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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和亲和亲,也叫做”和戎“”和蕃“,是指中原王朝统治者与外族或者外国出于各种目的而达成的一种政治联姻。由于政治经济形势的好坏和军事力量的强弱,西汉时期的几次和亲的内容和效果也是有所不同的。为了叙述的方便,西汉的和亲政策可分为三个时期来谈。

基本信息

  • 中文名 ;西汉和亲
  • 解 释 ;不同民族间的政治联姻
  • 性 质 ;政治
  • 类 别 :外交政策

简介

和亲是不同政权间的政治联姻,双方通过嫁娶公主来保持和睦相处的关系。西汉同匈奴的和亲就是早期的典范。汉初,天下初定,国力衰弱,士卒疲于征战,刘邦采用娄敬建议,以汉朝宗室女嫁给匈奴单于为阏氏;双方约为兄弟;开放“关市”,两族人民互通贸易。惠帝、吕后、文帝、景帝及汉武帝初年都采取了和亲政策。这一政策相对缓和了军事冲突,有利于汉朝休养生息,促进了汉初经济的发展,加强汉匈两族的经济文化交流。西汉王朝不断依据自身的实力调整对匈奴的政策:汉初的“和亲政策”,赢得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从汉武帝元光二年到元狩四年(前119年),转为“征伐政策”。从西汉王朝对匈奴民族政策的演变过程看,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只有在和平的社会环境中,社会才能健康发展,人民才能安居乐业。[1]

和亲动机

一、以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强弱为出发点来决定是否和亲。这一点又包含了两种情况:一是当中原王朝实力薄弱时期,为了边境安宁,不得不与异族和亲,如汉初刘邦与冒顿单于的和亲;二是当中原王朝势强力大时,少数民族为了寻求中原王朝的认可和支持,或由于向往中原先进生产及生活方式,主动向中原王朝请婚,如西汉后期的南匈奴和唐代西突厥的多次请婚。

二、通过和亲政策,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如唐代就通过与突厥的和亲,使突厥贵族进入皇族,优待他们,利用他们比较熟悉本民族的优势,给他们封官加爵,从而达到对突厥的统治。

外交政策

这是中国历史上西汉王朝对当时的北方民族“匈奴”采取的一种外交政策。和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汉朝主动和亲,以缓和双方矛盾,发展自身实力。第二个阶段是汉武帝时期,是匈奴主动请求和亲。

苟安与羁縻政策的产物“汉匈和亲”,是西汉初期对匈奴的最主要策略,影响深远。中国历史上的和亲之举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一直到清代,几乎所有的朝代都有次数不等、缘由各异的和亲。它是在美人计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西汉初年,汉王朝刚刚建立,历经了秦末农民战争和数年的楚汉相争之后,社会经济受到惨重破坏,人民嗷嗷待哺,国库已经空虚。而此时北方匈奴军事力量却日益强大起来,不断发兵袭扰边郡。汉高祖七年(前200年),刘邦亲率33万大军北击匈奴,结果反被围困在白登,险些被俘。但是,强大的匈奴与虚弱的西汉力量鲜明的对比,使西汉统治者的威胁感并未减轻多少。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娄敬便向刘邦提出与匈奴和亲的主张。

西汉和亲

刘邦听从了娄敬的建议,乃派娄敬为使者与匈奴缔结和亲。这就是西汉与匈奴的第一次和亲。娄敬也因此被刘邦赐姓刘氏。后来的惠帝、文帝、景帝继续执行这一政策。从汉高帝九年至汉武帝元光二年,是属于西汉和亲政策的第一个阶段。这一时期的和亲,意在以汉匈姻亲关系换取匈奴停止对汉边境的掠夺,以便争取时间休养生息,增强国力。[2]

汉武帝时期,经过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获得了很大发展,史称当时人民富足,国库充盈,社会安定。汉武帝加强了中央专制权力,军事力量也强大起来,已有足够的力量与匈奴抗衡,于是,汉武帝废和亲政策,而集中力量对匈奴进行军事打击,它意味着汉匈关系开始发生新的转变。

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大行王恢建议以诈献马邑的办法,将匈奴主力诱至马邑包围歼灭,武帝准许,遂派30万大军在马邑周围设伏。然而被匈奴识破计谋,围歼计划破产。由此,双方激战开始。从元狩四年(前119年)开始,汉军与匈奴多次交战,而最关键的战役有三次:

