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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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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政委,男,湖北随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1]、市场研究总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兴业研究副总裁,中国第一家赤道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绿色金融专家,南京审计大学金审学院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扬子江新金融智库专家。中国金融40人论坛(CF40)特邀成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新供给50人论坛成员,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第二届个人会员理事,西安交通大学兼职[2]教授,武汉理工大学兼职教授,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金融MBA业界导师,深圳证券交易所绿色金融方向博士后指导专家组成员,中欧绿色能源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曾获上海金融领军人才、首届沪上十大金融创新人物称号[3]

 鲁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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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人物说明----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出生地点----湖北省随州市环潭镇

国 籍 ---- 中国

主要荣誉----2010年被上海市政府确定为上海金融领军人才, 首届沪上十大金融创新人物, 在金融界和百度新闻联合评选的2011年度中国最受关注的十大经济学家中以前瞻名列榜首, 2010年度和2011年度连续两年第一财经金融价值榜之最佳中国分析师

毕业院校----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学历----经济学博士

目录

1人物简介 2人物经历 教育经历 工作经历 3事迹 精准预测 前瞻性判断 4获奖经历 5应邀演讲 6相关内容

人物简介

鲁政委,经济学博士,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市场研究总监,2010年被上海市政府确定为“上海金融领军人才””,“首届沪上十大金融创新人物”,在金融界和百度新闻联合评选的“2011年度中国最受关注的十大经济学家”中以“前瞻”名列榜首;2010年度和2011年度连续两年“第一财经金融价值榜之最佳中国分析师。

中国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市场研究总监。

人物经历

教育经历

2003年9月——2006年6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系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方向博士。

2000年9月——2003年7月,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西方经济学制度与产业组织方向硕士。

1993年9月——1997年7月,陕西财经学院工业经济系(后更名为工商管理系)企业管理国际企业管理方向学士。

工作经历

1997年9月——2003年8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社会科学系担任工商管理专业的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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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9月——2001年7月任助教;由于教学科研能力突出于2003年8月被破格晋升为讲师。

2006年7月 至今,加盟兴业银行市场研究团队。

事迹

精准预测

1997年开始进行中国经济研究,2006年加盟兴业银行市场研究团队,在宏观经济形势和货币政策等方面分析深入和预测准确被业内各界关注。自2010年10月份首次加息以来全部5次加息、9次准备金率上调,在月份意义上,全部为其提前7-60天精准预测。因其对经济形势极其精准的把握能力,被媒体誉为“十四冠王”、“预测帝”。

前瞻性判断

不仅如此,鲁政委还具有极强的前瞻性把握和判断能力。代表性的案例有:

2008年1月,在美联储大幅降息75bp之后,即在国内率先指出美联储可能采取购买长期国债注入流动性的“量化宽松”政策;2008年5月,作出了大宗商品价格即将见顶、目前的高通胀预期事后看来将是“稻草人”(而当时市场主流观点认为商品已进入10年牛市期,年末原油将达到200美元/桶,但2008年7月以原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开始见顶回落);

2007年1月作出的全年法定存款准备金将最多上调7次、很快将达到15%以上(而当时主流认识为1个季度调1次全年最多4次,而实际情况是最终全年上调了10次,2007年末达到14.5%,目前已达20.5%);2007年9月,在中外研究机构均一片乐观认为“美国经济弹性较好,不会衰退”的看法中,前瞻性地判定“美国次按余波难平或超想象”,为事后形势发展所证实,成为国内市场上在该问题上最富前瞻性的人士。

获奖经历

2010年第一财经金融价值榜 最佳预测分析师(中资机构)TOP5

2011年第一财经金融价值榜 年度机构首席经济学家(中资)

应邀演讲

鲁政委不仅曾多次应邀赴数个国家宏观部委就经济形势进行政策咨询、发表演讲或授课,还经常作为专家应邀在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凤凰卫视、第一财经电视台、香港Now财经电视台、香港有线电视台、香港新城财经广播电台等电视和广播媒体发表对宏观形势和政策的见解。其观点还被主流财经传媒Bloomberg(彭博)、Reuters(路透)、BBC、Financialtimes(英国金融时报)、AP(美联社)、LosAngeles Times(美国洛杉矶时报)、Market News International(美国国际市场新闻社)、Les Echos(法国回声报)、DPA(德新社)、NOW(香港电讯盈科旗下新闻及财经资讯台)、AFP(法新社)、Nikkei(日本经济新闻)等广泛援引。在《金融时报》、《第一财经济日报》、《新财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金融》、《中国债券》、《中国外汇》、《中国货币市场》、《金融世界》等专业财经媒体和杂志上发表研究报告300余篇。

相关内容

降息不如扩大贷款利率下浮范围

2012年4月份经济数据显示,在第一季度GDP增速出现环比折年率低于7.5%的政策目标之后,经济下滑势头不仅未能止住,工业增加值环比显示出的下滑速度反倒还在加快,由此使得同比工业增加值跌破了工信部确定的今年11%的增长目标,这直接导致了近期宏观调控政策的迅速转向。

