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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鍾麟 |
中文名称:鹿钟麟 别名:瑞伯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日:1884年3月12日 逝世日期:1966年1月11日 职业:军人 主要成就 滦州起义 出生地:定州北鹿庄 信仰:三民主义 军衔;国民革命军二级上将 |
鹿钟麟(1884年3月12日-1966年1月11日),字瑞伯,河北定州北鹿庄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他是冯玉祥手下的“五虎将”之一(其他四位是张之江、宋哲元、郑金声、刘郁芬)。在“北京政变”中,鹿钟麟率部先行入城,不费一枪一弹,仅三天就控制北京全城。接着,带领军警等二十余人,直入清室,将中国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宫,废为平民。北伐后,曾任南京军事委员会委员、军政部次长及代理部长、河北省主席、兵役部部长等要职。
1949年1月,在天津迎来了解放,获得了安定的晚年,以一个普通公民积极参加街道居民工作。1955年任国防委员会委员,1966年1月11日因病逝世。[1]
目录
生平
早年经历
鹿仲麟, 直隶(今河北)定州人。字瑞伯。1884年3月12日出生在一地主家庭,鹿家为河北望族,其同宗鹿传霖曾为清军大臣。他4岁过继给伯父为嗣,并进家塾读书。1905年,他参加科举末科考试未中,遂在本县罗庄铺村教书。1906年投新军第六镇当学兵。1908年,他经伯父介绍,到辽宁新民府北洋第一混成协当兵。当时,革命思想在北洋军广泛传播,冯玉祥、王金铭、施从云等青年军官组织“武学研究会”,把学兵营做为活动重点,鹿钟麟加入武学研究会后,逐渐接受反清革命思想。
1910年9月,鹿所部被改编为第二十镇,他任三十九混成协八十标副官,并受到长官车震的器重。武昌起义爆发后,第二十镇青年军官发动了滦州起义,起义失败后,王金铭、施从云遇难,冯玉祥被捕。鹿钟麟在长官车震保护下得以幸免,并于1912年2月调任第20师第39旅第2团副营长。1915年,伍祥桢的第39旅扩编为第4混成旅,他留任副营长。
1915年,袁世凯搞洪宪帝制,派第四混成旅入川,抵抗蔡锷的护国军。1916年初,第四混成旅在叙府被蔡锷、刘云锋部击败,其第二团归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指挥,鹿钟麟就在该团,从此,他追随冯玉祥建功立业步步升迁。
同年6月袁世凯去世,段祺瑞势力大增。段祺瑞罢免了冯玉祥的旅长职务,任命其部下第1团团长杨桂堂继任旅长。此后,鹿钟麟历任军械官、炮兵营长等职。1917年7月张勋实行复辟,第16混成旅的鹿钟麟、邱斌、张之江、李鸣钟等要求旅长杨桂堂出兵讨伐张勋,杨桂堂反而到北京谒见张勋。鹿钟麟等遂推举薛笃弼迎请冯玉祥回该旅。冯玉祥到廊坊后率该旅全体官兵通电讨伐张勋。
1918年(民国7年)8月,冯玉祥任湘西镇守使,驻湖南省常德。鹿钟麟任炮兵团团长、教导大队大队长。当时鹿钟麟负责训练士兵,这对此后冯玉祥军的精锐化起了很大作用,培养出了张自忠等优秀军人。
1921年,冯玉祥所部第十六混成旅扩编为北洋陆军第十一师,鹿钟麟出任炮兵团长。1922年10月,冯玉祥在北京南苑任陆军检阅使,所部为一个师三个混成旅,鹿钟麟为第二十二步兵旅旅长。[2]
北伐风云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9月12日,冯部离京向热河进发,但行动迟缓。鹿钟麟所部二十二旅行军四天才到京北密云。10月19日,冯玉祥决心反戈一击,命令鹿钟麟部星夜回师,占领北京。10月21日,鹿率部直取北京,一昼夜行军100公里,22日下午,抵北苑与留守司令蒋鸿迂会合,并在晚上从安定门进入北京城。他和孙岳所部一起,包围了总统府。占领电话局,电报局和火车站,不费一枪一弹就控制了首都。10月25日,冯玉祥在北苑召开军政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国民军,并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1924年11月3日,国民军对将驻守景山,故宫的守卫部队缴械。11月5日,代理大总统黄郛指令派鹿钟麟、张壁交涉清室优待条件事宜,下午4时,溥仪迁出故宫。鹿钟麟之举受到进步人士和全国人民的高度赞扬。年末孙中山访问北京时,冯命鹿负责孙文的接待及警备工作。1925年3月孙文在北京去世,鹿曾帮助孙中山灵柩移奉北京西山碧云寺。
