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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间谍落网记1974年1月22日，《人民日报》刊发新华社关于北京市朝阳区民警和民兵组织成功抓捕从事间谍活动的苏联驻华大使馆外交官马尔琴柯夫妇、谢苗诺夫夫妇、科洛索夫以及中国内线李洪枢的报导《苏联间谍落网记》，同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同名连环画。
2015年，经常提供重要线索，帮助警方破获要案的北京朝阳群众的这段故事再次被提起，见证了“世界第五大王牌情报组织”的光辉历史。
基本信息
报导全文
以下是新华社1974年1月22日刊发的《苏联间谍落网记》全文内容。
我有关方面掌握的大量确凿的事实表明，在苏联当局的指使下，苏联驻华大使馆有一批人员披着各种合法外衣，滥用外交特权，进行间谍活动，猖狂地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粗暴地践踏公认的国际法准则。苏联驻华大使馆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员和苏联派遣特务分子，自以为他们躲在阴暗角落里偷偷摸摸干的见不得人的勾当无人知晓。他们太愚蠢了。他们的罪恶活动，逃不出有着高度革命警惕性的中国人民雪亮的眼睛。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五日夜晚，首都的大街上，行人已渐渐稀少。一辆灰白色的苏制伏尔加牌小轿车，从苏联驻华大使馆匆匆驶出，穿街转巷，往东北郊疾驰，在离市区约九华里的北环东路的一个阴暗处，骤然停下。从车里鬼头鬼脑钻出两个人来。这两个人，一高一矮，朝着前面约一百七十米处的西坝河桥走去。高个子手里还提着一个沉甸甸的旅行包。他们来到这座约十五米宽三十米长的桥的东北角，停了下来，左右张望，然后一前一后消失在桥下。那辆灰白色的小轿车，车号是“使01—0044”，载着一男两女，继续往西北快速离去。
这五个人就是苏联驻华大使馆一等秘书马尔琴柯夫妇、三等秘书谢苗诺夫夫妇和武官处翻译科洛索夫。他们在离开苏联大使馆的时候，煞费苦心地进行了伪装。汽车由马尔琴柯亲自驾驶，他的老婆和谢苗诺夫的老婆掩护谢苗诺夫和科洛索夫伏在汽车里面。为了在行进途中停车下人时不易被发现，他们还改装了汽车尾灯电路，踩闸时使得尾灯不亮。他们在黑夜的掩护下，匆匆去干着肮脏的间谍勾当！
秘密接头
当场拿获高个子的谢苗诺夫和矮个子的科洛索夫躲藏在桥下面。这时，已是晚上九点十分。太阳宫人民公社的田野里，一片寂静，除了附近村子里传来几声狗叫声外，只偶尔有几辆汽车从西坝河桥上驶过。
约莫二十五分钟后，桥的西头突然出现两个人影。他们在桥上徘徊了片刻以后，走到东北角的桥头，发出了对暗号的声音。然后，就钻进桥下。这两人就是苏联派遣特务李洪枢和他的同伙。据后来李犯供称，他走下桥后，谢苗诺夫两眼紧紧地望着他。李洪枢重复了接头暗号。于是谢苗诺夫就一把搂住他拥抱起来，一边还用俄语喊着：“亲爱的阿麟！”（“阿麟”是李犯同谢苗诺夫、科洛索夫对暗号时用的名字）。李洪枢随即将一个白口罩交给谢苗诺夫，这里面藏着一份用小塑料口袋密封的密写情报和按照苏联特务机关的指示退回的大头针形密写工具。谢苗诺夫就把那个沉甸甸的手提旅行包交给了李洪枢。这时，敌人以为得计，忘乎所以。但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
正当这些家伙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进行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罪恶勾当的时候，西坝河桥上空出现一道红色的信号弹。接着，升起了照明弹。我英勇的民兵同公安人员一起，从四面八方直奔西坝河桥下，“抓特务”之声响成一片。
桥下的特务、间谍分子，顿时乱成一团。谢苗诺夫见势不妙，随手将他刚才从特务分子李洪枢手中拿到的藏有密写情报的白口罩，扔进旁边的河沟里，妄图毁灭罪证。但是已经太晚了。谢苗诺夫等就在作案现场——西坝河桥下被我公安人员和民兵拿获。当场还缴获了谢苗诺夫给李洪枢的手提旅行包，被谢苗诺夫扔掉的白口罩，也为我机智的民兵在河沟里捞起。
人赃俱在
罪证确凿
