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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历史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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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历史文化是重庆地区经过长期发展形成的一种区域文化。包括移民文化，步行街文化，巴渝文化和陪都文化。
名称由来
因古代流经重庆的嘉陵江称为渝水，故重庆古名为渝州，至宋徽宗年间，改名为恭州。宋孝宗于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2月禅让于宋光宗，光宗为孝宗第三子，封恭王，其封国就是恭州；按宋代制度，由宗室藩王入承大统者，其原封邑即称为“潜邸”，例于即位大典中升为府，故同年8月就升恭州为重庆府。对于命名为重庆现有三种解释：
宋光宗藩封在恭州，是为一庆，后又由恭州承嗣天子大位，这是二庆，故美其名曰“重庆”；
宋光宗即位时，其祖母宪圣慈烈皇后尚在，称寿圣皇太后，其父亲孝宗称太上皇，这二位均临视了光宗的登基庆典，故曰“重庆”，于是恭州就被命曰“重庆”府；
明代《蜀中广记·郡县古今通释·重庆府》所载：“重庆者，以其介绍、顺二庆之间也”，即因重庆之南为绍庆府（治今彭水），之北为顺庆府（治今南充市），重庆介乎其间，所以称“重庆”。
特色文化
重庆城依山而建、两江环抱，平地缺乏。由于地势的缘故，绝大多数的建筑都需沿着山坡依次建造。而传统的重庆沿江民居，都是由几根木料撑着的一间木楼的“吊脚楼”。吊脚楼是重庆独有的传统民居形式，最早可追溯到东汉以前。近年来由于经济快速发展，这一建筑形式已在重庆市区绝迹，仅在磁器口和江津区中山镇等古镇里保留有原汁原味的古老吊脚楼建筑。新修建的洪崖洞吊脚楼民俗建筑群即意在恢复此项传统建筑。另外，合川区在南津街的涪江沿岸也新修了大量的临江吊脚楼风格的房屋，颇具传统的重庆沿江民居特色。
移民文化
重庆市区是历史最近200年内移民形成的五个特大城市之一，另外四个为香港、上海、深圳、石家庄。而重庆自古就是一个移民城市。在200年前，重庆仅仅是长江边的一个县城，人口不足十万，城市规模尚不如属于重庆郊区的万州和涪陵，与四川省的自贡、宜宾皆不能比。然而，经历了湖广填四川、抗战江浙沪内迁、三线建设三次大规模移民潮，主城区内移民占到总人口的80%多，人口从1916年的28万激增到1945年时的262万，30年时间内人口增加了10倍，在1945年时就已经超过广州和天津、汉口成为人口仅次于上海和北平的国内人口数量最多的三个城市之一。在1954年重庆直辖市重新并入四川省时，已经超过成都成为四川省人口最多的城市。
移民文化的结果也直接造成了重庆主城区与直辖时并入的郊区经济的悬殊差距和各区县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在重庆主城区中，祖辈为土生重庆人的比例只有不到三分之一，大都是近70年来广东、湖南、上海、江苏、安徽籍移民的后代，在重庆农村则基本上为本地居民，因此在语言文化、习惯和风俗上，重庆市区与郊区差异较大。在明代，白莲教起义导致四川、贵州人口毁灭性灭亡，四川省人口仅存50万，重庆城内更不足5万人。大量湖南、湖北、广东籍居民进入重庆，史称湖广填四川，曾经一度占重庆市区人口的70%以上，彻底改变了人口结构和语言，湖广移民带来了“叶”、“黄”、“胡”等广东姓氏。在语言上，重庆方言所属的西南官话成渝片。
来到重庆的移民因为数量众多，兴建会馆之风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在重庆盛行，各省移民各按籍贯在重庆分别建立会馆。从乾隆年间至光绪十七年(1891)，重庆建有八大会馆，即南华宫(广东)、列圣宫(浙江民馆和商馆)、天上宫(福建)、禹王宫(湖广)、万寿宫(两江)、江南馆(江苏苏南地区)、三元庙(陕西)、山西馆(山西晋商商馆)。光绪十八年(1892)，云南、贵州来渝商人亦建立了会馆性质的"云贵公所"。各会馆设首事一人，主持馆务。其职责是维护本省商人权益，参与地方有关各项活动。现保留最完好的是位于重庆渝中区的湖广会馆。
步行街文化
