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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烛庵文学杂记》是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孙犁的散文。

作品欣赏

写历史,就专门去找那些现在已经绝迹,过去曾经被洋人耻笑的东西。改编古典文学,忽视其大部精华,专找那些色情糟粕,并无中生有,添枝加叶,大作文章。写现实,则专找落后地区的愚昧封建,并自作主张地发掘其人物的心理状态。凡此,都是出于一种“创作思想”:即认为这样写,是可以受到海外的青睐,青少年的爱好,评论家的知音。弄好了,可以成为什么名人,可以得到什么奖金。凡是这种“文艺家”,都是主张中国文艺需要“现代化”的。题材陈腐,思想低下,又要运用现代手法,这真是一种矛盾,一种畸形。

这些年,文艺工作上的一些做法,一些理论,导致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作品。这种作品的问世,受害的不只是读者、观众,也包含了作者本身。原来是不错的,也有一定的写作才能,经不起热浪的冲击,终于顺流而下。有的从好到坏,只有一两年时间。至于出版社,制片厂,如果因此致富,那赚的是昧心钱,如果赶的时机不好,赔了钱,那是报应。文艺评论,应该是帮助作者,步步向上,不应该诱人下水,毁灭作家。

有的作家,还是很年轻,是可以“改邪归正”的。因此,对他们的作品,可以批评,但不要乘机诅咒谩骂他们。有的报刊,前些日子,还在为一些时兴理论、一些热门作品,鼓掌叫好;气候一变,就跺起脚来,高声叫骂。这种自表清白的作法,实在不怎么样。

读书如同游览,宁可到有实无名之区,不遑去有名无实之地。《归有光文集》,四部丛刊本,有十二册,不算不厚。但人们经常诵读的不过三四篇。在这三四篇中,《寒花葬志》不过二三百字,却是最实在的作品。所谓实在,就是牵动了作者的真情。因此,所记无一字不实,亦无一字非艺术。

如果文途也像宦途,(实际上,现在文途和宦途,已经很难分了。)急功好利,邀誉躁进,总是没有好结果的。应该安分守己,循资渐进。不图大富大贵,安于温饱小康就可以了。

近年来,颇不喜读文艺作品,特别是文艺评论之类,因其空洞无物,浪费时间,得不到实际的东西。有时甚至觉得:

反不如翻翻手头的小字典,多认识几个字,多知道几条典故。

宋朝印刷术发展,刻书之风很盛,私家著述多能流传。近读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四厚册,其中保存文献甚多,暇时读一二页,不只识史事,也是读文章。较翻字典,又实惠多矣。

有人说,从事文艺,能否成名,要看机遇。我不反对这种说法。文艺界既是人间一界,其他界可以有平步青云的人,这一界就没有白日飞升的人?但文字工作,究竟还要有些基础才好。当前的一些现象,例如:小说,就其题材、思想、技巧而言,在三十年代,可能被人看作“不入流”;理论,可能被人看作是“说梦话”;刊物合一本也卖不出去;出版社,当年就会破产。但在八十年代,作者却可以成名,刊物却可以照例得到国家补助,维持下去。所有这些,只能说是不正常的现象,不能说是遇到了好机会。

所谓机遇,指的是,一个人原来并没有打算从事文艺,后来因为某种机会使他参与了这种工作,年深日久,做出了成绩,得到社会的承认。我们读一些作家的传记,会常常遇到这种例子。但就是这些作家,在他没有遇到那个机会之前,他还是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准备,例如读书、生活等等。

天赐的机遇是没有的,如果有,总是靠不住的。这些年,这种事例,我们已经看到不少了。

文艺工作,也应该“行伍出身”,“一刀一枪”的练武艺,挣功名。

凡是伟大的艺术品,它本身就显耀着一种理想的光辉。这种光辉,当然是创造它的艺术家,赋与它的。这种理想,当然来自艺术家的心灵。

不受年代、生活的限制,欣赏这件艺术品的人,都会受到这种理想之光的指引和陶冶。如果站在这件艺术品面前,感觉不到这种光辉,受不到陶冶,这样的人是难以从事文艺工作的。

理想、愿望之于艺术家,如阳光雨露之于草木。艺术家失去理想,本身即将枯死。

理想就是美,就是美化人生,充实人生,完善人生,是艺术的生机和结果。失去理想,从反映现实,到反映自我;从创造美到创造丑;从单纯到混乱,不只是社会意识的退化,也是作家艺术良知的丧失。

1987年4月[1]

作者简介

孙犁(1913年5月11日—2002年7月11日),原名孙振海,后更名孙树勋,笔名有孙犁、力编、纵耕、余而立、土豹、原平、林冬苹、林冬平、芸夫、孙芸夫、耕堂、芸斋、姜化、庸庐、时限等,河北安平人,是一位中国现当代小说家、散文家。1927年开始文学创作。早年曾当过机关职员、小学教员。中国现代作家、散文家,“荷花淀派”创始人,历任天津日报社副刊科副科长、报社编委,中国作协天津分会主席,中国作协第四届顾问,第五、六届名誉副主席,中国文联荣誉委员。1940年代发表的文集《白洋淀纪事》是其代表作。1950年代又发表了《铁木前传》《风云初记》等作品。2002年7月11日晨六点病逝于天津,终年89岁。[2]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