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智慧(张贤亮)
作品原文
追求智慧
水与火这两种常见的东西，会给如何当一名作家的问题以生动的启示。水与火没有自己固定的形象，火焰总是不停的闪烁着，有像花瓣一样静止不动的火苗吗？水，不管是江河湖海还是杯中之水，都完全以他的容器为他的形状，他们没有自己的形象，它们永远随外界的影响而变化，却又是世界上力量最强，任何生物与非生物片刻都不能离开的东西。
工业时代的分工造出各种各样的人，作家是其中之一。而这种人又要用笔刻画出各种各样的人来，整个人类依靠他们表现自己。被分工所固定，却要生动而深刻的表现一切人。作家如果不能克服这个矛盾便不能写出优秀的作品。二十世纪以来，文学逐渐从灿烂的十八、十九世纪滑坡，几乎跌入低谷。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家自身的“作家意识”太强。他被固定住了，即使像鲜花一样艳丽也没有火焰的力量。
作家，首先应该是个人，“凡是人所具有的品质我都具有”。投入创作时，他的心灵应当像水一样以不同容器的形状为它的形状，他的个性完全盛在那特定的容器之中。现在的问题是，作家的个性及其职业性排斥其他一切容器，作家只以他的特性目的和追求塑造人物。作家的“自我表现”成了“自我封闭”。可以说，二十世纪以来，我们只认识了若干作家，却没有通过他们的作品认识更多不同的人。与前一个世纪相比，在文学画廊中出现那么多震撼人心、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形象是极为稀少了。当地作家只不过依靠形式、语言或情节的魅力成为明星。这类明星就和体育明星一样，他的成绩会不断的被后来者不断的刷新。当代作家，在人类文化史上的重要性，没有一个能和他们的前辈相提并论。
文学，其实和其他一切艺术形式与科学一样，是人类智慧的产物。高品质的文学作品表现智慧，一般的文学作品表现的只是机智。当代技巧的高度发展和专业知识的膨胀，给亿万人以十足的机智却泯灭了人的智慧。为金钱、名声而写作，和为政治而写作同样有害于文学。处在低谷中的东西方当代作家，都陷在这样的泥淖里。形式、语言或情节设计上的技巧固然会有魅力，但那不过是没有果仁的魅力的果壳。我们读但丁、莎士比亚、曹雪芹和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的时候，我们会十分强烈的感到智慧之风扑面而来。他们的智慧调动起深藏于我们心中的智慧，因而与我们的现代人想通。这种智慧的调动是是极为重要的。可以说这是阅读的主要目的-----使人成为大写的人，成为丰富的人。但在阅读当代作家的作品时，我们至多感受到阅读的喜悦，或是赞叹他们的机智与才华使我们知道了某种社会现象。智慧启发人的智慧，机智只是令人激动或获得常识。
失去智慧，是当代人的痛苦。有趣的是，东西方的优秀作家都不约而同的向一个方向去企图把它寻找回来。那就是传统，是根。从T.S.艾略特到北美的黑人作家，都想回到仅仅属于他、他的家族、他的民族历史中去。中国更有一种所谓“寻根文学的兴起”诚然如一位中国学者所说：“当人的思绪回溯到只属于自己、家族和民族的历史中时，历史就被激活了，历史的意义被重新体悟、理解和弘扬，时间的一维性结构被重新拼拆、组合和构造。历史不在是一去不返的江河，而是一股在地下燃烧千年仍上下燃烧的岩浆。”
但是，如果仅仅以题材的转换来刷新自己，使自己获得新的创作灵感和活力是不够的。真正的智慧，还必须通过这一途径更往前走，更往深走，向自己的内心开掘。