1926年1月冯玉祥因为被指“赤化”而下野,张之江任国民军全军总司令,鹿钟麟任国民军前敌总司令(后任东路总司令)。4月段祺瑞与奉系的密约曝光,鹿急袭段祺瑞,段祺瑞失势。同月国民军从北京撤退到南口,鹿钟麟、张之江和西路总司令宋哲元同直、鲁、奉联军抗衡。8月14日他们放弃南口,撤往绥远、包头方向。在冯玉祥访问苏联不在国内,其他北方各派均为敌人的恶劣环境中,张、鹿、宋的运筹帷幄使国民军得以存续。
此后冯玉祥归国,1926年9月17日五原誓师,冯玉祥任国民联军总司令,加入中国国民党的北伐,鹿钟麟任总参谋长。鹿钟麟奉冯的命令访问苏联,会见斯大林,取得苏联援助。1927年4月归国后,任河南省民政厅厅长兼代理省政府主席。9月,他任冯所率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第9方面军总指挥,击破直鲁联军。此后他历任右路总指挥、北路总司令,进行北伐。1928年末,鹿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常务次长,代理军政部长。
中原大战
1928年7月,北伐战争结束,冯玉祥,蒋介石、阎锡山各派势力之间,因地盘分配问题发生矛盾。如鹿钟麟、韩复榘两部进军河北驱逐东北军出关,应是首功,不但未取得比较富庶的地盘,甚至两军粮饷蒋介石也分文未给。在战后编遣会议上,北伐各集团军各怀保存实力之谋,勾心斗角,以致会议流产。一九二九年冯玉祥托病离开南京,到河南辉县百泉村居住,观察形势发展,准备反蒋,军政部长一职交鹿钟麟代理。同年五月冯决心反蒋,命令所部向甘,陕腹地西撤,韩复榘,石友三两军以甘,陕地区瘠贫不愿西进,加之蒋介石行贿拉拢,遂叛冯投蒋。蒋下令讨冯,冯遂通电下野。阎锡山以共同下野出国为名,诱冯入晋,把冯软禁于五台县建安村,用以挟蒋自重。冯部宋哲元、孙良诚两军被迫退入潼关以西。这时在南京任军政部长的鹿钟麟如深陷虎穴,随时都有生命之虞,只有设法逃出南京。适西北军将领,甘肃省主席刘郁芬来南京谒蒋,表示拥护中央政府,实则是要粮要饷。蒋的侍从室主任贺耀祖在上海设宴招待刘郁芬、鹿钟麟,其实也是借机观察刘、鹿的动静。午夜宴罢,鹿钟麟即以往钱塘江观潮为名,在西北军前顾问日本人松室孝良帮助下,带随从人员潜赴黄浦江,乘上日本轮船,驶往日本。蒋介石获悉鹿已逃走,即下令通缉。鹿钟麟在日本稍事休息,搭轮回到天津,避居日租界内。
1929年12月间,冯玉祥密令鹿钟麟设法来建安村。鹿乔装商人模样由天津经北平过大同直奔太原,再假冒阎锡山的“赵参议”名衔进入建安村。与冯会晤后,首先报告军内反蒋失利作战情况,宋哲元,孙良诚互相推诿战责,将帅不睦,已成群龙无首的状态。冯当即委任鹿钟麟代理总司令职务,命其立回陕西军次,重整西北军,准备再次东出潼关。又设计派人与蒋介石联络,秘密联蒋反阎,以分化蒋,阎关系,另一方面,公开要求阎锡山送还冯玉祥,共同反蒋。商妥后,鹿迅速折返太原转车南下,直奔黄河渡口风陵渡。这里虽有阎锡山的设防部队,戒备极严,但鹿以“赵参议”名衔得以顺利渡过黄河,到达西北军防地。鹿钟麟以冯的全权代表身份,按预订计划行事。1930年3月11日,西北军将领由鹿钟麟领衔,发表拥护阎锡山反蒋的通电,原西北军叛将和第四集团军李宗仁等,纷纷来电声援讨伐蒋介石,惟东北军张学良保持沉默。当日以鹿钟麟为前敌总指挥,倾三十万大军分六路进入河南,晋军以徐永昌为前敌总指挥,总兵力二十万投入津浦,陇海两铁路沿线,其他各方面军次第编进序列。为了统一指挥各方面军,将任命鹿钟麟为二、三、四方面军的前敌总指挥,徐永昌副之。蒋介石也动员陆海空近百万之众,分别在津浦线、陇海线、平汉线、鲁西南、豫东、皖北、两湖地区同时进兵,何应钦坐镇武汉,蒋介石统帅徐州。双方主要战场在徐州以西陇海线一带。战斗开始时,双方互有得失。当蒋军在柳河集、归德、马收集等地转危为安时,冯军未能施行纵深突击,鹿钟麟命令孙连仲,孙殿英两部在解毫州之围后,向津浦线蚌埠挺进截断蒋军后方补给。但二孙强调部队疲于奔命,亟须休整,迟迟不进,坐失战机,陷于被动。当八月间陇海攻势受挫,晋军又失利,有些将领徘徊观望自寻出路。9月28日鹿钟麟向冯玉祥报告:吉鸿昌已投蒋,梁冠英、孙连仲也接受了蒋介石的委任状。冯乃陷于众叛亲离的苦境。更兼张学良通电率军入关,西北军遂以失败而告终。冯玉祥原来准备由鹿钟麟全权处理部队的善后,蒋介石不应允,坚持要冯、鹿下台。鹿钟麟于10月23日发出“漾电"声明下野,来天津闲居。
