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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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 | |
| 出生 |
1889年 伦敦 |
| 逝世 | 1975年 |
| 国籍 | 英国 |
| 职业 | 历史学家、哲学家 |
人物生平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出生在伦敦一个历史学世家，其父哈里‧汤因比（Harry Toynbee）是一位医生，也是一位热心的社会工作者；其母莎拉‧马歇尔（Sarah Marshall）是英国早期获得大学学位的女性之一，也是一位历史学家。汤因比的伯父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专门研究经济发展史。这位伯父也叫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1852年～1883年），汤因比的名字正是为了纪念他这位早逝的伯父而起的。在这样良好的家庭背景下，汤因比从小就热爱历史，并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曾就读温切斯特学院（Winchester College）和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 Oxford）。这些都为他在历史学上取得丰硕成果，并成为一代历史学巨匠奠定了基础。
汤因比曾在牛津大学[1]贝利奥尔学院攻读古典文学，1911年获学位。后短期在雅典的英国学院求学，此一经历促成他关于文明衰落的哲学萌芽。
1912年他成为贝利奥尔学院上古史教师及研究员，1915年为英国外交部情报司工作。1919年他代表出席巴黎和平会议后，在伦敦大学任拜占庭及近代希腊研究教授。
他于1921年～1922年希土战争期间任《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记者，后将此经历写成《希腊与土耳其的西方问题》于1922年发表。1925年他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国际史研究教授，并任伦敦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的研究部主任。汤因比曾分别于1929年至1967年两度来华访问，对中国文化有极高的评价。
美国新闻周刊评论说：“他已成为一位世界通哲，而与爱因斯坦[2]、史怀哲与罗素并列。”
汤因比对历史有其独到的眼光。他的12册巨著《历史研究》讲述了世界26个主要民族文明的兴起与衰落，被誉为“现代学者最伟大的成就”。汤因比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位出色的哲学家。他经常从哲学的视角思考宇宙人生和社会历史的诸多重大问题，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历史哲学思想，被视为现代西方“思辨的历史哲学”的一位主要代表。
哲学思想
汤因比坚决反对历史学界盛行的根据国别研究历史的做法。他认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应该是比国家更大的文明。应该把历史现象放到更大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这种更大的范围就是文明。文明是具有一定时间和空间联系的某一群人，可以同时包括几个同样类型的国家。文明自身又包含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其中文化构成一个文明社会的精髓。通过概括希腊、中国和犹太等文明的主要特征，汤因比提出了一个他认为的适用于大多数文明及其演变的模式。他认为，人类各文明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基本的一般规律。犹如一个有机体，每个文明都会经历起源、成长、衰落和解体四个阶段。不过，文明的这种周期性变化并不表示文明是是停滞不前的。在旧文明中生成起来的新生文明会比旧文明有所进步。文明兴衰的基本原因是挑战和应战。一个文明，如果能够成功地应对挑战，那么它就会诞生和成长起来；反之，如果不能成功地应对挑战，那么它就会走向衰落和解体。
汤因比认为，各个文明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恰恰是相互接触的。文明的相互接触包括同时代文明在空间中的接触和不同时代文明在时间中的接触。在汤因比看来，理解和解释世界的好奇心刺激着历史学家们去研究历史，这是促使历史学家们发现和解释的动力。历史不是一连串的事实，历史著述也不是对这些事实的叙述。历史学家必须不断地通过分类，判断什么是真实的、有意义的。而且，在研究事实时必须抓住要点，并加以比较。和对历史的决定论的解释不同，汤因比相信，人类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自由地选择，可以学会如何做出选择。只要学会同超越人类的现实达成和谐关系，人类的这种选择就不仅是自由的，而且是切实可行的。
