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商与花农(孙骏毅)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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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商与花农》是中国当代作家孙骏毅的散文。
作品欣赏
茶商与花农
繁体字的“蘇”，上面是“草”字头，下面是“鱼”和“禾”。它能使我想到落霞孤鹜蒹葭苍苍，想到水光波影渔歌唱晚，想到柳暗花明蛙声十里。
这一个奇妙的繁体“苏”字概括了江南水乡农耕文化的特色。
白居易赞江南“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环绕虎丘山的3。5平方公里区域是典型的江南农村地区。村落精致，田块小巧，池水清澈，结庐人境。晨起，鸡鸣声中飘起袅袅炊烟，蚕娘拐个桑篮去采桑，花农花房育花忙；午后，山塘岸边的柳树下，几个花农坐在石头上歇息，一边抽着旱烟袋；黄昏，落日西斜，晚归的老牛走在狭窄的田埂上，骑在牛背上的牧童卷起柳叶笛“呜呜”吹响。
临近山塘的茶花村、虎丘村的村民，早在宋末明初时就进入了半农半工的生活状态。那时的山塘街上有上百家茶庄、泥人坊、年画坊、竹木器社，村民农闲时就进入这些作坊里打零工，以贴补家用。有窨花手艺的就被茶庄聘用为师傅，炒制花茶；有厨艺的船娘更吃香，野芳浜的十几条花船是她们施展船菜厨艺的平台；种茶花的花农，莳花、卖花则是她们的生财之道。
茶花村以“三花”（白兰、茉莉、玳玳)为主业。相传宋徽宗时的地方官朱勔因采伐“花石纲”扰民，激起民怨沸腾，失宠后被杀，其子孙就逃到山塘西面的乡村落脚，以种花垒山为生。每天清晨，从虎丘斟酌桥东堍向西直至虎丘正山门，卖花的村民聚集成一条龙，批发兼零售。还有不少卖花女索性挽个花篮进城区叫卖。她们把玳玳花、茉莉花扎成各种花球、花束，用麦秆编成小巧玲珑的花茧，内装花朵，闻之花香浓郁，满街飘香。
从清道光三年（1823）起，茶花开始用于窨制花茶，花茶远销东北、华北、华南各地。
由于三花需求量大，到1949年，虎丘乡的花农达2000余户，约10000余人。最高年产量出现在1956年，为14485担。
《姑苏志》载：“春日卖百花，更晨代变，五色鲜浓，照映市中。”说的是虎丘花农进城卖花的身影，一声声“阿要卖白兰花”的柔柔的叫卖声回荡在大街小巷里。
清代文人顾文鋐《虎丘竹枝词》云：
苔痕新绿上阶来，红紫偏教隙地栽。
四面青山耕织少，一年衣食在花开。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冰清玉洁的三花，养活了山塘周边的乡民，也是浓浓的花香浮起了他们知足常乐的笑脸。
旧时乡谚：“金山塘，银葑塘。”葑门外的乡民靠栽种“水八仙”（莲藕、孛荠、水芹、茭白、芡实、莼菜、茨菇、红菱）赚钱，山塘乡民则靠三花致富。“赚票子、造房子、娶娘子、养儿子、抱孙子”，是花农世代梦寐以求的小康生活状态。
半个世纪前的阊门外石路开有两家书场，一大半听客都是从山塘赶来听书的花农。他们笃悠悠地喝着茶，饶有兴趣地听着长篇评弹《玉蜻蜓》。书场散了，就到名店义昌福吃小笼包子。那种悠闲自得的神态没有经济基础的支撑是不可能的。
1931年夏，长江中下游地区遭遇特大水灾，旬降雨量高达290毫米，且连续暴雨数月，半个苏州城也淹在水中。当时的上海《申报》报道：“5月至8月，苏皖鲁豫诸省发生特大洪灾，江苏16县受灾面积17424平方公里，受灾户数410750户，受灾人口1035551人，迁移人口38200人，死之908人，财产损失24871118元。经洪水浩劫后，孑遗之民，无以为生，入春以来，又遭久旱，蔓青不发，民不聊生。”
山塘地区同样水漫金山，村庄被淹，乡路被断，农田、花房、花窖被毁，那一年几乎颗粒无收。大水过后，苏州《明报》是这样描述山塘乡民的：“乡民已开始劳作自救。所问者，几无饥馑之色，亦无逃荒者，人心未见惶恐之失，盖因有所积蓄而资以渡难关也。乡民皆于洪水过后整田垒房，复植茶花。”
《红楼梦》中林黛玉所写的“杏帘在望”一诗，其中有“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的句子，以此形容大多数山塘乡民知足的生活大约也不过分。因为虎丘山下盛开三朵花，即使是最贫穷的人，也不至于落到走投无路饥寒交迫的地步。《白毛女》中的黄世仁和杨白劳在这里都极为罕见。
