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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中对

中 文 名  : 隆中对

作品典故 : 三顾茅庐

作       者陈寿

作品出处 : 《三国志》

创作年代 : 207年~208年

《隆中对》选自陈寿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1]。中国东汉末年,刘备三顾茅庐去襄阳隆中拜访诸葛亮时的谈话内容(促成三国鼎立的战略决策)。

公元207年冬至208年春,当时驻军新野的刘备在徐庶建议下,三次到襄阳隆中拜访诸葛亮,但直到第三次方得见。

刚出山的诸葛亮为刘备描绘了一副前景图:向南拥有荆州和益州,东结孙权,二路北伐曹魏,则大功可成。

诸葛亮在登上政治舞台之初,就以《隆中对》的方式为刘备描述出一个战略远景。这一千古名篇,许多人能够倒背如流,在中国古代的战略思想中,隆中对具有典范价值。此篇文章入选初中语文,人民教育出版社九年级(上册)[2]

作品原文

隆中对

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3] 。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

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

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因屏人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

亮答曰:“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先主曰:“善!”于是与亮情好日密。

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

译文

诸葛亮亲自在田地中耕种,喜爱吟唱《梁父吟》,他身高八尺,常常把自己和管仲、乐毅相比,当时人们都不承认这件事。只有博陵的崔州平,颍川(河南禹州)的徐庶与诸葛亮关系甚好,说确实是这样。

适逢先帝刘备驻扎在新野。徐庶拜见刘备,刘备很器重他,徐庶对刘备说:“诸葛孔明这个人,是人间卧伏着的龙啊,将军可愿意见他?”刘备说:“您和他一起来吧。”徐庶说:“这个人只能你去他那里拜访,不可以委屈他,召他上门来,将军你应该屈尊亲自去拜访他”。

因此先帝就去隆中拜访诸葛亮,总共去了三次,才见到诸葛亮。于是刘备叫旁边的人退下,说:“汉室的统治崩溃,奸邪的臣子盗用政令,皇上蒙受风尘遭难出奔。我不能衡量自己的德行能否服人,估计自己的力量能否胜任,想要为天下人伸张大义,然而我才智与谋略短浅,就因此失败,弄到今天这个局面。但是我的志向到现在还没有罢休,您认为该采取怎样的办法呢?”

诸葛亮回答道:“自董卓独掌大权以来,各地豪杰同时起兵,占据州、郡的人数不胜数。曹操袁绍相比,声望少之又少,然而曹操最终之所以能打败袁绍,凭借弱小的力量战胜强大的原因,不仅依靠的是天时好,而且也是人的谋划得当。现在曹操已拥有百万大军,挟持皇帝来号令诸侯,这确实不能与他争强。孙权占据江东,已经历三世了,地势险要,民众归附,又任用了有才能的人,孙权这方面只可以把他作为外援,但是不可谋取他。荆州北靠汉水、沔水,一直到南海的物资都能得到,东面和吴郡、会稽郡相连,西边和巴郡、蜀郡相通,这是大家都要争夺的地方,但是它的主人却没有能力守住它,这大概是天拿它用来资助将军的,将军你可有占领它的意思呢?益州地势险要,有广阔肥沃的土地,自然条件优越,高祖凭借它建立了帝业。刘璋昏庸懦弱,张鲁在北面占据汉中,那里人民殷实富裕,物产丰富,刘璋却不知道爱惜,有才能的人都渴望得到贤明的君主。将军既是皇室的后代,而且声望很高,闻名天下,广泛地罗致英雄,思慕贤才,如饥似渴,如果能占据荆、益两州,守住险要的地方,和西边的各个民族和好,又安抚南边的少数民族,对外联合孙权,对内革新政治;一旦天下形势发生了变化,就派一员上将率领荆州的军队直指中原一带,将军您亲自率领益州的军队从秦川出击,老百姓谁敢不用竹篮盛着饭食,用壶装着酒来欢迎将军您呢?如果真能这样做,那么称霸的事业就可以成功,汉室天下就可以复兴了。”

刘备说:“好!”从此与诸葛亮的关系一天天亲密起来。关羽张飞等人不高兴了,刘备劝解他们说:“我有了孔明,就像鱼得到水一样。希望你们不要再说什么了。”关羽、张飞于是不再说什么了。