谢苗诺夫等被当场拿获，惶恐万状，浑身打颤。人们发现，原来这两个苏联间谍分子作贼心虚，在作案前都化了装。谢苗诺夫在他的西服外面罩上了一件蓝色的中国普通棉大衣，科洛索夫则身穿一套蓝色中国制服，头戴一顶蓝色单帽，脚穿一双黑布鞋。两人都戴着大口罩。
愤怒的人群纷纷质问道：“你们是什么人？”谢苗诺夫慌张地用结结巴巴的中国话回答：“我是苏联大使馆的。”随即从口袋里掏出他的外交官身份证。人们更加愤怒地大声质问：“你们是苏联大使馆的，深更半夜，跑到郊区这个桥下面干什么？”面如土色的苏联间谍分子不知所措，无言以对。
公安人员和民兵当场在间谍分子面前，打开谢苗诺夫交给李洪枢的手提旅行包，里面是一个用深灰色间白色的毛毯裹住的大包。包里有两个长方形的蓝色袋子，袋里有一部由快速收发报机组成的小型电台（这部电台分装在两个黄色的金属盒里，盒盖上漆有一个红“十”字和“为人民服务”字样，作为伪装），一张关于如何架设天线的示意图，苏联特务机关为其派遣特务李洪枢规定的一张电台联络频率时间表及联络方法，一张紧急联络用的频率时间表，苏联特务机关给李洪枢等的一封密写“指示信”，一份在中国秘密建立反革命组织的纲领，两封反动信件，两瓶密写显影药，八包用来保护收发报机的防潮粉，一张苏修特务机关伪造的我边境空白通行证和一份指示如何填写伪造通行证的样本，以及特务活动经费人民币五千元，北京市布票和粮票、面票，等等。真是人赃俱在，罪证确凿。 苏联间谍分子无可抵赖，不得不低下头来。这一切都被摄入了镜头。
就在这个时候，马尔琴柯驾驶那辆挂着“使01—0044”牌的灰白色伏尔加牌小轿车，带着他的老婆和谢苗诺夫的老婆，又疾驶而来。这是准备接走谢苗诺夫和科洛索夫的。我公安人员当即将它截住，并将这三个苏联间谍分子拘留起来。
间谍活动
长期以来，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为了颠覆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不断地派遣特务间谍潜入我国，进行搜集情报、建立反革命组织等颠覆破坏活动。这次被捕获的李洪枢就是由苏联军事情报机关在一九七二年六月派遣来的特务。
据李犯供称，他是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从特务电台里收到苏修特务机关的“指示”，按照它的规定，在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五日上午九点多钟用微型无线电信号机向苏联驻华大使馆发出信号，取得联系，并在当天晚上九时半至十时间去西坝河桥下，同苏联驻华大使馆的人员秘密接头，接收一部新的特务电台和其它间谍用品，同时递交情报。
对特务分子李洪枢的审讯表明，这次在西坝河桥下被我缴获的间谍用品和活动经费等，还只是经由苏联驻华大使馆提供给他进行特务活动的用品和经费中的一部分。
李犯还供称，他除了通过特务电台直接接受苏修特务机关的“指示”和直接为苏修特务机关提供情报外，还多次通过苏联驻华大使馆秘密转交密写情报和接受苏修特务机关的密写“指示信”。在这些信里，苏修特务机关多次指示他进行各种间谍破坏活动。在这次缴获的“指示信”中，就给李犯规定了在北京同苏联驻华大使馆间谍分子传递情报和交接特务工具的四处秘密点，对他提出了搜集我党政军等方面情报的具体要求，还要他在领取新的电台后“要保证稳定的通讯联络”，等等。
我有关方面掌握的大量确凿的事实表明，在苏联当局的指使下，苏联驻华大使馆有一批人员披着各种合法外衣，滥用外交特权，进行间谍活动，猖狂地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粗暴地践踏公认的国际法准则。苏联当局最近还口口声声要同中国“建立正常而良好的关系”，难道你们就是这样来建立正常而良好的关系的吗？
苏联驻华大使馆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员和苏联派遣特务分子，自以为他们躲在阴暗角落里偷偷摸摸干的见不得人的勾当无人知晓。他们太愚蠢了。他们的罪恶活动，逃不出有着高度革命警惕性的中国人民雪亮的眼睛。
事实上，无论是派遣特务李洪枢的反革命活动，还是苏联驻华大使馆一些人员的间谍活动，都早已为中国人民所觉察。因此，当他们在一月十五日晚上进行肮脏的反革命勾当时，就无一漏网地被我当场拿获。