抗战期间
1931年鹿钟麟任国民党第四届候补中委,1932年任军事参议院参议,1935年任国民党第五届中委。1935年冬,与冯玉祥同时被蒋介石邀赴南京共商国事。其后曾来北平会晤宋哲元,力劝宋坐镇保定,认真对待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在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鹿曾怂恿宋哲元与日军决一死战,终以种种原因而未果。1937年秋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冯玉祥出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鹿钟麟为参谋长。不久冯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鹿任该战区司令长官和为时很短的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1938年初,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企图与日寇妥协搞独立活动,不听指挥避战而失掉大半个山东。蒋介石在开封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届时逮捕了韩复榘。蒋在回武汉时,叫鹿钟麟同车而回,鹿说,这里有专列车辆,随后即到。不久蒋任命鹿钟麟为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部总监,组织军事法庭,会审韩复榘抗命不战的罪行。鹿,韩均系冯玉祥的高级将领,蒋介石令鹿审韩而定罪,既能消除异己又可显示大公无私,取得一箭双雕之功。同年夏,委任鹿钟麟为冀察战区总司令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当时冀察一带的广大军民,在共产党八路军的领导下,在敌后展开广泛的游击战争并建立民主的地方政权。国民党反动派在敌后有河北民军司令张荫梧和第九十四军军长朱怀冰领导地主武装,不执行统一战线联合抗日的决议,处处与人民武装搞“磨擦”,甚至向民主武装力量进攻。鹿钟麟就是在此背景下就职的。这期间,鹿既不能正常地执行统一战线共同抗日,又不能真正指挥张荫梧与朱怀冰,特别是朱怀冰尤为骄横跋扈,更兼蒋介石派遣军统特务进入司令部工作和监视鹿的行动。所以,鹿无法联合八路军共同抗日,又制止不了反动武装的破坏活动,终于在1940年愤而辞去本兼各职,回重庆歌乐山闲居。有关这一段经历,鹿钟麟生前深感内疚,又不愿说明自己当时的处境及内在的矛盾斗争,恐落得自我表白之讥。
抗战期间,国民党统治区的兵役制度,使广大青壮年惨遭虐待,”拉壮丁“中骇人听闻之事层出不穷。冯玉祥在重庆调查各处兵役制度的弊端,并面报蒋介石查处。蒋一怒之下,枪决了当时的兵役署署长程泽润,并决定将兵役署扩大为兵役部,要冯玉祥推荐部长人选。冯提出张之江及鹿钟麟二人择一任命,蒋遂于1944年11月任命鹿钟麟为兵役部部长。抗战期间,国民党的兵役制度是其统治制度的延伸的一部分,弊病多端,老百姓不堪其扰。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下一千四百万人。而蒋让冯玉祥推荐其旧部充当,不过是“请君入瓮”的诡计罢了。到1945年5月鹿钟麟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委,同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兵役部撤消,转任华北宣抚使。这仅是表面酬答之举,鹿工作完毕便寓居天津。