第一次是元朔二年(前127年),汉武帝派卫青率兵由云中郡出击,横扫河套南部直至陇西,赶走匈奴白羊、楼烦王,收复秦末失地河套地区。汉军在与匈奴的历次交战中第一次取得大胜。

第二次是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等两次由陇西、北地出击匈奴各部,深入河西走廊,捕斩匈奴混邪王子、相国、都尉等百余人,士兵4万多,大胜。

第三次也是决定性的一次大战是在元狩四年(前119年),武帝派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率10万精骑及数十万步兵,辎重队伍,越沙漠寻歼匈奴主力。

匈奴经过几次沉重打击,尤其是第三次打击,更加远离汉区,以至“漠南无王庭”,西汉建国以来匈奴边患问题基本解除了。汉匈力量对比的这种剧烈变化以至递转,使汉匈和亲的内容与形式也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匈奴经过连年的军事打击,人口增殖和畜群藩息皆大受影响,因而希望息战和平,重建和亲。汉武帝不反对和亲,但他要求匈奴臣属于汉,遣子入侍为质,与其他藩国一样待遇,汉匈地位完全颠倒。双方为此僵持了数十年。

汉宣帝时期,“匈奴人民死者十三,畜产十五”,属国解体。后又因内部五单于争立,战乱不已。呼韩邪单于战败穷困,为郅支单于所逼,乃率部降汉,是为南匈奴。宣帝甘露元年(前53年),南匈奴呼韩邪遣子右贤王入汉作“质子”。甘露三年,属国南匈奴呼韩邪单于亲自到长安朝觐汉宣帝。宣帝对他优礼相加,仪节高于其他藩国和诸侯王。又从军事上给他以帮助,使南匈奴呼韩邪部渐渐恢复发展。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西汉与北匈奴的战争中,汉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副校尉陈汤击灭郅支单于于康居(约在今巴尔喀什湖与咸海之间)。后呼韩邪重返北庭,恢复故土,收集余民,政权开始安定下来。

匈奴和亲

呼韩邪既欣喜又害怕,喜的是多年的对头北匈奴已被汉朝远征军诛灭,怕的是汉王朝下一个消灭目标指向自己。思来想去,终于于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年)再次入朝朝觐汉天子,并自请为婿。元帝应允,即以宫女、待诏掖庭的王嫱(昭君)赐予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即以其为“宁胡阏氏”。又上书元帝,愿意承担为汉王朝守边的任务,建议撤除汉王朝边塞吏卒,以省减汉民徭役负担。虽然汉元帝没有答应呼韩邪的建议,但双方和平相处,史称汉朝“边域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西汉末。

昭君和番,给汉匈双方都带来了边陲和平,生产发展、生活安定,经济文化交流加强的良好结果。但是应该注意到,这时的和亲已与汉初的和亲根本不同了。汉初是汉王朝向匈奴求和亲,以汉宗室女奉献匈奴单于,意在以暂时的屈辱,换取宝贵的休养生息时间,是一种被动的、迫不得已的措施。而此时的和亲则是匈奴在自身虚弱,慑于汉王朝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情况下,主动向汉王朝臣服和求婚的。汉王朝已不是以庄重的对等婚姻形式嫁公主于匈奴单于,而是以高傲的姿态赐宫女于匈奴单于。其目的则是要在其恩威的情况下,使匈奴永远臣服于汉朝。所以说,汉朝对匈奴的和亲基本上可以说是处理敌对国家间的一种政策。

大战略

寓攻于守攻防兼备

后世一直有人认为,堂堂大汉却要向匈奴蛮夷低头,甚至低三下四的送去汉家女子给匈奴单于为妾,既不能缓解匈奴对于汉的军事压力,也没有达到通过通婚节制匈奴的目的,因为西汉前期大多数送去和亲的“公主”都只能作为单于的偏房小妾,没有成为正妻并且生下亲附汉朝的太子、储君。 如果单单从这一个方面来看,是否就认为汉政府的和亲政策已失败呢? 其实,评价和亲政策的成败需要多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从汉朝内部而言,派遣的所谓“公主”多不是皇室真正的大公主,最多也就是皇室宗亲的小公主,更多的甚至就是民家选送的宫女。但即使是这样一些“和亲公主”,对于地处偏远的匈奴而言,其所代表的汉代先进的宫廷文化以及优雅妩媚的汉女气质,都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从这点来看,汉政府不需要花费很大的代价,就能够以汉公主的名义把这些“和亲公主”及其使节送往匈奴,这个和亲计划本身也就具有很高的执行价值。

