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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刈麥》

作品名稱: 《觀刈麥》

創作年代: 唐代詩人

文學體裁:詩

作者:白居易

《觀刈麥》[2]唐代詩人白居易的作品。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時遷居下邽,生於河南新鄭。是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一。白居易與元稹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與劉禹錫並稱「劉白」。白居易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選擇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個主題,「一吟悲一事」,主題非常明確。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語言優美、通俗、音調和諧,形象鮮明、政治諷喻。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3075篇詩文。[3]

《觀刈麥》是白居易任周至縣縣尉時有感於當地人民勞動艱苦、生活貧困所寫的一首詩,作品對造成人民貧困之源的繁重租稅提出指責.對於自己無功無德又不勞動卻能豐衣足食而深感愧疚,表現了一個有良心的封建官吏的人道主義精神。這首詩作於唐憲宗元和二年(807),詩人三十六歲。周至縣在今陝西省西安市西。縣尉在縣裡主管緝捕盜賊、徵收捐稅等事。正因為白居易主管此事;所以他對勞動人民在這方面所受的災難也知道得最清楚:詩人想到自己四體不勤卻飽食祿米,內心十分慚愧。於是直抒其事,表達了對勞動人民的深切同情。

全詩分四層,第一層四句,交代時間及其環境氣氛。"田家少閒月,五月人倍忙",下文要說的事情就發生"人倍忙"的五月。這兩句總領全篇,而且一開頭就流露出了作者對勞動人民的同情;"夜來南風起,小麥覆隴黃",一派豐收景象,大畫面是讓人喜悅的。可是誰又能想到在這豐收景象下農民的悲哀呢?

作品的題目叫《觀刈麥》,而畫面上實際出現的,除了刈麥者之外,卻還有一個拾麥者,而且作者的關心也恰恰是更偏重在後者身上。他們二者目前的貧富苦樂程度是不同的,但是他們的命運卻有着緊密的聯繫。今日淒涼可憐的拾麥穗者是昨日辛勞忙碌的刈麥者;又安知今日辛勞忙碌的刈麥者明日不淪落成淒涼可憐的拾麥者呢?只要有繁重的捐稅在,勞動人民就永遠擺脫不了破產的命運。作者在這裡對當時害民的賦稅制度提出了尖銳批評,對勞動人民所蒙受的苦難寄寓了深切的同情。而且不是一般的同情,是進而把自己擺進去,覺得自己和勞動人民的差別太大了,自己問心有愧。這時的白居易的詩歌確實反映了勞動人民的思想情緒,呼出了勞動人民的聲音。

這首詩寫作上的基本特點是不帶任何誇張地、如實地描寫現實生活場景。他選取了舉家忙碌和淒涼拾穗這兩個鏡頭,使之構成強烈對比。前者雖然苦、雖然累,但他們暫時還是有希望的,至於後者,則完全是斷梗浮萍,朝不保夕了。兩個鏡頭所表現的場面、氣氛、形象、心理都很好。

詩人由農民生活的痛苦聯想到自己生活的舒適,感到慚愧,內心裡久久不能平靜。這段抒情文字是全詩的精華所在。它是作者觸景生情的產物,表現了詩人對勞動人民的深切同情。白居易寫諷諭詩,目的是「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在這首詩中,他以自己切身的感受,把農民和作為朝廷官員的自己作鮮明對比,就是希望「天子」有所感悟,手法巧妙而委婉,可謂用心良苦。

詩詞正文

譯文

農家很少有空閒的月份,五月到來人們更加繁忙。夜裡颳起了南風,覆蓋田壟的小麥已成熟發黃。

婦女們擔着竹籃盛的飯食,兒童手提壺裝的水,相互跟隨着到田間送飯,收割小麥的男子都在南岡。

他們雙腳受地面的熱氣熏蒸,脊樑上烤曬着炎熱的陽光。精疲力竭仿佛不知道天氣炎熱,只是珍惜夏日天長。

又見一位貧苦婦女,抱着孩兒站在割麥者身旁,右手拿着撿的麥穗,左臂掛着一個破筐。

聽她望着別人說話,聽到的人都為她感到悲傷。因為繳租納稅,家裡的田地都已賣光,只好拾些麥穗充填飢腸。

現在我有什麼功勞德行,卻不用從事農耕蠶桑。一年領取薪俸三百石米,到了年底還有餘糧。想到這些暗自慚愧,整日整夜念念不忘。

作者簡介

白居易(772年~846年),漢族,字樂天,晚年又號香山居士,河南新鄭(今鄭州新鄭)人,我國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中國文學史上負有盛名且影響深遠的詩人和文學家,他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白居易故居紀念館座落於洛陽市郊。白園(白居易墓)坐落在洛陽城南琵琶峰。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志在兼濟, 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閒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着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着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並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7]

視頻

百家講壇.白居易

白居易的詩歌創作風格.

《觀刈麥》白居易 田家少閒月 五月人倍忙

參考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