写作背景

东汉末年,宦官专权,朝政腐败,政治黑暗,民不聊生,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极为尖锐,终于在公元184年爆发了全国规模的黄巾农民大起义。黄巾起义军失败后,地主阶级加重剥削农民,政治异常黑暗,地方豪强的武装割据一方,这就形成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军阀混战。在割据混战的初期,曹操占据兖州豫州(山东南部、河南),袁绍占据冀、青、并、幽四州(河北省、辽宁省、山东省、山西省及河南省北部),刘表占据荆州(湖北、湖南省),孙策占据江东(长江下游),刘焉刘璋父子占据益州(四川)。刘备先后依附公孙瓒陶谦、曹操、袁绍后来又到荆州投靠刘表,企图以“帝室之胄”的身份,用“恢复汉室”的名义,广揽人才,称雄天下。

公元207年,徐庶把诸葛亮推荐给刘备。刘备前往隆中,三顾诸葛亮草庐之中,诸葛亮在自己的草屋里接待刘备,并分析了天下形势。后诸葛亮出山辅佐刘备。这篇《隆中对》就是陈寿三国志·诸葛亮传》中对诸葛亮当时纵谈天下大事的一段记载。

作品赏析

《隆中对》就是写刘备前去拜访诸葛亮,请诸葛亮出山为他出谋划策。文章通过隆中对策,给读者塑造了诸葛亮这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形象。他善于审时度势,观察分析形势,善于透过现状,掌握全局,并能高瞻远瞩,推知未来。作者对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是逐步深入地完成的。

文章开头写他“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就颇耐寻味。“躬耕陇亩”,并不是简单地写他亲自耕作,而是着重说明他隐居于田野。于此读者可以想到,一个负有卓越才识的人而隐居不仕,必有重重忧事在心。而“好为《梁父吟》”,就正含蓄地揭示了这个问题。《梁父吟》,是古歌曲,是一首流传在齐鲁之间的感慨时事,忧伤战乱的歌曲。诸葛亮吟诵这首歌曲,在于借古抒怀,以表达他感伤乱世的思想感情和对军阀混战的不满。作者用一“好”字,说明他并非偶尔一吟,可见其感慨之深。“身长八尺”,是外貌描写。但从这堂堂仪表的外貌描写里,不仅为了显示人物的魁伟英俊,而且也在于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所以作者接着写他“每自比于管仲、乐毅”[4],这就更看出他不同于芸芸众生。

管仲,是春秋时期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5],成就霸业的显赫一时的豪杰。乐毅,是战国时期燕昭王的国相,曾率五国之师伐齐,拿下齐国七十余城,迫使齐王狼狈出奔的英雄。诸葛亮“自比于”他们,说明他和他们一样胸怀大志,决非庸人一流。对诸葛亮的自许,客观上也有不同的反响,对此作者也着意作了交代。“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这里说的“时人”,自然是指当时社会上的一般人。他们“莫之许”,并不说明他才能低下,平生无大志,恰恰说明他深沉的性格特征,说明他不是那种夸夸其谈,锋芒毕露的人,而是一个声闻不彰,谨慎从事的人。因而不被“时人”真切了解,那是很自然的事。至于了解他的,与他“友善”的崔州平和徐庶,则完全承认诸葛亮的自许是符合实际的,决非妄自尊大。接着写徐庶向刘备推荐他,更见出他的神采非凡。徐庶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他用“卧龙”一语,对诸葛亮作了崇高而又形象的评价。在封建时代,“龙”是被神化了的四灵之长,用“龙”来比喻诸葛亮,在当时可算是最高不过的评价了。然而又用一个“卧”字,说明他虽有卓绝的才干,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这又与文章的首句“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作了有机地呼应。“思贤若渴”的刘备听得有这样一个“卧龙”式的人物,自然是求之心切了。于是便脱口说出“与君俱来”。可是他并不了解诸葛亮决不奉迎以求闻达的为人,所以徐庶接着说:“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

