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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橋驛見元九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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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 《藍橋驛見元九詩》 創作年代: 唐代詩人 文學體裁：詩 作者：白居易

《藍橋驛見元九詩》唐代詩人白居易的作品。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時遷居下邽，生於河南新鄭。是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唐代三大詩人之一。白居易與元稹共同倡導新樂府運動，世稱「元白」，與劉禹錫並稱「劉白」。白居易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選擇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個主題，「一吟悲一事」，主題非常明確。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語言優美、通俗、音調和諧，形象鮮明、政治諷喻。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3075篇詩文。

元稹題在驛亭的那首詩說：「千層玉帳鋪松蓋，五出銀區印虎蹄。」「玉帳」、「銀區」說明他經過這裡時正逢春雪，所以白居易的詩一開頭就說：「藍橋春雪君歸日」。元稹西歸長安，事在初春，小桃初放；白居易東去江州，時為八月，滿目秋風，因此，第二句接上「秦嶺秋風我去時」。白居易被貶江州，自長安經商州這一段，與元稹西歸的道路是一致的。在藍橋驛既然看到元稹的詩，後此沿途驛亭很多，還可能留有元稹的題詠，所以三、四句接着說：「每到驛亭先下馬，循牆繞柱覓君詩。」

這首絕句，表面上只是平淡的征途紀事，頂多不過表現白居易和元稹交誼甚篤，愛其人而及其詩而已。其實，這貌似平淡的二十八字，卻暗含着詩人心底下的萬頃波濤。

元稹題在藍橋驛的那首七律的結句說：「心知魏闕無多地，十二瓊樓百里西。」那種得意的心情，簡直呼之欲出。可是，好景不常，他正月剛回長安，三月就再一次遠謫通州。所以，白居易詩第一句「藍橋春雪君歸日」，是在歡笑中含着眼淚。更令詩人難堪的是：正當他為元稹再一次遠謫而難過的時候，他自己又被貶江州。那麼，被秦嶺秋風吹得飄零搖落的，又豈只是白居易一人而已，實際上，這秋風吹撼的，正是兩位詩人共同的命運。春雪、秋風，西歸、東去，道路往來，風塵僕僕，這道路，是一條悲劇的人生道路。「每到驛亭先下馬，循牆繞柱覓君詩」，詩人處處留心，循牆繞柱尋覓的，不僅是元稹的詩句，更是元稹的心，是兩人共同的悲劇道路的軌跡。友情可貴，題詠可歌，共同的遭際，更是可泣。而這許多可歌可泣之事，詩中一句不說，只寫了春去秋來，雪飛風緊，讓讀者自己去尋覓包含在春雪秋風中的人事升沉變化，去體會詩人那種沉痛悽愴的感情。這正是「言淺而深，意微而顯」。

一首詩總共才二十八個字，卻容納這麼多豐富的感情，這是不容易的。關鍵在於遣詞用字。如，寫元稹當日奉召還京，着一「春」字、「歸」字，喜悅自明；寫詩人遠謫江州，着一「秋」字、「去」字，悲戚立見。「春」字含着希望，「歸」字藏着溫暖，「秋」字透出悲涼，「去」字暗含斥逐。這幾個字，既顯得對仗工穩，體現了紀時敘事的妙用；又顯得感情色彩鮮明，淋漓盡致地進行了抒情寫意。尤其可貴的是，結尾處別開生面，以人物行動收篇，用細節刻畫形象，取得了七言絕句往往難以達到的藝術效果。這種細節傳神，主要表現在「循、繞、覓」三個字上。牆言「循」，表現出詩人是寸寸搜尋；柱言「繞」，表現出詩人是面面俱到；一個「覓」字，片言隻字，無所遁形。三個動詞連在一句，準確地描繪出詩人在本來不大的驛亭里轉來轉去，摩挲拂試，仔細辨認的動人情景。而且在七個字中三處使用動詞，構成三個意群，吟誦起來，就顯得詩句節奏短而急促，如繁弦急管並發，更襯出詩人匆忙、倉促的行動和急切的心情。通過這種傳神的細節描繪和動作旋律的烘托，詩人的形象和內心活動，淋漓盡致地展現在讀者面前，促使讀者深深為他懷友思故的真情摯意所感動，激起讀者對他遭逢貶謫、天涯淪落的無限同情。一個結句獲得如此強烈的藝術效果，更是這首小詩的特色。

詩詞正文

“ < 藍橋春雪君歸日，

秦嶺秋風我去時。

每到驛亭先下馬，

循牆繞柱覓君詩。 >

” — <《藍橋驛見元九詩》>，<古詩文網>

譯文

藍橋驛春雪飄飄當初你歸來之日，秦嶺上秋風颯颯如今我離去之時。

每到達一個驛站我都要首先下馬，沿牆繞柱東看西瞧尋找你的題詩。

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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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772年～846年）,漢族，字樂天，晚年又號香山居士，河南新鄭（今鄭州新鄭）人，我國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中國文學史上負有盛名且影響深遠的詩人和文學家，他的詩歌題材廣泛，形式多樣，語言平易通俗，有「詩魔」和「詩王」之稱。官至翰林學士、左贊善大夫。有《白氏長慶集》傳世，代表詩作有《長恨歌》、《賣炭翁》、《琵琶行》等。白居易故居紀念館座落於洛陽市郊。白園（白居易墓）坐落在洛陽城南琵琶峰。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志在兼濟， 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閒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着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着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並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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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的詩歌創作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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