮助澳洲改变现行政策。来自各方面的对“白澳政策”的挑战，终于引起澳政界的震动。1972年，执政的工党政府果断宣布结束“白澳政策”，各民族人人平等。因而，“白澳政策”的废除，也是苏震西等老一辈众多华人不断抗争的结果。
1991年苏震西成功当选市议员，开始踏入政界。他先后担任墨尔本自来水公司主任、维多利亚州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墨尔本中国城商会联盟副会长、亚太赛马嘉年华主席和维多利亚州华人福利中心主席；墨尔本澳式足球俱乐部的第一持股人、维多利亚州墨尔本足球俱乐部的第二持股人，为墨尔本的城市发展、经济繁荣作出了许多贡献。1997年初，苏震西作为独立候选人第二次参加墨尔本市议员竞选。他将自己面带微笑的肖像广告贴在大街小巷的醒目位置，并向选民发出4万多封信，附上明确务实的施政纲领，希望选民投自己一票。他的务实作风赢得选民的称道，如愿以偿地当选为议员，主管国际关系方面的事务。
苏震西在政坛十分活跃，1997年以后，苏先生针对波琳·汉森的“单一民族党” （One Nation Party）的种族主义言行，召开会议、发表谈话，对汉森言论给予严厉驳斥，同时鼓励华人积极参政议政，用事实反击汉森。笔者在那个时期，曾撰文《一个红发舞娘的哀号》，发表于《澳洲汉声杂志》，以及南开大学《澳大利亚研究》（标题改为《波琳·汉森的政治闹剧》）。
那次唐人街采访结束时，苏震西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很感激地说：“我刚来不久，先熟悉下，还不需要帮助！”
后来，我回国了，但“我心依旧”，始终关注着澳洲的变化，也关注着苏先生。
我从报道中得知，经过不懈的努力，在2001年墨尔本市议会改选中，苏震西苏击败经济实力雄厚的对手彼得·萧伯特(Peter Sheppard)，高票当选为墨尔本市长，成为当地第一位直选产生的市长，也是墨尔本市有史以来的首位华裔市长。我闻听讯息，给他发去一封贺电。
2005年他又连任市长。
苏震西在民众中享有崇高威望。2006年3月在墨尔本举行英联邦运动会，墨尔本的商店里出现了带着苏先生形象的太阳帽、T恤衫和陶瓷杯，市民们穿上印有“John So (苏震西)，我们的兄弟”字样的文化休闲衫；澳大利亚全国的电影院和音乐网站也出现了一首由知名的Rap乐队创作的流行音乐《John So，他是我兄弟》(John So, He's My Bro)，点播率甚高，人们以各种方式表达着他们对这位政绩卓著的华裔市长的崇敬。澳大利亚媒体报道说，在运动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上，一提到他的名字就会响起掌声和欢呼声，其热烈甚至超过了同样在场的英国爱德华王子和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2006年12月初，在国际组织“城市市长”发起的评选活动中，苏震西被网民评选为“世界最佳市长”。他任职期间，墨尔本连续多年名列“全球最宜居城市”之首。
苏震西始终积极支持华裔人士参政。2018年4月，来自台湾的华人杨千慧女士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竞选墨尔本市长，拜访老市长苏震西，苏先生公开表示支持。杨千慧虽然最后以票数第二惜败，却更加增强了她的参政信心，也鼓舞着广大的海外华人。
三、天津之缘
苏震西是我在澳大利亚期间认识的第一位当地侨领。自从第一次采访之后，在唐人街的文化活动中，我和他又有几次见面交流的机会，我对他的了解，也在一步步加深。我回国之后，也始终保持着邮件联系。
2000年5月，墨尔本市长彼得·科斯提根先生率团访问天津，苏震西作为市议员和市政厅政务委员随团来访。15日下午5点多钟，我拿着一份天津市长签署的请柬，以“社会各界”身份来到友谊宾馆。纪念天津与墨尔本结为友好城市20周年的招待会将在这里举行，天津市委书记张立昌、市长李盛霖、澳大利亚驻华大使艾大伟、墨尔本市代表团成员以及两市各界代表人士应邀出席招待会。
晚6点，招待会开始，在双方领导一番讲话、致辞、签字、鼓掌之后，便到了晚餐时间。在有双方主要领导就坐的主宾席上，我一下就找到了苏震西先生。老友相见，分外高兴。他站起身，跟我热烈握手。然后转过身，对驻华大使大使艾大伟、商务参赞马丁、市长科斯提根等贵宾介绍说：“这位是中国作家李先生，写过不少关于澳大利亚的文章。”并把他们拉过来跟我合影。那一刻，我仿佛有了点在澳洲的感觉：置身于政府高官之中，丝毫不觉得紧张拘束。为我们照相的工作人员对着身材高大的艾大伟说：“Once again!”(再来一次)，大使便顺从地由他摆布，将我的书端在胸前，微笑着等待着快门。