我这里所说的智慧，真正的含义应该用应该用梵文Prajna(般若)来表达。它不同于由眼、耳、口、鼻、身、意（Manovijnana）所获得对的表层意识，而是指心得原态。大智慧者以言谈身教教化大众，如释迦牟尼、耶稣、孔子、默罕默德等人。他们的言谈身教由后人记录下来成为经典，而他们自己却如孔子所说，是“述而不作”的。次一等的智者，也著书立说，但他们本身就在历史舞台上演出故事。作家不过是编写故事的人。他们完全被自己的“业力”（Karma）所牵引，在“业力”有限的范围内写出一步步作品。如果允许我用佛学理论把人的一颗对境攀缘（Pratityasamutpada）的心分为八识（Vijnana），那么除了前面说的六识之外还有未那识（Manas）和阿赖耶识（Anala）。一般的作家，只用自己的前六识进行写作。优秀的人，进入了未那识，用通俗的话说是展现了自己的个性与风格。但这种“自我”却又是偏见和偏执的根源。虽然在文学的范围内他是优秀的，可是从文化上说还不是他所属于的那个民族的高度智慧。凡是最卓越的作家的代表作，都是自己阿赖耶识的流露。阿赖耶识虽然不是最高的智慧，但已经包含着他那个民族的集体潜意识。
英国读者也许很难理解我的话。可是难理解的东西应该是有兴趣理解的。现在我换一个方式来表述：如果在已经被大家所接受的法国生物学家J.B.Lamarck提出的获得性遗传学说上更进一步，我们可以说一个人的潜意识中也有他前辈人的经验的残存。任何一个人的历史追溯起来，都不知有多少万年，因而不知道有多少经验积淀在他或她的潜意识里。有的中国人在“禅定”（Dhyana）的时候脑海中会现出他“前世”的景象，实际上那不过是前人经验在一瞬间的再现。我甚至认为人和其他动物一样，是无所谓有想象力的。凡是想象的东西都是记忆力强度并发、潜在记忆联想组合的结果。我们自身的学习和生活是一种外在的力量，只有刺激和换气了潜意识中的历史经验的积淀，我们才会有所领悟和进步。然而，正如有沉淀物的杯中之水，有的需要强烈晃动才能使沉淀物翻腾起来，有的只需轻轻一摇，沉淀物就会马山在水中弥漫开来。这种不同，表现为每个不同的人在悟性（德国古典哲学称之为Verstand）上的差别，决定了他或她能取得多大的成就。
作家，无疑属于我上面所譬喻的后一种情况。当然他们的敏感度也各自不同。我不知道自己的敏感程度，但我在写作时感觉到与其说是凭借个人的经验，还不如说是凭借有经验刺激起来的内心的冲动，你可以称这种冲动为灵感、想象、联想、创造力、再现力等等。而我认为只有“业力”这个概念能表达出所有哪些心理活动的根本。曾经在英国发行的英文版“Mimosa”、“Half of Man is Women”和“Getting Used to Dying”中，读者可以看出来我并不是单纯地在叙述经验，陈述故事。我并不着重去写主人公面对的政治。因为中国的政治和英国不同，英国的政治和美国也不尽相同。作家只有面对人本身，也就是面对自己内心，才能在“人”这个大题目上和整个人类取得共同性。
在“Half of Man is Woman”英文版的扉页我曾写过这样的话：“中国是一个神秘的国家。她不但在外国人眼里难以理解，在中国人心目中也是一个谜。正因为她是一个谜，所以她才可爱。”其实故事本身并没有什么神秘的，对西方人来说神秘的是中国人的感受方式与思维方式。我在写所有的作品时并不局限于自己狭隘的经验，我清楚的知道许多生动的细节甚至对话都是从潜意识中翻腾出来的。我只要遵循我内心的指引，我的祖先就会对我娓娓而谈。他们无比丰富的经验会使我的作品永远超出我个人经历的范围。我所写的劳改营生活不过是一种故事的表现形式。实际上那里面凝结有我、我的家族、我的民族，进而有作为“人”的共同经验，这样，我就可对任何国家的人说：“如果换一个名字，这也是说的阁下的事情。”中国的文化不只有文字记载的三千年，她不知有多少万年的历史。她里面不仅饱含智慧而且有修炼智慧的方法。被西方人看做神秘的东西在我们中国人眼里是很自然的。我努力使自己“转识成智”，就是将阿赖耶转化为智慧，而这必须向自己的内心不断的开掘。所以，我只能属于我的民族、我的祖先的文化、我的黄土地。到达了智慧的彼岸，我就会完全融化在人类那颗巨大的心里。写作，不过是到达智慧的彼岸的一种修炼方法。
当然，我也很清楚自己一辈子也不可能到达那美丽的彼岸。如果成了大智慧者，我就不会再是一个作家了。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