晚年生活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鹿钟麟跨进了一个新的时代。历尽政治沧桑,过了一辈子戎马生涯的鹿钟麟,却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自愿出来协助人民政府开展街道居民工作。他热心从事爱国卫生运动,积极宣传防火,防盗。在抗美援朝中,以极大的热忱带头捐献财物。他拥护新政权,生活在群众中,积极促进里巷睦邻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出一把力。他经常对人说:“我为人人团结紧,人人为我共前进。”1954年冬,毛泽东主席召见了鹿钟麟,亲切地询问他在街上做工作的情况,称赞他是“办街道工作的专家”,并设宴款待。其后,毛主席委任他为国防委员会委员。鹿钟麟非常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他曾数次在广播电台对台湾军政人员(他的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发表讲话,宣传新中国的伟大成就,望他们为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做出自己的供献,并欢迎他们来大陆探亲访友和参观。在党的关怀下,鹿仲麟过着安适的晚年生活,作为天津市政协委员,鹿仲麟经常参加各项社会活动。愿在自己有生之年,为实现祖国的“四化”建设和统一大业而贡献力量。他晚年患前列腺增生和肠癌,反复数次入院医治,领导同志们给予亲切关怀和探望,并嘱托医生设法治疗。终以病情多变,于1966年1月11日逝世,终年八十二岁。在河北省及天津市党政领导同志关怀下,为鹿钟麟举办了隆重的葬礼。成立治丧委员会,由河北省副省长杨一辰任主任委员。河北省副省长杨亦周、高树勋亲自料理,中央领导派典礼局局长余心清专程来津致祭。同年一月十四日安葬于天津北仓革命公墓。 [3] [4]
主要贡献
驱逐溥仪
1924年11月5日,新任京畿卫戍总司令鹿钟麟带领几十名军警进入神武门,执行“逼宫”命令。鹿钟麟护送溥仪来到位于后海甘石桥的醇王府邸,突然执枪问溥仪:“从今以后,你是称皇帝,还是以平民自居?如果愿作普通人民,则我等军人对你自有保护之责任,如你仍称皇帝,那我们民国不容皇帝存在,我只能枪毙你!”溥仪受此威慑,声明自己愿为中华民国之一分子,鹿随与之握手为别。
文史整理
1959年周恩来总理号召老年人士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之后代以后,鹿钟麟积极投入撰写文史资料的工作。他先后写成了《滦州起义前前后后》、《冯玉祥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始末》、《孙中山北上与冯玉祥》、《一九二六年访苏前后的回亿》、《有关兵役部的回忆》、《张学良在南京受审的回忆》等许多回忆文章,达数十万言,提供了有关历史事件的第一手材料。[5]
个人评价
在民国初期,鹿钟麟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是西北军首领、人称“西北王”的冯玉祥的手下大将。其人足智多谋,善于随机应变,故有“鹿小鬼”之绰号,因此很得领导的青睐和重用。冯玉祥很快就发现了这棵苗子,把他提拔做了自己的心腹大将。后来他追随冯玉祥做了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成为了当时的名人。比如他随同冯玉祥发动“北京兵变”,把吴佩孚赶下政治舞台,态度相当坚决;又比如他随后带兵把清末帝赙仪驱逐出紫禁城,彻底铲除了满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这可是不小的功劳,这足以让他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显赫的一笔。
然而鹿钟麟忽视了政治博弈中的游戏规则,那就是千万不能站错队。以他的功劳,他完全可以官运亨通,享尽荣华富贵,但是等到蒋介石掌握了实权的时候,鹿钟麟就没有原来那样红火了。蒋介石认为他是冯玉祥的手下,不是自己的亲信和嫡系,不会忠心为其所用,所以只是给他挂个虚衔,从来不让他染指军权。而且总是把一些棘手的事交给他去做,做好了他绝对不会吱声,没有做好肯定就要挨罚,甚至遣送回家,闲置不用。这是蒋铲除异己的一贯做法。好在鹿钟麟生性灵活,好多次都化险为夷,没有被蒋介石抓到辫子,侥幸蒙混过关,蒋也就无可奈何。[6]