马尔琴柯、谢苗诺夫、科洛索夫等五名苏联间谍分子，已于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九日被我国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并于当天被立即驱逐出境。对背叛祖国、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效劳的特务分子李洪枢等，正在继续审讯中。这是对苏联政府和苏联驻华大使馆的严正警告，如果他们胆敢继续在中国进行这种罪恶活动，他们必将自食其果，绝没有好下场！[2]
案件背后
李洪枢其人
李洪枢，黑龙江省双鸭山人。按他的说法，他当年的偷渡，属于“探亲”。假如他的家不在边界，他可能想不到会去做越境这种事，此其一。其二，假如他的哥哥嫂嫂小侄子早几年没有偷越边境跑到苏联那边去的话，他可能也不会因为想“探亲”而产生偷越的念头。
他为自己卖国叛变给苏修当间谍找的理由是，因为他的亲人在苏修手中，他们成为间谍机构对他最致命的要挟。假如他不死心塌地为苏修谍报机关服务，就等于把自己的亲人们置于了死地。
从人性的角度考量，这个理由可以成立。
当年，偷渡者实施偷渡的原因各种各样。有在国内触刑犯罪的，有家庭出身不好受到歧视的，有在国内受到政治迫害的；还有许多知青，原来心里所具有的那种红卫兵的狂热逐渐冷却，理想幻灭，一部分人开始对现实不满，发生偷渡（在那时叫做叛逃）。这种偷渡，在中国的南北方边境均有。南方多逃往香港或缅甸，在北方或西部则是逃往前苏联。
无论李洪枢的理由是否成立，事实上，只要他跨出偷渡那一步，当年无不以叛国投敌论处。
那一年，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联方面组织了上万人的游行队伍，轮番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门前示威。他们手举标语，高呼口号，砖头、墨水瓶、臭鸡蛋，像雨点一样向使馆投去，大使馆主楼和两侧的宿舍楼一至三层的玻璃窗几乎全被砸碎，有的地方四层楼的玻璃窗也被石块击破，墨水瓶从窗口飞进房间和办公室，地板上洒满墨水。大使馆的墙壁五颜六色，涂满辱骂中国的口号、漫画和斑痕累累的墨水，使馆门口的院落内扔满了石块、酒瓶和标语牌。
1971年，大使馆决定以刘新权大使的名义举行电影招待会，邀请苏联外交部有关人员于2月9日到使馆观看现代革命京剧《智取威虎山》。邀请信发出后，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很快答复，届时苏方将以副外长罗吉昂诺夫为首出席电影招待会。使馆得到苏方答复后，便积极准备。但2月6日，苏联《消息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点名攻击《智取威虎山》。使馆经请示我国外交部，决定取消这次招待会。9日，即拟举行电影招待会的当天，外交部电复同意使馆意见。大使馆随即通知苏联外交部：鉴于苏方《消息报》发表文章对我进行攻击，大使馆决定取消当天的电影招待会。11日，大使馆根据国内指示，再次采取外交行动，向苏联外交部递交备忘录，指出：苏方这种做法是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大使馆的政治挑衅，这不利于两国关系正常化。
此后，中苏外交层面上摩擦屡屡发生且不断上升。
在外交摩擦的同时，另一个层面的拉锯也在紧锣密鼓地秘密进行。
最初，苏联从来自中国的偷渡者口中，得到过有关中国方面的一些情报。如地方党政组织结构、人员名单、军队驻地以及驻军情况等等。苏联人根据不同情况对这些偷渡者采取三种不同的处理方法：一、遣返回国。这部分人大多毫无利用价值。二、收留定居。这多是一些逃过去的中俄混血儿，或是我地方党政干部。三、任用为间谍。经过物色和审查，再经长时间的考验考察，对少部分偷渡人员进行技术、体能、野外生存和自救等全能训练，使他们具备作为间谍被派遣回国的所有技能，比如收发报、射击、格斗，甚至细到具有相当的医疗自救能力。
但无论苏联间谍机关或李洪枢本人都没有想到，在我反间谍机关的严密监控下，李洪枢在被派遣回国刚刚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便被秘密逮捕了。
也就是说，作为间谍的李洪枢，早在1974年西坝河桥头被捕之前，已被我安全机关抓获。
考虑到苏联间谍机关尚不知李洪枢已被密捕的事实，在当时中央高层的决策部署指挥下，决定争取逆用李洪枢来钓苏联间谍机构的胃口。
但开始并不顺利。李洪枢此人很难争取，他以沉默抗拒着对他的任何争取，以沉默表达着他的不配合。在这期间，李洪枢甚至偷偷逃跑过一次。