步行街是重庆的一大特色。解放碑步行街位于重庆主城区渝中半岛解放碑中央商务区，是全国第一条商业步行街，1997年建成，建成时占地2.24万平方米，经过2004年改造后占地为4.17万平方米，步行街内拥有各类特大型商场27个。与全国其他各大城市不一样的是，重庆主城区各组团都有一条以上的大型步行街，比如：观音桥步行街，杨家坪步行街，沙坪坝步行街。重庆主城区的各条步行街不管在数量还是销售额上都在全国排名前列，一度是其他城市争相学习的榜样。除主城区大型的步行街以外，区县也有商业步行街发展，如万州区笋塘步行街和合川区久长路步行街等。
巴渝文化
巴渝文化代表：渝菜、龙门阵、重庆方言（渝语）、战时首都文化、川剧、袍哥文化、码头文化、川江号子、蜀绣等。
巴渝文化是长江上游富有鲜明个性的民族文化之一。巴渝（古是地域指代，今主要指重庆）文化起源于巴文化，它是指巴族和巴国在历史的发展中所形成的地域性文化。巴人一直生活在大山大川之间，大自然的熏陶、险恶的环境，炼就一种顽强、坚韧和骠悍的性格，因此巴人以勇猛、善战而称。大山大川铸就了重庆男儿热情似火而又坚韧豪迈，女儿柔情似水而又英气勃勃。（完整的巴文化区还包括四川省的广元，南充，巴中，达州和广安五市，大体以嘉陵江为界。陕南、鄂西、湘西北和黔北等区域为巴文化区辐射区域）。
川剧：是巴文化、蜀文化的主要代表之一。它是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西南几省人民所喜见乐闻的民族民间艺术，原先外省流入的昆腔、高腔、胡琴腔（皮黄）、弹戏和四川民间灯戏五种声腔艺术，均单独在四川各地演出，清乾隆年间（1736-1795），由于这五种声腔艺术经常同台演出，日久逐渐形成共同的风格，清末时统称“川戏”，后改称“川剧”。川剧中的“变脸”、“喷火”、“水袖”等绝活独树一帜，再加上写意的程式化动作含蓄着不尽的妙味，川剧为世人所喜爱并远涉重洋传遍世界。川剧名戏《白蛇传》、《金山寺》更是在国内外流传甚广。
川江号子：川江号子是川江船工们为统一动作和节奏，由号工领唱，众船工帮腔、合唱的一种一领众和式的民间歌唱形式。重庆到宜昌1000多公里的长江江段俗称川江，航道艰险，险滩密布，礁石林立，水流湍急。因此，在滚滚川江上，产生了许多歌咏船工生活的水上歌谣——川江号子。重庆和四川东部是川江号子的主要发源地和传承地。
学术界普遍认为川江号子是长江水路运输史上的文化瑰宝，是船工们与险滩恶水搏斗时用热血和汗水凝铸而成的生命之歌，具有传承历史悠久、品类曲目丰富、曲调高亢激越、一领众和和徒歌等特征。它的存在体现了自古以来川江各流域劳动人民面对险恶的自然环境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和粗犷豪迈中不失幽默的性格特征。同时，在音乐形式和内容上，其发展也较为完善，具有文化历史价值。2006年5月20日，川江号子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摆龙门阵：自古以来巴渝人民又喜欢"摆龙门阵"（聊天、讲故事之意），民间口头文学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直至今日喜欢"摆龙门阵"依然是重庆民间文学的一大特色。
码头文化：重庆历来是长江上游水路交通枢纽，江边码头林立，商船穿梭频繁，旅人来往如鲫。中国西南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的城市文化在这里都有交融，加上重庆自己独特的市井文化，形成了码头文化。重庆的码头文化主要包括方言艺术和茶馆文化。
袍哥文化：是指哥老会、天地会、袍哥会等民间秘密结社内部的江湖义气对城市文化的那部分影响。如今在主城区只有在沙坪坝区的磁器口古镇可略为感受旧时文化。
蜀绣：又称“川绣”，是以四川成都为中心的刺绣工艺的总称。产于四川成都，绵阳等地。蜀绣与苏绣、湘绣、粤绣齐名，为中国四大名绣之一。蜀绣以软缎和彩丝为主要原料，包括12大类共122种针法，讲究“针脚整齐， 线片光亮，紧密柔和，车拧到家”。其产地主要集中于成都、重庆、温江、郫县等地。蜀绣具有悠久的历史，与蜀锦一起被称为“蜀中之宝”。蜀绣的特点概括为“严谨细腻的针法，淡雅清秀的色彩，优美流畅的线条，中国水墨画的格调”。用针工整、平齐光亮、丝路清晰、不加代笔，花纹边缘如同刀切一般过于齐整，色彩鲜丽。2006年5月20日，该遗产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陪都文化