这不仅把诸葛亮那种决不屈身俯就的品质和至高无上的尊严写了出来,而且也为刘备屈身亲往隆中求见诸葛亮作了铺垫,制造了气氛。刘备屈驾求见诸葛亮,“凡三往,乃见。”这既是对刘备是否真诚求贤下士的观察和考验,同时也是对诸葛亮自许甚高,决不轻易结交出仕的再次揭示。刘备“凡三往”求见诸葛亮,这就完全可以证明刘备的求贤下士是出自真心诚意,诸葛亮这才同他相见。刘备“三往”,旨在讨计问策,以成就大业。问策之前,刘备先“屏”去左右人等,这就进一步说明,他们虽然只是初次相见,但决非一般的往来酬酢,弄得如此机密,想必有大事相商。事实也正是这样。刘备“屏”去左右之后,首先从“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的天下政治形势说起,表露他对汉室江山倾颓,皇帝遭到挟持的深切忧伤,以及对奸臣(主要指曹操)窃取政柄的强烈不满。接着又以十分谦逊的口吻和坚定的态度述说了自己“兴汉除奸”,“欲信大义于天下”的平生抱负。最后诚挚恳切地提出咨询,向诸葛亮求教,从而引出诸葛亮的对策。诸葛亮对策,是本文的重点,也是集中刻画诸葛亮这个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形象的重点。

诸葛亮在对策中,为刘备成就蜀汉大业规划了一条明确而又完整的内政、外交政策和军事路线,相当周详地描绘出了一个魏、蜀、吴鼎足三分之势的蓝图。这个蓝图,是建立在对现实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刘备后来就是基本上按照这个政治方案建立了蜀汉政权,形成了天下三分的政治局面。

从写作上看,本文的层次极为清晰,结构十分谨严。作者自始至终围绕着诸葛亮对策这个中心思想,围绕着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进行叙写议论。作者先写“隆中对”前,次写“隆中对”时,后写“隆中对”后,结构布局一目了然。写“隆中对”前,采用了正面叙述的方法,写出了人物的生活、思想、交游及其社会声誉,这就粗略地勾勒出了诸葛亮其人的与众不同。继而又从侧面加以叙写,通过徐庶的荐举和刘备的屈驾“三往”,进而衬托出诸葛亮的才质非凡。这就为诸葛亮对策作了铺垫,制造了气氛。先有刘备之请,而后有诸葛亮之对,自然是顺理成章。如果说隆中对前,是通过作者的叙述和他人的反响来突出诸葛亮的高明的话,那么隆中对时,则是让人物自己登场现身说法,进行具体论述,从而更雄辩地展示人物的高明。基于诸葛亮对天下形势深刻观察和科学分析,把自己的对策作了有条不紊地论述。如前所述,他先论“不可争”与“不可图”,次论“可争”与“可图”,最后写“争”与“图”的具体步骤和规划,沿着事物本身发展的规律,由近及远,层层递进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这样写来,既精辟地论述了当前形势,又推断了将来的发展趋势。在论及建立根据地时,什么地方适宜,什么地方不适宜;什么地方先“图”,什么地方后“图”,谈得一清二楚。在论及统一大业时,先谈对内、对外等多方面的准备,后谈如何进攻,思路也十分清晰。而文中所写隆中对后的反响,不论是对人物形象的刻画,还是从文章的结构来看,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本文语言的概括精练,也达到了相当完美的高度。诸如写“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仅仅用22个字,就把诸葛亮的生活状况、思想状貌、体躯外貌以及生平抱负勾画出来。再如诸葛亮对策后写刘备的反响,只用一个“善”字,就把刘备对诸葛亮的高度评价和他此时此刻的心境写了出来。而当关、张“不悦”时,刘备仅用“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这个通俗易懂的比喻,生动形象地道尽了他们之间不可分割的亲密关系。而其中似尽未尽的深刻内容,留待读者去寻思玩味。再就全文来看,篇幅也极为有限,然而却能把对策及其前前后后写得那么广阔,分析得那么透辟,论述得那么周详,也是难能可贵的。足见本文言简而意赅,文省而深刻的特色。《三国志》被时人誉为“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于此可见一斑。

作者简介

陈寿(233年~297年)字承祚,西晋史学家,“二十四史”[6]中《三国志》的作者。他小时候好学,师事同郡学者谯周,在蜀汉时曾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观阁令史、散骑黄门侍郎等职。当时,宦官黄皓专权,大臣都曲意附从。