第二,汉朝虽然要为和亲安排大量的陪同人员和陪嫁物资,但这些陪同人员在远赴匈奴的过程中,可以了解沿途的风土人情和自然条件,更可以深入匈奴的腹地得到他们生产、生活的第一手资料。这对于汉政府的进一步战略决策,都是非常宝贵的信息。至于陪嫁物资,就像刘敬所说的,无非也是汉朝多产而匈奴所无的东西,并不会对于汉朝造成过于沉重的经济负担。同样的,每次向匈奴输送物资的过程,也是进一步加深了解敌情的机会。在对匈奴作战中,汉军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匈奴军队和部落漂移不定的行踪。通过和亲以及之后的和亲物资运输,汉政府恰好可以掌握匈奴军队和主要部落的准确方位及其驻扎习性,为武帝时期积极的对匈奴进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三,西汉政府对于匈奴的和亲本身,也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以武帝大举讨伐匈奴并取得战略胜利为界限。前期和亲重在守,但也起到为武帝的战略进攻积极准备的作用。后期的和亲,重点就变为“亲”,使得分裂之后的匈奴部落归顺。众所周知的昭君出塞,就是在汉灭郅支单于之后,韩邪单于为了进一步密切与汉朝的关系,于公元前33年,亲自入汉,请求和亲,以结永久之好。此时,匈奴和汉之间的攻守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和亲已从西汉主动变为匈奴主动要求,实质是分裂的匈奴单于企图利用西汉政府的实力来巩固自身的地位。 纵观西汉和亲政策的推行,有力保证了西汉对匈奴长期战略的实施,并且最终实现了双方攻防地位的根本性转变。这难道不是西汉和亲政策成功的证明么?

到了两宋时期,鉴于西汉和亲的历史实例,不断有官员提出仿效西汉同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缔结“和亲”之好,但也不断被宋的士大夫以各种理由拒绝,最终未能付诸实践。一方面,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也有提出和亲要求,辽兴宗宗真曾派刘六符等南下宋朝议割地、和亲事宜。但在宋当时的政治气氛之下,宋君主一律婉言拒绝。本质上,两宋时期的士大夫阶层基本上自恃为文化优越的民族,断然排斥和北方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结亲,甚至认为,一旦和这些“夷狄”结亲会被视作“自取羞辱”,比打败仗还没有颜面。另一方面,在这种礼教文化下培育的女性,也无法担当起“和亲”和结盟的重任。比起汉代女性自信和果断,任何一个外嫁到北方的宋朝女性中都出不了王昭君、冯夫人之类的巾帼人物。和亲也就起不到应有的政治效果。

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两宋已失去汉代的民族自信和积极进取:一味自我封闭的结果是失去了了解对手的机会;单纯用经济好处收买、安抚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而不思进取的结果,就是彻底丧失了战略上的主动地位,最终被动地等待崛起于大漠的草原民族在巧取豪夺之下逼入亡国丧权的悲惨境地。如果宋代士大夫知道宋最终遭受到被草原民族征服、奴役的命运,司马光们还能在《[[

资治通鉴]]》中对于汉武帝的强征匈奴的政策斥为“穷兵黩武”吗? 综合来比较,西汉之强盛,不在于国力,而在于民族精神的雄性和张扬,就连西汉的女性也洋溢着大胆、自由的个性魅力;两宋的柔弱,也就不是由于国力不济,而是整体民族意识的保守和退缩,以至于连士大夫集团都留于文化上孤芳自赏、军事上消极被动、精神上封闭拘束的孱弱和压抑。所以,象“和亲”这样的寓攻于守、攻防兼备的大战略,也只有在汉唐这样开放进取的时代才能取得成效。

出嫁公主名录

前200年,汉高祖宗女嫁匈奴冒顿单于

前192年,汉惠帝宗女嫁匈奴冒顿单于

前176年,汉文帝宗女嫁匈奴冒顿单于

前167年,汉文帝宗女嫁匈奴老上单于

前160年,汉文帝宗女嫁匈奴军臣单于

前156年,汉景帝宗女嫁匈奴军臣单于

前140年,汉武帝宗女嫁匈奴军臣单于

视频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