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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往事(耿永君)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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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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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往事》中国当代作家耿永君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高原往事

从我记事起,村里就实行农业合作社。全村为一个大队,又分为六个小队,每个小队十二三户人家。我家在第四小队,小队长就是我父亲。

选我父亲当小队长是有原因的:父亲是个木匠,经常到邻村给人家做家活,挣点钱养家口,惹得社员们都眼红:我们每天饿得头昏眼花,才挣十个工分,值几分钱,你凭啥顿顿好饭,一天就挣一块多?咋回来给咱把家当上,一个锅里搅稠稀吧。

憋了一肚子气的父亲在家里蒙头睡了三天,社员们乐得在自留地里忙活了一阵子。可别小看这自留地,那可是队里按人给每户分的“救命田”,虽然少得可怜,但一到自家名下,人们就拼命在地里抱挖。苦不枉受,地不瞒人,自留地里的庄稼疯长,集体地里的禾苗却荒芜得不像样子……

每天早晨,太阳照亮了山头,勤劳的父亲挑水把院子的菜畦浇保墒后,朝对面山上住的社员们高声呐喊:“背掌湾锄谷子喀喽——”

小队长不发令,社员们不出工。父亲扯直嗓子喊了三遍,大伙还是赖在家里不起身。我那时正值小学放暑假,常跟父亲到山里砍柴。父子俩到了背掌湾,已是大半早上了。父亲望着地里稀稀拉拉的谷苗抽闷烟,又帮我砍柴,嘴里狠狠骂着:鬼孙子们,饿死也活该。这时,社员们才三三两两,蔫头搭脑来到地里,一屁股坐下又歇半天,而后跟在开畔的父亲身后,有气无力地锄起地来。自留地里逞英雄,集体地里磨洋工。农业社,烂摊摊,精精捉憨憨。大伙心里明白:这大锅饭,人心涣散,实在没个奔头,可又有啥办法呢?锄着锄着,大家忍受不了山野的寂静,有人便唱起了信天游。穷欢乐,富忧愁,受苦人不唱怕个球。唱《小寡妇上坟》,唱《光棍哭妻》

……

青天蓝天老蓝(噢号)天,

杀人的老天不眨(噢号)眼

……

粗犷而悲伤的歌声在山峁间弥漫开来,背掌湾顿时充满了凄凉的气氛,人们心里一股难以抑制的辛酸也随之升起……

民以食为天。

在我的记忆里,是“两杂两薯”(杂交玉米、高粱红薯、马铃薯)救了陕北人的命。在苍凉、枯焦、干旱的陕北地皮上,“两杂两薯”这些粗糙而耐旱的作物硬是扛了过来,成了受苦人填肚子的主要食物。特别是马铃薯(俗称山药蛋),还被编到歌里呢:“山药宝蛋蛋,哎嗨哟,人人都喜欢,全国人民齐劳动,大张旗鼓闹生产。”

瓜菜半年粮,抱下山药心不慌。有些饿极了的人们睁大眼睛满世界搜寻能吃的东西,偷糜子掐谷穗的事时有发生,村中小土窑的山药蛋经常在半夜三更失盗,失主家的婆姨娃娃捶胸顿足,嚎天哭地,实在恓惶。

那时候,上头忙着闹“文革”,争权夺利,下面忙着填肚皮,爬山上树。野菜吃完了,就吃树叶,树叶吃完了,就吃树皮,人们饿得一塌糊涂,整个村子笼罩在饥饿的阴影里。

一天晚上,父亲又召集社员们开会去了,我坐在炕上的煤油灯下写作业。很晚了,父亲才回来,长长叹了一口气,悄悄说,又给每户分了点地。母亲慌了,那上面知道了还了得?父亲说,总不能眼看着饿死人,走一步说一步……

“四小队分地了”,几天后,这惊人的消息传开了,闹得村里风一阵雨一阵。奇怪的是,这场风波很快就平息了,原来,其他小队也心照不宣,纷纷效仿,都偷偷给每家又划了一份自留地。好在山高皇帝远,中国地盘这么大,上面再严厉的号令,传到穷乡僻壤已是声威疏淡,旋到山峁沟壑,更是寻找不着。老百姓可不管什么这思想那主义,只认吃饱肚子这个理。两耳不闻村外事,一心只种自留地,世外桃源一般。父亲正值壮年,有的是力气和汗水,粮食比别人家打得多不算,冬时闲月仍操旧业挣外块:给村里出嫁的女子做箱子,给垂暮的老人做棺材、、、家里虽然饭食不好,但从没断过顿,以至于我上高中时经常背着令同学们羡慕的黑面饼。听说,四川饿死人了,甘肃也饿死人了,可我们村除了外流的两家外,人们全都活得好好的。大伙嘴上不敢说,心里明白:这日子可全都沾了自留地的光。

穷归穷,饿归饿,受苦人的日子照样过。农人们依然有说有笑,活得有滋有味。

一年里,婚丧嫁娶,赶集遇会,没两件见人衣裳是不行的。婆姨女子们冒着中午毒辣辣的日头掏药材,卖了药材扯布料,缝新衣。什么凡立丁、的确良、条绒布在那时是很时髦的。穿得好来走得快,肚里装些酸白菜。物质生活的匮乏掩盖不了精神生活的色彩,苦难、苍凉的环境显现着旺盛的生命活力,张扬着火热的激情与苦中作乐的生活情趣。正如陕北民歌唱的那样“麻汤饭和小蒜,香得老婆打老汉”,“荞面圪坨羊腥汤,死死活活相跟上”,“鸡蛋壳壳点灯半炕炕明,酒盅盅量米不嫌你穷”……

