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治病(林语堂)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作品原文
论政治病
曲斋老人解“父母惟其疾之忧”，说要人常患政治病，病就是下台，所以做父母的每引为忧。我想政治病，虽不可常有，亦不可全无。姑把我的意见，写下来如左。
我近来常常感觉，平均而论，在任何时代，中国的政一府里头的血亏、胃滞、一精一神衰弱、骨节酸一软、多愁善病者，总比任何其他人类一团一体多，病院，疗养院除外。自袁世凯之脚气，至孙中山之肝癌，以及较小的人物所有外内骨皮花柳等科的一毛一病合起来，几乎可充塞任何新式医院，科科住满，门门齐备了。在要人下野电文中比较常见的，我们可以指出：脑部软化、血管硬化、胃弱、脾亏、肝胆生石、尿道不通、牙蛀、口臭、眼红、鼻流、耳鸣、心悸、脉跳、背瘫、胸痛、盲肠炎、副一睾一丸炎、糖尿、便闭、痔漏、肺痨、肾亏、喇叭管炎、……还 有更文雅的，如厌世、信佛、思反初服、增进学问、出洋念书、想一妈一妈一等（一毛一病就在古文的不是，“养疴”二字若不是那样风雅，就很少人要生病了）……总之，人间世上可有之病，五官脏腑可反之常，应有尽有了。只有妇科不大有。其理由是中国女子上台下台者尚少，不然一定子一宫下坠，一卵一巢左倾等等，也都不至无人过问了。同时一人可以兼有数病，而一精一神衰弱必与焉。
我已说过，政治病虽不可常有，亦不可全无。各人支配一二种，时到自有用处。凡上台的人，都得先自打算一下：我是要选哪一种呢？病有了，上台后，就有恃无恐，说话声音可以放响亮些。比方你是海军总长，而想提出一扩充海军增加预算的议案在阁议上通过，你若没有膀一胱发炎或是失眠症，那个预算便十九没有通过的希望。假定你膀一胱不能发炎，而财政部长却能血管硬化，（血压太高）他便占优势，而你立下风了。财政部长要对你说：“在这国帑空虚民穷财尽之时，你若坚持增加预算，我只好血压增高而辞职了。”那时你有什么办法？但假使你有膀一胱发炎，你便有法宝在身了。你说：“你真不给我钱，我膀一胱就得发炎了。”这样旗鼓相当，财政部长遂亦无话可说。此时行政院长若有看我点机智，他必拉你在旁附耳说：“老兄，你也不必这样坚持，财某的脾气是你所晓得的。我上回风湿都压不住他。他说要血压高，就一定血压高起来，在这外攻内患之时，文家应当一精一诚一团一结才好。所以兄弟说，你也不必坚持膀一胱发炎了。改为失眠何如？你到汤山静养几天，而我也劝劝财某血压不要—定高，改为感冒，和衷共济，大事化为小事；小事化为无事，不就得了吗？”不—会，你已经驱车直出和平门（？）在汤山的路上了，而那海军预算提案也正在作宰予的昼寝。
我并非说，我们的要人的病都是假的。患痔漏的要人，委实痔漏，怔忡症的政客也委实怔仲。我知道阎锡山真正患过长期痢疾，那是阿米巴作祟。社会已经默认痢疾是阎先生的专门了，而我并不反对。同样的，冯玉祥上泰山时，也真正有咳嗽。我们所要指出的是，凡要人都应该有相当的病菌蕴伏着，可为不时之需，下野时才有货真价实的病症及医生的证书可以昭示记者。假定我做官，我不想发糖尿，尿而可糖，未免太笑话，西医的话本来就靠不住。大概肠胃中任何症都使得。我打算要有一个完全暴弃的脾胃及颓唐萎一靡一的神经。 我所以取消化病者，有以下的理由。做了官，这种病必定会发的，而且也合乎“吾从众”的古训。自然，我此刻有十分健全的脾胃，除了橡皮鞋以外，咽得下去的保管消化得来。但是无论你先天赋与的脾胃怎样好，也经不起官一场酬应中的糟塌。我知道，做了官就不吃早饭，却有两顿中饭，及三四顿夜饭的饭局。平均起来，大约每星期有十四顿中饭，及廿四顿夜饭的酒席。知道此，就明白官一场中肝病胃病肾病何以会这样风行一时。所以，政客食量减少消化欠佳绝不希奇。我相信凡官僚都贪食无厌；他们应该用来处理国事的一精一血，都挪起消化燕窝鱼翅肥鸭焖鸡了。据我看，除非有人肯步黄伯樵、冯玉祥的后尘，减少碗菜，中国政客永不会有一精一神对付国事的。我总不相信，一位饮食积滞消化欠良的官僚会怎样热心办公救国救民的。他们过那种生活，肝胃若不起了变化，不是奇事。我意思不过劝劝他们懂一点卫生常识，并提醒他们，肾部一操一劳过甚，是不利于清爽的头脑的。有人说谭延kai满腹经纶，我却说他满腹燕窝鱼翅。谭公为什么死啊？
闲话不提，总而言之，我们政一府中比世界任何政一府中较多闭结、脚气、肺痨、痔漏、神经衰弱、肚肠传染、膀一胱发炎、肾部过劳、脾胃亏损、肝部生癌、血管硬化。脑汁湖涂的人物，人人在鞠躬尽瘁为国捐躯带病办公，人人皮包里公文中夹杂一张医生验症书，等待相当时机，人人将此病症书招示记者赶夜车来沪进沪西上海疗养院“养疴”去。疗养院的外国医生哪里知道，那早经传染的脏腑及富于微菌的尿道，是他们政治上斗争的武器及失败后撒娇的仙方。 [1]
作者简介
林语堂（1895年-1976年），1976年3月26日，去世于香港，四月移灵台北，长眠于故居后园中，享年八十二岁。中国现代著名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和发明家。1895年出生于福建一个基督教家庭，父亲为教会牧师。1912年林语堂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并在《语丝》上发表第一篇文章《论士气与思想界之关系》。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写杂文，并研究语言。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出版《大荒集》。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成为论语派主要人物。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风声鹤唳》《孔子的智慧》《生活的艺术》，在法国写《京华烟云》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1947年，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