成就荣誉
1924年11月5日,新任京畿卫戍总司令鹿钟麟带领几十名军警进入神武门,执行“逼宫”命令。鹿钟麟护送溥仪来到位于后海甘石桥的醇王府邸,突然执枪问溥仪:“从今以后,你是称皇帝,还是以平民自居?如果愿作普通人民,则我等军人对你自有保护之责任,如你仍称皇帝,那我们民国不容皇帝存在,我只能枪毙你!”溥仪受此威慑,声明自己愿为中华民国之一分子,鹿随与之握手为别。
中国自有皇帝以来,凡2000余年,其间敢以手铳侍帝王,复与帝王行握手礼者,此前,除鹿钟麟外,恐无第二人。更戏剧性的是,1961年,成为公民的溥仪与鹿钟麟再次聚首,四手相握,畅谈往事。
1959年周恩来总理号召老年人士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之后代以后,鹿钟麟积极投入撰写文史资料的工作。他先后写成了《滦州起义前前后后》、《冯玉祥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始末》、《孙中山北上与冯玉祥》、《一九二六年访苏前后的回亿》、《有关兵役部的回忆》、《张学良在南京受审的回忆》等许多回忆文章,达数十万言,提供了有关历史事件的第一手材料。[7]
鹿钟麟与溥仪
1924年11月5日上午9时,鹿钟麟与摄政总理黄郛、北京警察总监张璧、社会名流李石曾一行四人,由北京警卫司令部乘汽车出发,带四十军警,直趋神武门。守卫故宫的清皇室警察,见到突如其来的国民军,惊慌失措,还没有回过神即被全部缴械,听候改编。自神武门一路前行,进入故宫后直入隆宗门原军机处旧址。不久,内务府大臣绍英和荣源来见,鹿钟麟出示了大总统指令和修正清室优待条件,限绍英两小时内促使溥仪接受指令,废去帝号,迁出故宫,移交各项公私物品。两小时之后,绍英依然拖延,鹿钟麟以炮轰紫禁城相威胁。绍英请求再宽限二十分钟,作出最后决定。这一次,溥仪接受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决定即日迁出故宫。16时10分,溥仪及其后、妃和亲属等离开了故宫。 鹿钟麟在回忆录中写道:汽车共五辆,我乘第一辆,溥仪、绍英第二辆,溥仪后、妃和亲属及随侍人员分乘第三、第四辆;张璧等乘第五辆,由故宫直驶醇王府(清室称北府)。溥仪在醇王府门前下了车,这时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握手接谈。我说:“溥仪,今后你还称皇帝吗?还是以平民自居呢?”溥仪回答说:“我既已接受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当然废去帝号,愿意作一个中华民国平民。”我说:“好,你既然愿当平民,我身为军人,自有保护责任,一定要通知所属,对你加以保护。”张璧在旁凑趣地说:“你既是一个中华民国平民,就有当选为大总统的资格。” 到此,他们握手道别。[8] 年过半百的溥仪他带着自己的妻子来到了故宫。本来跟妻子有说有笑的溥仪见到一个人后,神色突然冷淡下来,并愣在原地,不知作何反应。原来这个人就是我们前文提到过的鹿钟麟。当年正是他执行上级的命令将溥仪赶出了皇宫。溥仪看到鹿钟麟时,心情十分复杂。不由得又回想起了几十年前自己被赶出皇宫的那一天。
而鹿钟麟也看到了溥仪,发现溥仪对自己的态度有些惧怕后,鹿钟麟主动走向前微笑着跟溥仪打招呼:先生,没想到能在这里碰到您。
看到鹿钟麟对自己表达了友善后,溥仪也主动回以对方微笑。两人就这样打开了话匣子。在交谈中,鹿钟麟对于当年的事情深表歉意,溥仪经历了风风雨雨后自然也不会在纠结过往,当时大家身处乱世,每个人都身不由已。两人就这样握手言和,一笑泯恩仇。[9]
纪念场所
鹿钟麟故居坐落于天津市和平区大理道18号。建于民国时期,为一座砖木结构,红瓦坡顶,坐北朝南的英式二层楼房。该建筑为高台阶,圆拱形大门。院中树木茂盛,整体布局美观,朴实而幽雅大方。现为居民住宅。
视频
鹿钟麟排挤八路军,八路军霸气回击,鹿钟麟瞬间傻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