宏观调控政策的转向,诱发了市场对货币政策特别是利率政策调整的猜测,越来越多的机构开始倾向于降息。但我们认为,当前的最优政策选择,应该是调整贷款利率;其中的最优调整方法,应该是允许贷款利率在贷款基准利率下限以下更大范围内浮动。

首先,存款利率暂不宜调整。从老百姓的角度来看,他们一直认为:在过去近两年的时间里,“实际存款利率”(指1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减去当月同比CPI)一直是负利率。在“实际存款利率”刚刚“转正”、CPI仍在3%以上的情况下,如果此时就立即选择降低存款利率。

刺激信贷 监管指标需调整

虽然PMI持续上行5个月,但跌破个位数的工业增加值增速还是令宏观当局再度担心未来经济是否能够企稳。在此背景下,低迷的信贷及其制约因素成为关注的焦点,由此引发市场对未来政策调整的猜测。

在笔者看来,当前的信贷低迷,既有供给方原因,也有需求方原因。如果给定信贷需求,从信贷供给来说,货币政策已非制约信贷的关键因素,而一些监管指标的“逆周期”调整则显得更为迫切。

需鼓励中国金融市场发展

据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报道,美国监管机构周四宣布,将给美国银行业两年的适应期,以逐步满足沃尔克规则的监管要求,这意味着银行在两年内仍然可以开展自营业务,也就是可以利用自有资金买卖股票、债券、货币、商品以及衍生品业务,这打消了近期银行业利润受损的顾虑。沃尔克规则是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的名字命名,旨在降低银行利用自身资本进行风险投资,从而导致储户存款面临风险,也就是对自营交易活动加以限制,那么您这位这个规则发挥的作用会有多大?我们国家有没有类似的规则呢? 经济之声特约评论员鲁政委作出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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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政委:这个规则是一个对美国乃至未来全球的银行业都将会产生巨大影响的规则,它的核心的思想就是说银行是一个高杠杆的行业,它不可以利用别人的钱从事过度高风险的业务。在这一轮危机之前,有很多银行通过设立特殊目的公司,设置高风险的金融的交易,最终使得一些银行陷入了困境。

多德弗兰克法案的试图就是禁止或者说把自营交易的业务限制在最低的范围里,以避免诱发整个银行体系的风险。我觉得这个对未来美国和中国的银行业的监管思路的变化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当然中国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一个明确的规范,我建议中国先普查美国的进展再做出自己的正确选择。中国目前是金融市场发育严重的不足,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是需要鼓励金融市场发展。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一个亟须“再平衡”的平台

首先,双方代表官阶的对等掩盖了决策权的失衡。虽然从每次对话的官阶来看,谈判桌两头的中美双方都保持了官阶外交上的对等,但是,其背后的决策权却是严重失衡的。对中方来说,所有代表都几乎直接是国内相应政策的直接“拍板人”;而对美方来说,其代表在许多时候则都不过是其所谈论问题的“传声筒”。比如,对于美方此前几乎每轮必作“主菜”端上来的汇率问题,其决策权根本不在政府,而是在国会。

其次,双方谈判内容明显失衡。如果你是明眼人,一下子就可以看出来,美方很多时候在对话中找中方讨要的都是些汲汲于利的“小东西”,而中方很多时候在争取的则都全是正大光明的“大帽子”。比如,美方要求中方给予美资金融机构获得参与股指期货的权利,而我们则数度要求美方保证中国投资美债的安全。因为小,在当下似乎微不足道,所以美方一般容易得手,但最终会聚沙成塔;因为大,就难免含糊不清,所以美方也不妨给予,但最终不免口惠而实不至。

第三,官方谈判的对等性质掩盖了官企谈判的失衡实质。从美方每次讨要东西的极度具体来看,美国的官方代表不过是“穿着马夹”在华经商的“生意人”;反观我方代表,每每提出大义凛然的要求,显示我方谈判的才是真正的政府官员。虽然官员也是殚精竭虑的“父爱主义者”,但却不能保证总是能够摸透“儿子”的心思,由此不免出现“所要未必是儿之所欲”的情况。

面对上述失衡,未来亟须实现“再平衡”。首先,让中国企业家参与谈判准备进程。既然会议已经是例行的,那么,每年就可以早早召集与美国具有利益相关性的企业家,列出主要问题清单,然后官员在谈判中逐一向美方提出。这样中方的谈判内容也就从此可以由“大”到“小”,真正实现和美方对称。其次,必须坚持,任何中方的承诺都应以美方承诺的同步达成为条件,这样就可以实现决策权的对等。最后,作为对当前政府间对话平台的配套和平衡联动机制,可以考虑要求美方与中方建立全国人大和政协与美国国会两院的定期对话机制。

参考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