逃跑途中，他给苏联大使馆打过一个求救电话，可是，不知什么原因，苏联大使馆没把他的求救当回事儿。也或许是没有听明白；或是接电话的人是打扫卫生的，那打扫卫生的人打扫完就把接听到的电话也当成垃圾一块丢掉了；更或许是他打错了电话！
总之，是失误使李洪枢的人生命运得以改写。
李洪枢在高粱地里被再次抓获。而被抓获的李洪枢并没有及时交代他曾向苏联大使馆打过一个电话……
李洪枢案子重大到中央领导亲自指挥
中央对李洪枢案子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之所以重视是因为李洪枢还有极重大的政治价值。重大到是周恩来总理在亲自指挥。专案的规格之高也是新中国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专案组的组长是解放军的中将李震，副组长是解放军少将时一之，成员有于桑、刘复之、吴德（北京市市委书记）、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刘传新（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成诚（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
时值1973年。这一年，林彪事件给中国的政治天空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
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后，中央开会，给向林彪表过忠心、上过林彪贼船的人以坦白交代的机会。主动坦白交代了的，中央既往不咎。而李震是向林彪表过忠心的，他当时还没有完全的心理准备来面对林彪事件。最终，没有办法面对这人生噩梦的李震跑到防空洞里，上吊自杀了！
可是，无论局面多么复杂，李洪枢的案子还在继续搞下去。
对于搞间谍的人，最大的心理障碍可能就是信任危机，不相信任何人，也不被任何人所相信。站在李洪枢的角度想一想，既然没有人会轻信一个投敌叛国的人，他又该和谁去谈合作呢？
所以，信任，是争取李洪枢配合工作的唯一途径。专案组成员吃住都和李洪枢在一起，他们把李洪枢就当作自己的一个“同志”，办案的所有人员对李洪枢都不许深怀敌意，当着李洪枢的面，谁说话都不可以吞吞吐吐，神神秘秘，那样便会造成新的隔膜，当然对李洪枢不可能当成真正的革命同志，不可能什么都不避讳，只是不要让他感觉到。
大家一块吃，一块喝，一块打扑克，一块开玩笑，一块聊天。表面上看，的确是跟李洪枢打成一片的样子。 渐渐的，李洪枢不像先前那么敌对、紧张、戒备，偶尔大伙说笑，他也跟着笑一笑。但，李洪枢是一个不大爱说话的人，大部分的时候，他坐在一个角落里，心事很重的样子。专案组成员并不去管他，他们只是暗中观察，做到心中有数，大家都明白，李洪枢必得经过一番又一番的自我斗争和自我折磨才能跨出合作的那一步。
而李洪枢时好时坏。有时，不知他想起什么来，不吃，不喝，也不跟着玩了。甚至顶起牛来，这也不干那也不干。 那个时期，所有的情况都要向总理及时报告的。总理总是及时批复，“同意，对李洪枢继续采取感化政策。”总理看报告之细细到连一个标点符号错了也要给他们改过来。 当李洪枢终于在专案组的感化下有了良好转变后，为了麻痹苏方特务组织，他们请示总理，先让李洪枢向苏联特务机构发一些真真假假的情报以迷惑苏方。 比如谁谁谁要当国防部长，此消息三天后见报，三天前让李洪枢作为情报发出去，虽然三天后这情报变得没有任何价值了，但能于事前探到中方最高层的任命机密，最起码证明李洪枢还是能力非凡的。苏联的情报机构也会甄别，所以不给他们一点真格的东西，就会使李洪枢失去价值。
当然也会选一些故作神秘的东西发过去。比如东北某地近期突然隆起了一个土包，疑是军事工事或什么基地。还有部队的调动，苏方从别的途径有探到部队的调动情报，但不知怎么调动，我们有时也编些虚虚实实真真假假诱他们一把。 报告的程序先是到总理那儿，总理批完同意给叶帅，叶帅也批同意又批给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 “四人帮”会在报告上提出各种各样的疑问，最后报告回到总理那儿，总理最后批复“不妨一试”。 专案组成员能感觉那笔墨是很带着几分恼和气的。无论那报告上有多少人批，他们总是以总理的批示为准。 有了总理的批示，专案组便带着李洪枢坐一天一夜的火车奔黑龙江的甘南县。