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健民 (政治学者)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叶健民
图片来自立场新闻 母校　　　　香港大学 出生　　　　1964年 性质　　　　政治学家

叶健民（Ray Yep）（1964年－）

简介

是一名香港政治学家，目前担任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与政治学系教授。主要研究范畴为中国政治经济、香港殖民统治、抗争政治等等。

早年就读香港大学，及后于牛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回港后亦有加入新力量网络、民主思路等本土智库，积极晋言。

经历

两年过去，香港步入政治新常态，从前对香港政治的假设，大部份被证明是错误的。

我们曾经认为北京始终在意一国两制这台戏，不想亲手去摧毁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假像。原因不在于对台湾有示范作用，而是中国一直渴求国际社会认同，假如把这个曾被西方各国高度赞扬为解决主权纠纷的灵活变通办法、有利维持香港经济作用的制度创新全面打破，对北京在国际舞台中的处境，有害无益。我们也因此认为与国际社会维持紧密联系、令世界高度关注香港的发展，是与北京周旋互动的重要策略。

大家也曾确信，即使中国迅速腾飞，香港依然对内地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港人曾经充满自信，认定香港在人民币国际化、内地企业国际融资、以至商品服务品质认证等环节上仍是难以替代，相信这些经济作用就是我们的护身符。我们以为北京纵然对香港情况诸多不满，也会因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始终会投鼠忌器，有所节制。

原来香港那么脆弱

即使一年前形势开始出现大变化，北京对港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不少人仍然相信香港在各个领域上的制度资产和文化程序，大概可以产生一定的屏障作用，足以减低这一股巨浪的直接冲撃。有规有矩的公务员体系、讲求自治的专业组织、坚韧成熟的传媒力量、和持平中立的司法制度是香港得以持续发展和维护个人基本自由的基石，我们以为这些经历百多年沉淀方能孕育出来的社会基础，不会轻易被第一个浪摧毁。

但二次回归，两制归零，原来在专制之前香港是那么脆弱。当中国在外交上四面受敌杯弓蛇影之际，香港作为国际城市必须具备的海外联系西方接触反而成为了负累。在政治挂帅国家安全的考虑下，毁灭香港的经济代价原来如此微不足道。曾经为香港人信任、视为程序理性守护者的政务官队伍，原来到处都是李百全。

在这种国安新常态下，每个领域的生态都出现了变化，教育界作为必须重点整顿的对象之一，自然首当其冲。相比中小学，大学也许在课程设计、人事任免、以致内部管理上，都享有较大的自主权，而国际认可对高等教育发展就更加重要。因此，要整顿高教界，理应难度较高。但当政权立定决心要肃清异见，总能遇神杀神遇佛杀佛，无人能幸免。

当大学校园成为整顿目标

变化首先出现在大学与学生关系上。学生被政权视为“黑暴”根源，大学管理层自然心领神会。二零一九年之后，差不多所有本地院校做加强了校园保安措施，任何人要进出校园要经过重重关卡，个别院校甚至索性筑起围墙，令原本对公众开放的大学变成闲人免进外人勿近。大学与学生会的伙伴关系早已寿终正寝，管理层千方百计要把这个被政权视为麻烦根源的学生代表组织活动空间减到最少。拒绝为学生会征收会费以断绝其财政来源、收回场地管理权令它无法开展活动、甚至在法律上划清界线令它失去合法地位，这些阳谋阴招就是要使热衷社会事务、敢言正直的学生难有作为。

中大学生会干事会内阁“朔夜”凌晨于校内见记者回应遭封杀事件。 大学的用人策略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近年评审机构开始重视学术界的政策影响，大学原本亦会鼓励教授们多作社会参与。各间大学收揽学生竞争剧烈，大学一直也乐于看见员工有较高的知名度和传媒曝光率，以作“生招牌”。但这些愿意走出象牙塔积极投身社会事务的学者，不少对政权抱有批判态度，普通对学生较为理解和同情。在新常态下，这些人在大学管理层心目中反而变成了一种负资产。很难想像，大学还会放他们在领导位置管理阶层。从管理角度上，在加强与内地高教系统合作为主旋律的前提下，以一个不愿意或者不敢往返大陆的人作为部门主管，又确实诸多不便。个人政治立场会升迁续约吗？问题是所谓门槛从来就可以不断移动，管理层总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去解雇任何人，很难证明完全决定是政治原因。不过至低限度，远离政治少管闲事已经成为了在大学生存的潜规则。细心看看时事评论，就会发现仍愿意发表意见的，已经寥寥可数，这个情况，在新一代学者中，尤为明显。

最关键的，自然是学术自由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仍未见大学有明言禁令，说明不准触及那些题目。大学课程内容，并没有特定的审查制度，理论上，授课老师可以全权决定怎样去教、用甚么参考文献、以至考核方式。但《港区国安法》法力无边无远弗届，课室也不是法外之地，怎样才算犯禁？如何会误触地雷？没有人可以说得准。在通讯科技发达的今天，镜头无处不在，在接收课堂讯息的，也不一定是你的学生。在举报成风人人斗左的年代下，大家都明白到头上确有一把刀，以往那种畅所欲言开放批判的课堂，已难复再。

学术自由可以维持多久？

在学术研究方面，学者还可以自主决定方向吗？这𥚃涉及两个问题：研究经费和成果发表。本地学者特别是社会科学界，研究经费主要来自研究资助局（Research Grant Council)。每项经费申请，均由专家作独立评审，其中又以海外学者为多数。公平地说，到目前为止，看不到有明显的政治审查。关于国内社会矛盾、贪腐问题、和香港社运抗争等项目获得资助的，仍有不少。但这个情况可以维持多久，没有人会很乐观。但校内的资源调配，却开始看到一种“浄化”趋势。中文大学粗暴粗结束了一直为海内外中国研究学者重视的大学服务中心，便是一例。最终的情况，可能会出现类近台湾政治学从前的发展轨迹。在威权年代，政治学者都选择迥避研究本地问题，反而埋首欧美政治制度比较，以免引起政府过度关注。离地作为一种生存办法，这也许就是对香港学者如何与威权共处的一个启示。

成果发表又是另一个难题。以往，学者唯一的考虑，是如何让更多同侪接触到自己研究成果，所以会选择最受重视的学术期刊和国际会议去发表。本来大家还以为这些纯粹学术活动，参与者都是行家，没有必要有太多顾虑。但香港科技大学李静君教授因学术会议发言遭左报连番追撃后，大家便因此变得小心谨慎。会议组织者会否太“惹火”、出席者还有甚么人、刊物是否一直被政权视为“不友善”，这些问题大家从前想都不会想，但今天不少人会对此慎重考虑。过往我们选词用句力求精准，旨在清晰表达论证逻辑和理论突破。今天，大家行文演说都小心翼翼，以免被人断章取义大造文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大专学界表面看似一切如常，真正的整顿尚未开始，但风暴已近在眼前。如何在科学研究与威权恐惧中取得平衡、怎样坚持按事实理据去创造知识启迪教化、何以能守住这一小块浄土，是香港学术界的终极挑战。新常态下，大学教授身份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责任。

影片

香港大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