陈寿因为不肯屈从黄皓,所以屡遭遣黜。入晋以后,历任著作郎、长平太守、治书待御史等职。280年,晋灭东吴,结束了分裂局面。陈寿当时四十八岁,开始撰写并《三国志》。历经10年艰辛,陈寿完成了流传千古的历史巨著《三国志》。《三国志》是一部纪传体三国史,书中有440名三国历史人物的传记,全书共65卷,36.7万字,完整地记叙了自汉末至晋初近百年间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全貌。

战略思想

魏、蜀、吴三方,在战略思想上各有独到之处。作为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的第二个历史大动荡时期,纵横捭阖的你争我夺,翻云覆雨的联盟拆解,变化莫测的战略重组,战乱蹂躏下的民生困顿,似乎进入了历史的轮回。与春秋战国不同的是,两汉帝国的参照系和汉代社会形成的独特背景,使三国的战略不同于先秦而有了质的提升。如果说,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乃至社会思想的根基。

那么,汉晋之间的群雄纷争,则孕育了战略思想的空前进展。此后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构思和设计,基本上再未能超出三国的模式和框架。《三国演义》作为小说的名气,与三国时期的谋略思想发达紧密相关。满族兴起创建后金政权时,远离中原,文化不足,就以《三国演义》作为治国打仗的教材,竟然屡获奇效。所谓“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7]云云,正是民间口碑对它们的定位。今天,由小说回归史实,考察这一时期的战略思想,或许是一件有意思的工作。探讨三国战略对世道人心的影响,挖掘三国战略的文化积淀及其在国人竞争行为中的观念濡染,推究本土战略思想的历史渊源,则可能更有意义。

诸葛亮的管理思想,首先体现在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的“隆中对”战略构思上。他在登上政治舞台之初,就以“隆中对”的方式为刘备描述出一个战略远景。这一古文名篇,许多人能够倒背如流。在中国古代的战略思想中,“隆中对”具有典范价值。

诸葛亮为刘备描绘的战略使命,是顺着刘备“欲信大义于天下”的兴复汉室旗号,寄托重建统一王朝的理想;能够看得见的愿景,是“跨有荆益”造成鼎立之势;攻守策略,是利用刘表的见识浅薄和魄力不足,先取“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的荆州,占据“用武之国”的地利;再取“沃野千里,天府之土”的益州作为后盾,呼应四战之地的荆州;面对北方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诚不可与争锋”的曹操,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的孙权,内修政理,外结孙权,待机而起,以宛洛为主攻方向,以秦川为侧翼呼应,进取天下。这一设想如果完全实现,确实可以做到“霸业可成,汉室可兴”。所以,这一构思打动了刘备。

任何战略,都离不开对自身实力和所处情境的分析论证。战略研究中各种模型,不外是提供一个分析框架而已。“隆中对”在事实论证上,对大局的判断是符合实际的。曹操已经成为当时最大的势力而不可主动对抗,东吴已经有了稳固的基础只能结盟,只有长江中上游的荆州益州由于刘表刘璋的短见和失策能够为刘备提供可乘之机,这一分析正是“隆中对”能够成立的关键。即便当代人用SWOT法来套,多数也超不过诸葛亮的水平,这正是“隆中对”的过人之处。但是也要看到,在战略分析层面,“隆中对”在实力和使命的关系上打了马虎眼,在关羽丢失荆州之后,“隆中对”的战略构想也随之化为泡影。而“隆中对”的缺陷,恰恰彰显了诸葛亮的伟大。

伟人评价

毛泽东为何认为诸葛亮必败[8]: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毛泽东之所以说诸葛亮“其始误于隆中对”,是因为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到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乍一看,荆州、益州两路出击是一个颇有诱惑性的方案。但毛泽东却很清楚,荆州离益州千里之遥,两地分兵的做法必然让刘备军团更加失去兵力上的优势。“隆中对”实施的结果便是,关羽所镇守的荆州孙权军团偷袭得手,而且关羽父子也命丧孙权手中。可以说,蜀汉衰亡的祸根在于“隆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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