抗日战争爆发，随着日军于1938年10月占领广州、武汉，国民政府从南京迁都重庆，并将之定为"陪都"，实为"战时首都"。重庆成为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中心。抗战时期的重庆，同美国的华盛顿、英国的伦敦、前苏联的莫斯科一起被列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四大历史名城，是中国的战时首都，是世界反法西斯远东战场的指挥中心，也是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7年中，留下诸多遗迹、轶事，使陪都遗迹成为重庆今天独特的人文景观。
抗战时期，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成了内迁工业、学校的集中地，今天重庆许多大企业前身，都是当年南迁的企业。如当年的钢铁厂迁建委员会（今重庆钢铁集团公司）、第25厂（今嘉陵厂）、第1厂（今建设厂）、第24厂（今特殊钢厂）、第21厂（今长安厂）、第20厂（今长江厂）等，卢作孚的民生公司也在那个时候迁至重庆的北碚区。大批有志于民族复兴、抗日救亡的青年学子纷至沓来，一大批著名的教育家、学者来渝执教，众多文化艺术界名流也来渝工作定居，诸如郭沫若、柳亚子、马寅初、陶行知、梁漱溟、徐悲鸿、老舍等，使陪都文化兴盛一时，重庆成为了当时四川省的文化教育中心。而学府云集的重庆文化区沙坪坝成为当时大后方著名的“文化坝”，重庆大学校园里还保留着国立中央大学的旧址。从这里培育出了大批人才，如著名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丁肇中教授、中国第一位女大使丁雪松、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设计者之一王家声等。
在1937年到1944年间，重庆作为中华民国战时首都，来自浙江、湖南、安徽、湖北、江苏、上海等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百万移民迁往重庆及其周边地区，这一群体被重庆本地居民称作“下江人”。另外，国民革命军空军的作战飞机，美国志愿飞行团“飞虎队”都曾经驻扎在重庆。
重庆是中国战场最激烈，双方损失最严重的空战战场之一。据统计，在重庆大轰炸中，日机空袭重庆共达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伤14100人，炸毁房屋17608幢，有30所学校曾被轰炸。国民革命军空军出动3117架次，击落日机191架，击伤400余架，击毙日军飞行员375人，中国军队损失飞机277架，有224名空军飞行员在空战中牺牲。重庆是中国战场上最大规模的空战战场。
后蒋介石在渝中区邹容路与五四路口设立“精神堡垒”，昭示国民政府与重庆人民抗战到底，愿战败而亡不愿投降而亡的决心。在渝中区人民公园有重庆市消防人员殉职纪念碑，在校场口得意世界附近亦有重庆大轰炸纪念遗址。
据1980年代不完全统计，重庆的陪都遗迹有近400处，随着重庆数十年大规模建设，有些遗址已不复存在。现存有代表性的遗迹主要有两类，一是蒋介石、宋美龄等要人的官邸、旧居；二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战在渝留下的纪念地，如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的旧址。位于重庆南山上的黄山国民政府遗址与总统官邸和位于渝中区的红岩村遗址（原属沙坪坝区）是重庆抗战文化中具有代表性、保存最完整和相对集中的一处文物大遗址。
重庆索道
重庆是全世界范围内为数不多的，将索道作为公共交通工具的城市。
重庆市有两条过江索道，联络长江和嘉陵江两岸，均位于主城区：
长江索道：建成时间1986年，从渝中区新华路站跨长江至南岸区上新街站，南岸有休闲娱乐区南滨路，北岸临近解放碑中央商务区。
嘉陵江索道：建成时间1983年，自渝中区沧白路站，横跨嘉陵江上空，与江北区金沙街站相连，北岸有新建成的重庆大剧院和重庆科技馆，南岸有洪崖洞风景区。
过江索道在建成初期极大地方便了河流两岸的通勤，但是在各大跨江桥梁修通之后，索道的乘客日益减少，然而，随着重庆夜景的闻名，以及索道附近休闲娱乐区的兴起，过江索道重新发挥出了价值，成为旅游景点。
嘉陵江索道的基楼位于规划中的千厮门嘉陵江大桥的线路上，面临拆除或者搬迁的危险，索道作为重庆市民的集体记忆，拆除事件在重庆市民中引起广泛的讨论，类似于香港皇后码头的拆迁争议。嘉陵江索道已于2011年3月1日正式停运，是否在千厮门大桥竣工后恢复运营或者易地重建仍在讨论中。[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