凯悦饭店是天津重要的涉外宾馆，墨尔本的客人这次来津便下榻于此。16日中午，我如约来到苏震西住的房间（这回我不再听错了，哈），一见面我们不约而同地说了句“一晃三年没见了”，久未谋面的些许陌生感一下子消失了。在这里会面，就不必像招待会上那么严肃了，苏先生回忆道：“记得我们头一次认识是在墨尔本的龙舫酒家吧？”我说：“没错，当时我听不太懂您的口音，还失过约呢！”苏先生会心地笑起来。
从昨晚见面我就发现，一向微笑待人的苏震西神采奕奕，显得比3年前更年轻和精神了。几句寒暄之后，苏先生拿出我昨晚送给他的那本书，说“我昨晚就拜读了几篇。写得很好，很写实”。“写实”这个词他说了几遍广东话，又用英语表述，我还是不知其意，最后他写在了纸条上。我对口音、语言的掌握历来不行，天资愚笨。苏先生介绍了这次来访的任务和活动安排，其实早在前几天，我就得知墨市代表团在津的访问活动十分紧张，政府成员只有4人，而随团来访的经贸、文化、教育、新闻等行业及市民代表共有70人之多。在短短4天时间里，代表团将会见天津市主要领导，参观天津科技园区、周邓纪念馆、市艺术博物馆，游览市容和蓟县（今蓟州）长城、出席墨尔本市向南开大学澳研中心捐赠图书仪式、墨尔本市长发表演讲、各对口行业进行交流并签署文件等等。
作为主人，我自然邀请苏震西谈谈他对天津的印象。苏说：“天津我来过4次了，其中1998年就来过两次。同不少市领导都很熟悉的，天津发展很快，城市建设有很大改观，每次来都看到崭新的楼房和马路。”说着，他竟拿出市领导送给他的一大摞名片，这里面有四大班子的领导人、部委办负责人，还有顾问、理事等等。苏震西又将“天大天财”的几份材料展示给我——资料较多，他干脆摊在床上，我们就坐在床上翻看！他说：“我们上午参观了科技园区，办得很好，地方不大，但听说已有3500家企业注册。天大天财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创造了不少经验，已经在上海上市。”他认为，科技园区的发展是天津市近年来各项事业不断进步的缩影。
天津与墨尔本结为友城之后，保持经常性的高层互访，推动了两市之间的经贸、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关系不断加强。据了解，最初墨尔本市政府对于发展同天津的关系反应比较平淡，缔结友城主要是政治意义上的友好而已，而对于实质性的经贸往来与文化交流并不十分主动。看到这种情况，苏震西利用自己的影响，积极游说政府，“疏通关系”，亲自率团来津考察访问，以亲眼目睹的事实说服政府，使之了解到天津的良好环境与独特优势，认识到发展两地关系的重要意义。苏先生为自己所做的工作感到欣慰和满意。他告诉我：“墨尔本有5个国际友好城市，天津是其中一个。比较起来，同天津的关系更为密切。现在又在唐人街附近兴建了‘天津花园’，近期就竣工了。届时天津市领导会参加典礼，还准备赠送石狮、牌坊等纪念物呢！”这使我想起，几年前我就从当地报纸上看到苏震西召集有关专家，筹划建立天津花园的消息，如今这一方案即将变成现实。“天津花园”一度改成“中国花园”，为体现同天津的特殊关系，最后仍改称“天津花园”，据我所知，这也是在澳大利亚首个以异国城市命名的公园。
不知不觉地已跟苏先生谈了一个半小时，下午3点钟他还要到某部门洽谈合作事宜，我便起身告辞了。这次同苏震西先生的见面，我又一次深切感受到他对中国的关心，特别是为发展墨尔本与天津的友好合作关系，充满热情，竭尽所能，不遗余力。
2010年6月我胞弟李彪随天津市长率领的经贸团去澳访问，我委托他向墨尔本市前任市长苏震西先生问好，并带去了一些作品。苏先生给以高度评价，他说：“你哥哥很有才华，在澳中文化交流上做了很多，值得赞赏！”从他们的合影看出，多年不见的苏先生已添华发。由于这一特殊关系，促成了东盟成员企业与澳大利亚地产和日用品贸易的合作项目。
苏震西先生以自己的毅力和智慧，奠定了墨尔本与天津合作的重要基础，也与天津结下的不解之缘。我从媒体得知：他非常注意教育子女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对中国充满感情。他的小儿子和小女儿都曾到来中国留学，他说：“他们的普通话比我说得还好。”有一年，71对来自天津的新婚夫妇到墨尔本举行集体婚礼，他任证婚人。苏先生兴奋地说：“那是爱的故事，我终生难忘。”
天津与墨尔本是姊妹城市，而苏震西（John So），是我们天津的兄弟！[1]
作者简介
李锡文，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