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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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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逌（音攸），字彦远，东平（今山东东平县）人，北宋藏书家、书画鉴定家。靖康末，官至司业，迁徽猷阁待制，以精于鉴赏考据擅名。

人物生平

董逌，字彦远，东平人，北宋藏书家、书画鉴定家。靖康末官至司业，迁徽猷阁待制，以精于鉴赏考据擅名。著有《广川藏书志》《广川画跋》《广川书跋》《广川诗故》。

主要作品

《广川画跋》

《广川画跋》凡六卷，共收题跋一三四篇，约成书于1120年前后。由于董逌是著名的考据、鉴赏家，宋徽宗宣和时与黄伯思齐名，故全书之中考据文章十居八九，多考古画中所画故事、物象，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认为“题故事图画，应以此种为正宗，然非学有本原者不办，故后来无能效之者”。这本书不似诸多品评著作喜评绘画高下，除考据外，亦言画理、画法，其中不乏较好的见解。

题跋画作包括宫廷及私人收藏，其中以历史故事及风俗人物占多数。画跋偏重于考证评议，对作品之题材内容及物象制度多方论证，引经据典，与其他侧重艺术风格技巧之评鉴著作不同，对作品辨识也时出独特见地。如根据画中人物衣冠服饰及殿廷环境辨《萧翼赚兰亭图》为《陆羽点茶图》；根据图中细节辨《汉武帝会西王母图》为《唐武帝仙乐图》，又称《醉僧图》，所画僧人沈酣实为魏晋时僧人不守成律聚饮歌舞之写照；又指出《击壤图》中击壤不应画为击缶。其他如对《兵车图》兵车形制进行考证，跋《舞马图》论及舞马之戏的源流等，皆可见作者学识之广博。

《广川画跋》不仅能从世之所好、俗之所成论画，而且能将传统理论与创作实践相结合，对技法、风格发表深入见解。如李公麟得周昉《按筝图》，因“不遗余巧”、“媚色艳态，明眸善睐”，怀疑其形容骨相尚为不得，更何况传神写照？故持画相问：“人物丰浓，肌胜于骨，盖画者自，有所好哉？”董逌答曰：“此固唐世所尚……唐人所尚以丰肥为美，防于此时知所好而图之矣；”所论颇高。宋徽宗主持画院，专尚形似，重视法度，董逌亦讲形似与画法，但又主张兼得形、神、理，作公允持平之论。如他在肯定戴嵩画牛“妙于形似”，谓“苟失形似，便是画虎而狗者”的同时，提出“要不期于所以似者贵也”，认为“赋形出象，发于生意，得之自然”才足珍贵，而“摹取形类”，“虽寻常者犹不失”并非正途。董逌还从韩非所辨鬼神犬马之孰为难易，提出“鬼神索于理不索于形似，为犬马则既索于形似，复求于理，则犬马之工常难”的道理，在形神关系外并提一“理”，既受宋人讲理学的风气影响，又是苏轼讲“常理”的阐发。他理解顾恺之以人物为最上，次及山水、狗马、台榭而不及禽鸟：，是因为人物“以神明为胜”，但由于唐五代以来山水、花鸟画水平日高，形神论不能只限于人物，他又发“苟求其理，物各有神明”之论，并具体用于画家、作品评论中，如评李成山水、孙白画水、边鸾牡丹等，均有卓见。

对于创作经验的总结，董逌常能上升到哲学高度。《书李成画后》认为：对自然山水“生而好”之人，“积好在心，久则化之，凝念不释，殆与物忘，则磊落奇特蟠于胸中，不得遁而藏也”，“它日忽见群山横于前者”，“慢然放乎外而不可收也。”前者是表象储存，后者是灵感触发，其间又贯串着庄子技进乎道的精神，。《书百牛图后》认为人对事物的认识有“以人相见”“牛为一形”和“以牛相观”“更为异相”的差别，只有深入了解，在动静中观察事物百状，才能真正掌握事物真相，这对意欲创造真正具有艺术个性的作品，无疑有深刻的指导意义。当然，《广川画跋》毕竟是重在考证之作，其主要学术价值在此。理论上难成系统，且文字古奥，常令人有意难索之感。

《广川书跋》

《广川书跋》凡十卷。前三卷记述《父乙尊彝》《雄敦》等周代以前铜器铭文，共六十五种，第四卷记述《秦公敦铭》《诅楚文》《峄山碑》等秦代铭刻，共十种，皆详加考辨；第五卷记《古枪铭》《谷口铜莆铭》等汉代金石铭文及石刻，共二十七种；第六卷记《钟繇贺表》《皇象隶字》等魏晋南北朝至隋代碑帖三十八种，其中多数为钟繇、皇象、王羲之、王献之、智永等名家作品，北魏只收一种，隋碑二种；第七、八、九卷为唐代书法家的碑帖，共七十四种，其中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颜真卿、柳公权、张旭、怀素诸名家书法，多有收入；第十卷为五代至北宋书法家的作品，共十三种。

由于此书成书时间较早，记述比较丰富，论述亦多精当，尤其其中不少作品现已不存于世，故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此书举凡钟鼎彝器之考辨、石刻碑帖文字之订证，书家书体之流变，莫不兼而备之。而最富特色的乃是作者对书法源流和风格的点评。如跋《怀素七帖》云：“书法相传至张颠后，则鲁公得尽于楷，怀素得尽于草……旭于草字则度绝绳墨，怀素则谨于法度。”其评价公允且富有书法美学的哲理；又如跋《欧阳通别帖》云：“笔力劲险尽得家风，但微失丰浓。故有愧其父，至于惊奇跳骏，不避危险则殆无异也。”于比较之中究本钩源，且道出了各自的特色，颇得书法要领。其次，对前代遗物之考辨亦刻意精求，如跋《虎彝》篇云：“伯时《虎彝》则异《父乙尊》为虎以饰耳，非虞氏制也；昔周人追享朝享裸用《虎彝》、《雌彝》自为二器，盖周所制也。”所判充分体现了作者“刻苦务学，博极群书，讨 卫究详阅，必探本源”的治学精神。

书首有其子董莽于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题记，称乃父“或涉同异，事出疑似者，必旁证他书，使昭然易见；探古人用意之精，巧伪不能惑；察良工之所能，临摹蓐不能乱。”但其据《左传》成王有岐阳之蒐， 序定《石鼓》为成王所作，恐未必确当。又如法以纪为裂矫之国，不知其是卿非侯；以“窗中列远岫”为谢灵运之诗，而不知其为谢胱，则亦有失疏舛。然总体则古今鲜明，涉笔广博，自成一家体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