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3年4月22日 王羲之书写《兰亭集序》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 王羲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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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年4月22日 王羲之书写《兰亭集序》649年7月10日，唐太宗李世民因病驾崩于终南山上的翠微宫含风殿。享年52岁。李世民的一生，是无比辉煌的一生。李世民既能马上打天下，又能下马治天下。在政治上，他知人善任、从谏如流；在经济上，他重视农业、减轻赋税；在作风上，他以身作则、戒奢从简；在军事上，他刚柔并济、稳定边境。经过20多年持续不断地努力，李世民开创了中国古代罕见的盛世——“贞观之治”。[1]
按照李世民最初的想法，昭陵要像汉高祖刘邦的陵墓那样，规模越大越好，里面的陪葬品要越多越好。可是，弘文馆学士虞世南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虞世南说，汉高祖刘邦的陵墓确实规模很大，陪葬品很多。可这种陵墓百害而无一益。此话怎讲？虞世南认为，厚葬至少有两个坏处。一是浪费了宝贵的民力；二是招引了盗贼。所以，不光是汉高祖刘邦，包括其他汉朝皇帝的陵墓，几乎都遭到了盗贼的光顾，陪葬品被偷还不说，连皇帝的尸骨都被抛弃荒野。
虞世南建议，昭陵里面不藏金银珠宝，并在陵外立碑进行说明，以彻底杜绝盗贼的念想。应该说，虞世南这番话戳中了李世民的心事。他本来就不是一个穷奢极欲的人，既然厚葬有这么多的坏处，为何还要搞呢？于是，李世民的昭陵成为历朝历代帝王陵墓中比较“寒碜”的一个。不过，昭陵的确没啥价值连城的金银珠宝，但收藏着一件珍贵文物，堪称“镇墓之宝”。那就是号称“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
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4月22日）的暮春三月初三，时任右将军、会稽内史的王羲之，伙同谢安、孙绰、支遁（dùn）等朋友及子弟42人，在山阴兰亭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文人雅集，行“修褉（xiè）”之礼，曲水流觞（shāng），饮酒赋诗。魏晋名士尚酒，史上有名。刘伶曾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钦一斛，五斗解酲。”阮籍饮酒，“蒸一肥豚，饮酒二斗。”他们的酒量，都是以“斗”为单位的，那是豪饮，有点像后来水泊梁山上的人物。王羲之的酒量，我们不得而知，但天籁阁旧藏宋人画册中有一幅《羲之写照图》，图中的王羲之，横坐在一张台座式榻上，身旁有一酒桌，有酒童为他提壶斟酒，酒杯是小的，气氛也是雍容文雅的，不像刘伶的那种水浒英雄似的喝法。
总之，兰亭雅集那天，酒酣耳热之际，王羲之提起一支鼠须笔，在蚕茧纸上一气呵成，写下一篇《兰亭序》，作为他们宴乐诗文的序言。那时的王羲之不会想到，这份一蹴而就的手稿，以后成为被代代中国人记诵的名篇，而且为以后的中国书法提供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坐标，后世的所有书家，只有翻过临摹《兰亭序》这座高山，才可能成就己身的事业。王羲之酒醒，看见这幅《兰亭序》，有几分惊艳、几分得意，也有几分寂寞，因为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将这幅《兰亭序》反复重写了数十百遍，都达不到最初版本的水准，于是将这份原稿秘藏起来，成为家族的第一传家宝。
这篇序言疏朗简净而韵味深长，突出地代表了王羲之的散文风格。且其造语玲珑剔透，琅琅上口。是古代骈（pián）文的精品。《兰亭集序》在骈文的几个方面都有所长。在句法上，对仗整齐，句意排比，如“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仰观宇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或取诸怀抱，晤（wù）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两两相对，音韵和谐，无斧凿之痕，语言清新、朴素自然。
文中描绘了兰亭的景致和王羲之等人集会的乐趣，抒发了作者盛事不常、“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感叹。作者时喜时悲，喜极而悲，文章也随其感情的变化由平静而激荡，再由激荡而平静，极尽波澜起伏、抑扬顿挫之美，所以《兰亭集序》才成为名篇佳作。这篇文章体现了王羲之积极入世的人生观，和老庄学说主张的无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王羲之（303年—361年），字逸少，出身于魏晋名门琅玡王氏，他七岁就擅长书法。传说晋帝当时要到北郊去祭祀，让王羲之把祝词写在一块木板上，再派工人雕刻。刻字者把木板削了一层又一层，发现王羲之的书法墨迹一直印到木板里面去了。他削进三分深度才见底，木工惊叹王羲之的笔力雄劲，书法技艺炉火纯青，笔锋力度竟能入木三分。他历任秘书郞、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后为会稽内史，领右将军。其书法兼善隶、草、楷、行各体，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备精诸体，冶于一炉，摆脱了汉魏笔风，自成一家，影响深远。风格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评价：“王羲之的书法既表现以老庄哲学为基础的简淡玄远，又表现以儒家的中庸之道为基础的冲和。”代表作《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在书法史上，他与其子王献之合称为“二王”。
历代书家都推《兰亭序》为“天下第一行书”。存世唐摹墨迹以“神龙本”为最著，唐太宗时冯承素号金印，故称为《兰亭神龙本》，此本摹写精细，笔法、墨气、行款、神韵，都得以体现，公认为是最好的摹本；石刻首推“定武本”。王羲之书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苑。唐代的欧阳询、虞世南、诸遂良、薛稷、和颜真卿、柳公权，五代的杨凝式，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这些历代书法名家对王羲之心悦诚服，因而他享有“书圣”美誉。[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