情报在北京发，专案组成员觉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发过去的情报如果不起效，那不把前面的工作全废了吗？选择甘南，那儿离苏联近，也是当初李洪枢跟苏方约定的碰头点。虽然长途跋涉有些冒险，还要防止路上李洪枢逃跑或是其他什么变故。但为了确保效果，专案组成员们不惜长途跋涉也要把事情做到最好。 随着工作的深入，专案组成员们确实看到了效果：苏联间谍机构指令李洪枢于1974年1月15日晚8点半，在北京东郊西坝河桥下等候接头，接头人将送给他新的电台、密码、密写工具、手抢、联络时间表以及活动经费等。 专案组把情况写成报告送总理，总理说，可以破案。所谓放长线钓大鱼，这就是大鱼了！ 大功终于告成 破案前，专案组成员们个个感受到内心从未有过的紧张。他们反复去接头地点周围转悠。当年的西坝河一派荒凉，白天晚上都看不见几个行人。 专案组将破案力量分成三个包围圈，最外围的为第一包围圈，是保卫骨干；第二包围圈是侦查人员；第三包围圈是卫戍部队。 执行任务当天，专案组成员提前就将西坝河一带秘密封锁了，周围零星的几家住户，只准进不准出，住户家中的狗事先都被喂了酒馒头，醉倒了塞到了床底下。 按照事先的约定，一看见对方进来，第一包围圈就发信号弹。 可是，接头的时间9点30分已过，没有任何动静。 专案组成员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逝着，紧张得手心里捏着把汗啊，是暴露了？为什么敌人没有按照约定的时间到呢？ 9点40分了，还是不见动静。 9点45分，信号弹在天空上划了一道弧线，专案组成员们被悬在半空中的心总算落下来了。 就见一辆汽车进了包围圈，那汽车的后尾灯和车牌号都被糊上了。 车是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车，车上坐着苏联大使馆一等秘书维·伊·马尔琴柯夫妇，三等秘书尤·阿·谢苗诺夫夫妇及其武官处翻译阿·阿·科洛索夫。 在车上当场查获了交接情报、文件、电台、联络时间表、密写工具和伪造的边境通行证等间谍用品，以及活动经费等。真乃人赃俱获，罪证确凿。 中国外交部急电通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要求大使馆做好应急准备，防止对方报复。 1974年1月15日，我驻苏大使馆处于戒备状态。 随即，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并于1月19日宣布维·伊·马尔琴柯夫妇，尤·阿·谢苗诺夫夫妇和阿·阿·科洛索夫为不受欢迎的人，立即驱逐出境。 报复果然随之而来。1月19日，中国驻苏使馆随员关恒广乘火车回国，途经伊尔库茨克时，突然上来几名苏联特务，直奔关恒广所乘车厢，以从事间谍活动为名，将关恒广绑架。接着苏联把关恒广从伊市押送到莫斯科，宣布他是不受欢迎的人，限期离开莫斯科。 关恒广离开莫斯科时，以刘大使为首的大使馆主要官员到机场送行。刘大使把一朵大红花戴在关恒广胸前。苏联和各国记者“啪啪”拍照，并把话筒对着刘大使，请他发表讲话。刘大使对着话筒慷慨陈词，强烈抗议苏联特务对关恒广的迫害，赞扬他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 案子轰动了全世界！ 苏联克格勃一向活动猖狂，许多国家都怕它，更有许多小的国家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不敢怒也不敢言，中国带头这么一整，好多国家跟着驱逐苏联特务，苏联克格勃在世界范围内遭到重创。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苏联克格勃都没敢活动。他们总结经验，找教训，想弄清楚到底是怎么暴露的。 总理最大限度地替李洪枢着想，为李洪枢保密。当时还有一个细节，因为此案涉及到苏方使馆人员，破案过程中专案组请示总理要不要跟外交部报告，总理说，不用，只要你们打响了，给我报告，这些事都由我来处理。
当大功终于告成，专案组向总理报告时，总理说，你们立了一大功，李洪枢也立了一大功。
许多年过去了，可是关于“苏联派遣特务李洪枢”的报道，还是只能看到当年官方最简明扼要的那么一个报道。李洪枢这个名字从此终止于那个年代的那卷案宗里。
为李洪枢更名改姓，让他安定安全地生活下去，跟那个叫“李洪枢”的人再无瓜葛，是总理的一份心愿。也是在周总理的关怀和安排下，此后的李洪枢，是以另一个名字，另一种身份，在北京的一家工厂上班，后又娶妻生女，一直安稳健康地生活着。[3]