汤因比十分看重中国在历史上和未来的作用，对中国充满了期待。他不仅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大加赞赏，而且很盼望并认为中国一定能够在未来对世界在政治上和精神上的统一做出主要贡献。汤因比很欣赏中国长久保持国家统一的政治与文化传统——尽管历经两千年的改朝换代，但直到现在仍然保持着政治和文化的统一。他认为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大一统的局面。
在汤因比看来，19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而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当然，值得强调的是，汤因比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主要是指中国的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教引领人类走出迷误和苦难，走向和平安定的康庄大道。他认为以中华文化为主的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将是人类未来最美好和永恒的新文化。像汤因比这么期待中国对世界的和平、统一和发展发挥作用的西方思想家寥若晨星。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曾问汤因比希望出生在哪个国家，汤因比说他希望出生在公元1世纪佛教已经传入的中国新疆。汤因比对中国的感情由此可见一斑。
代表性著作
汤因比有六部代表性著作，分别是《历史研究》、《人类与大地母亲》、《经受着考验的文明》、《世界和西方》、《人类必须抉择》、《汤因比论汤因比》。这其中，可以把两部最主要的代表作：《历史研究》和《人类与大地母亲》看作一个单元。前者为历史哲学思想，后者则偏重于历史叙述。当然，二者都是把整个人类社会历史作为研究对象的。并且，他们还相互印证。《历史研究》中的历史哲学思想以《人类和大地母亲》中所描述的历史事实为事实依据，从这些历史事实中概括得出；《人类与大地母亲》中所描述的史实则以《历史研究》中的历史哲学思想为理论依据描述人类历史。《经受着考验的文明》、《世界和西方》和《人类必须抉择》为一单元。这三部著作集中展现了汤因比对人类现当代文明的思考、忧虑和对人类未来的谋划与憧憬。《汤因比论汤因比》为一单元。这部以对话录集成的著作是汤因比在生命末年对自己一生学术思想的自我总结和介绍，对于理解他的历史哲学思想很有助益。
汤因比著述虽丰，但究以他12巨册的《历史研究》最为辉煌。汤因比治史，一反国家至上的观念，主张文明才是历史的单位；他把世界历史画分为21种文明，并以人的生老病死的现象，来解释文明的兴衰与死亡。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汤因比认为必将导致国家主义、穷兵黩武以及独裁政治的灾祸。人类因为道德的没落，终将自食恶果。然而，他也相信维护人类和平相处的“世界政府”与“世界宗教”，最后也将会在人类的觉悟中诞生。由于对历史的了解，汤因比对人类的命运与前途，寄予无限关切。
1922年汤恩比开始构思其《历史研究》，系因目睹保加利亚农夫所戴的狐皮便帽像希罗多德笔下的薛西斯军队戴的帽子而获得灵感。这件事透露了赋予他作品特殊气质的种种特点，即他对历史广大连续性的领会和对历史型态的见解、他渊博的学识和敏锐的观察力等等。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里检视人类的历史过程中26种文明的兴衰而作了这样的结论：人们在少数有创造力的精英领袖领导下成功地回应挑战，文明从而兴起。文明在领导阶层停止创造性回应时衰微，然后因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的过失及少数专制的暴政而沦亡。汤因比与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看法不同，前者并不认为文明的死亡无法避免，端赖其能不能对接连的挑战持续产生回应而定。他也不像马克思视经济力量决定历史，而认为历史是靠精神力量塑造的。
汤因比在着手撰写《历史研究》的同时完成了许多小部著作，并担任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外事研究部主任（1939年～1943年）和外交部研究司司长（1943年～1946年）； 他也保留伦敦经济学院的教职直至1956年退休为止。汤因比著述颇丰，在50及60年代继续完成有关世界宗教、西方文明、古典历史与世界游记等作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将强调重点从文明转到高等宗教作为历史主角的首要性上。其他的著作有：《经受着考验的文明》（Civilization on Trial，1948年）、《从东到西：环游世界记》（East to West:A Journey Round the World，1958年）及《希腊精神：文明史》（Hellenism: The History of a Civilization，1959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