过年了,虽没啥好吃的,但家家户户的卫生是要打扫的,村里的秧歌是要闹的。早早地,年轻人们就在村中山门滩寒冷的公窑里点起煤油灯,吹拉弹唱排节目。秧歌一般在正月初二开始,要闹三天。大秧歌、小场子,红火热闹,陕北说书、道情剧,好戏连台。每当此时,我们可爱的山门滩就成了村人们狂欢的大舞台,那些终日在山里劳作的受苦汉,人人都是闹秧歌的好把式,老汉汉猴娃娃们也在伞头的带领下一起上场,扭呀唱呀,抒发闷在心里的那种愁苦、悲凉和激情,宣泄心头的苦难和万种情意

……

正月里冻冰立呀春消

二月里鱼儿水哟上漂

水呀上漂来想起我的哥

想起我的哥那哈,

想起我的哥哥谁知道。

……

在激越的锣鼓唢呐节奏里,在嘹亮的秧歌旋律中,跳跃着一种旷世的痛苦与柔情,令人身不由己地进场扭起来,舞起来,唱起来,呵,这醉人的陕北秧歌,它是粗犷的,像汹涌的江河激情张扬,有一种撼动人心的洒脱。它是细腻的,像和煦的春风拂过心头,慰藉着心酸的泪水和苦难的灵魂。每当此时,正值青春年少的我总是在秧歌里舞蹈着,旋转着,特别是看到场外父亲日渐苍老的脸上露出终年少有的笑容时,不禁热泪盈眶。乡亲们整个精神世界和灵魂,似乎注入了无尽的激情与欢乐……

转眼间到了七十年代末,准确地说是1976年的春天。

上面的政策有些松动,人们的生活越发活泛,不但可以放开手脚种植经济林,还可以大胆养猪拦羊,喂兔喂鸡,甚至,冷落了多年的集市贸易也热闹起来。又是从我们四小队开始,给每户划拨猪地兔地。过了一段时间,一看上面没啥动静,一咬牙,每家又多了一块副食地。

这种生产方式的变革,是在暗地里偷偷地进行着,是在老百姓强烈愿望的驱使下演变着。自留地的空前扩大,集体地的日益缩小,使父亲这个小队长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再也不用我吼喊了,父亲说,没一个懒汉,个个都是劳动模范。集体地里三天两头去一回,人们也表现出从未有过的积极,农人们怀着感恩的心情在地里下苦力。说来也怪,集体地里的庄稼也不再偷懒,长得满有样儿。

没有不透风的墙。邻村的乡亲们看到我们村的人活得有模有样,有吃有穿,先是疑惑,继而醒悟:原来都是在土地上捣的鬼。于是,纷纷划分自留地,劳动热情空前高涨……啊,多少年来,乡亲们总以为只要勤劳就能改变贫穷命运,改变村庄历史,然而事与愿违,现在,人们隐隐感到,终于寻找到了一条能过上好日子的阳关大道。

这种胆大包天的做法终于惊动了县上。1977年冬,县上基本路线教育工作组进驻了邻村张家沟。大难临头,人心恐慌,村人们不知如何是好。谁知那工作组不但没有召开批斗会,而且在一夜之间把全村划分成父子一组,兄弟一伙的作业组,叫什么“联产承包责任制”。天啊,这不是“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吗?这种顺天理,合民意的做法一下成了爆炸性新闻,喜极而泣的村人们奔走相告,热血涌动,欢欣鼓舞,有一种翻身解放的感觉。在公社中学教书的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我们的“生产承包责任制”与安徽小岗村几乎是同一时间开始的。

中国改朝换代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第二年春天,轰轰烈烈的农业生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公社展开。时来运转,又逢风调雨顺,人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起早贪黑,精耕细作。人勤地不懒,当年粮食大丰收。到今天,有线广播里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喜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改革开放的春雷响彻神州大地。

那些年,村里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家家户户粮食打得大囤圪堆小囤满。特别是历来金贵的小麦成了村里的主导作物,稀罕的大红苹果成了主要经济来源。玉米面窝窝,两面馍仅简单过渡了一下,就进入了大米白面的新时代。人们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满足,父亲脸上经常露出欣喜的笑容,逢人就说:共产党咋想开了,受苦人咋有活法了……

家中有粮,手中有钱,农人们开始干大事业了:修新窑,盖新房。三眼石窑一线线,新门亮窗独院院。受苦人一生的追求和梦想,现在终于变成了现实。女子们订婚开始时兴那“三转一响”(缝纫机、自行车、手表、收音机),只要将这些现代化的东西准备妥了,娶个媳妇一般不会有啥问题。

要想富,先修路。八十年代初,乡上到村里简易公路修通了,两年后又通了电,电视机、录音机、洗衣机进了普通百姓家,山区人民的生活终于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1]

作者简介

耿永君,中学语文高级教师,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