三花的兴盛与山塘街上十几家茶庄分不开，茶铺的作坊和住家就设在与山塘街相连的杨安弄里，虎丘村和茶花村是茶铺窨制花茶的原料基地。茶铺老板以徽商居多，徽商与晋商、浙商一样，曾经是中国经济舞台上最活跃的群体。作为徽商的一支，皖南茶商小心翼翼地进入苏州城，落脚在山塘街上，租用沿河人家房子，开起了茶庄。起始是销售安徽茶叶，继而发现北方人大多爱喝花茶，山塘西侧的花农世代种植茉莉花、玳玳花、栀子花，花与茶的巧妙结合就产生了巨大商机。
古徽州有一府六县，下辖歙县、绩溪、休宁、黟县、祁门、婺源，皆为群山怀抱。经过安史之乱、靖康之耻等战乱，北方许多大族携家带口逃难到徽州落脚谋生。虽然是人穷地薄的山乡，但有新安江沟连大运河、长江，与江南富庶之地只是一艘船的距离。外出经商，成为历代徽州人的首选。当地有“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的说法。鼎鼎大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是绩溪人，13岁就孤身一人出来闯江湖了。在之前的明末清初，外出经商的徽州人更多。当时的传统茶业，已然成为先进的商品经济而蜚声大江南北，茶庄、茶铺在江南多达300多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唯一写到中国人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其祖父王槐康就是歙县茶商。开设在山塘街上的汪瑞裕茶庄，就有王氏家族的股本。清中晚期，苏州茶界把吴世美、鲍德润、汪瑞裕、吴馨记、严德茂和方裕泰等6家茶叶店推为六大名店，而这六大名店不是由徽商所开设，就是聘请了徽商当经理掌管经营。据记载，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在苏州范围内登记茶业行会的有46户，其中徽商开的茶庄达41户。徽商在山塘街（包括杨安浜）开设茶庄有9家，每家的规模在10—20人不等。在当时，徽商茶庄有个共同特点，那就是财力雄厚、货源充沛、销路畅通、服务周到，其垄断地位之后延伸到酱品、典当、米粮、木材等行业。苏州人极少喝花茶，但这里却以盛产茶花而名世，这离不开徽商的营销有方。徽州山区盛产名茶，苏州花茶便是以歙茶为原茶，配以这里所产珠兰花、茉莉花等窨制而成。
徽商何以能在富甲一方的山塘街上立足并做大做强？编撰《徽州志》的朋友专门就这个问题走访山塘旧址，查阅相关史料，最后得出徽商有这样几个经营特色：每年冬闲时花农预支部分资金，优质优购，定产定销；在华北、华南设代理商，向茶铺贷放茶银，俗称“放水养鱼”；打通漕运水路和各地关卡；注重品牌宣传，比如茉莉花茶，打的就是苏州虎丘的品牌；用品茶、展销、雇人上门推销等手段促销。
徽商中有一位叫李福的安徽宣城人，对家乡特产宣纸并不熟悉，但对茶叶销售的经络却摸得一清二楚。花茶要卖出大价钱，北方是一块大蛋糕，要从闽商、浙商嘴里抢下一块来，通过大运河或近海运输的“漕运”就是迫在眉睫的问题。走通“漕运”的路，红白两道的打点必不可少：一是要买通管辖漕运的两淮官员，二是要联络“漕帮”人物。李福通过在松江府当差的亲戚疏通，向同乡借来银子“铺路”，很快打通了由苏州“万人码头”起程，过扬州、淮安，由淮安到青州，又由青州转往京津的千里水路。他压低价钿大量收购小型花茶作坊的产品，装箱起运北方，京津茶庄里“李记”的茶叶空箱子堆积如山。他经营数十年，赚了多少银子，无人知晓。但从《宣州志·商贸卷》中对李福的简短介绍中约略可知底细：“李福，生于道光二年（1822），茶商，19岁时去苏州经商，在山塘经营花茶批发数十年。后因病归乡。之前，在故里盖宅30余间。其长子李成良嗜赌，次子李成秀吸大烟。家业败于二子。”
家大业大经不起挥霍败家，金山银山抵不过吃喝嫖赌。李福是突然从山塘老街上消失的。有人说他欠下“漕帮”船主一屁股债逃走了，有人说他教子无方，两个儿子败光了所有家当；还有人说他的老家遭了“强盗抢”跳河寻死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李福真的“人间蒸发”了，走完了从穷光蛋到暴发户到穷光蛋的人生轨迹。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像这样的外地客商，在山塘街上并非一家。 [1]
作者简介
孙骏毅，江苏作协会员，苏州姑苏区作协副主席。著有散文集《深宅蔷薇花》《黑白情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